五度中毒、隻履西歸
聖賢的應世，都為濟物利生而立誌。但聖賢的事業，都從艱危困苦中而樹立，甚至賠上自己的性命，也是意料中事。達摩大師看到當時印度佛教文化，已經不可救藥，看到中國有大乘氣象，可以傳佛心法，所以他便航海東來，在中國住了九年。而且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大半時間還是終日默然在少林寺麵壁而坐。如此與世無爭，為什麽還有些人想盡辦法要謀害他?這是所為何來呢?
有一次，某大學一位哲學研究所的學生問我：“學禪學佛的人，起碼是應該看空一切。為什麽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為了衣缽，還要猶如避仇一樣地逃避爭奪的敵對派?這樣看來，又何必學佛修禪呢?”這與達摩大師來傳禪宗心法，為什麽還有人要五、六次謀害他，都是同一性質的問題。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號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本來就有這樣醜陋而可怕的一麵。古語說“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文人千古相輕”，爭端永遠不息。這所謂的文人，同時還包括了藝術等近於文學的人和事。其實，豈但“文人千古相輕”，各界各業，乃至人與人之間，誰又真能和平地謙虛禮讓呢?所以“宗教中千古互相敵視”，“社會間千古互相嫉恨”，都是司空見慣，中外一例的事。人就是這樣可憐的動物，它天生具有妒嫉、仇視別人的惡根。倘使不經道德學問的深切鍛鍊與修養，它是永遠存在的，隻是有時候並未遇緣爆發而已。況且還有些專講仁義道德和宗教的人，學問愈深，心胸愈窄，往往為了意見同異之爭，動輒意氣用事，乃至非置人於死地不可。佛說“貪、嗔、癡、慢、疑”五毒，是為眾生業障的根本。妒嫉、殘害等心理，都是隨五毒而來的無明煩惱。道行德業愈高，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包括了這個道理。印度的禪宗二十四代祖師師子尊者，預知宿報而應劫被殺。後世密宗的木訥(ne4)尊者，具足六通，也自甘為嫉者飲毒而亡。此外，如耶酥的被釘十字架;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飲毒受刑;孔子困於陳、蔡，厄於魯、衛之間，其所遭遇的艱危困頓，唯僅免於死而已。達摩大師最後的自願飲毒，對證他所昭示的“四行”的道理，可以說他是“心安理得”，言行如一。後來二祖神光的臨終受害，也是依樣畫葫蘆。
其次，關於達摩大師的下落，在中國禪宗的史料上，就有好幾種異同的傳說，最有名的便是“隻履西歸”的故事。據宋本《傳燈錄》祖師及西來年表的記載，當粱大通二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達摩大師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自甘中毒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即世俗人之墳墓)於定林寺。記雲：
“北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蔥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dai4:等到，達到)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唯空棺，一隻草履存焉。”
其次，僧念常著《佛祖歷代通載》，關於達摩大師的生死問題，曾有論曰：“契嵩明教著《傳法正統記》稱達摩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壽固不可以世情測也......”但念常的結論，對於明教法師的論述，並不謂然。如雲：“故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際，印塵劫於瞬息，洞剎海於毫端，直下承當，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入此門來，不存知解者也。烏有動靜去來彼時分而可辯哉!”
又：盛唐以後，西藏密教興盛。傳到宋、元之間，密宗“大手印”的法門，普遍宏開。而且傳說達摩大師在中國“隻履西歸”以後，又轉入西藏傳授了“大手印”的法門。所以認為“大手印”也就是達摩禪。禪宗也就是大密教。
至於《高僧傳》，則隻寫出了達摩大師自稱當時活了一百五十歲。
總之，這些有關神通的事情，是屬於禪與宗教之間的神秘問題，姑且存而不論。因為禪宗的重心“隻貴子正見，不貴子行履”。神通的神秘性，與修持禪定工夫的行履有關，所以暫且略而不談。南北朝時代的中國禪與達摩禪北魏齊粱之間佛學與佛教發展的大勢
中國的歷史，繼魏晉以後，就是史書上所稱的南北朝時代。這個時代從東晉開始，到李唐帝業的興起，先後約經三百年左右，在這三百年間，從歷史的角度，和以統一為主的史學觀念來說，我們也可稱之為中國中古的“黑暗時期”，或“變亂時期”。而從人類世界歷史文化的發展來說，每個變亂的時代，往往就是文化、學術思想最發達的時代。或是時代刺激思想而發展學術;或由思想學術而反激出時代的變亂，實在很難遽(ju4:急，倉猝)下定論。因為錯綜複雜的因素太多，不能單從某一角度而以偏概全。現在僅從禪宗的發展史而立論，除了已經提出在北魏與粱武帝時代的達摩禪傳入中國以外，還必須先了解當時在中國佛教中的中國禪等情形，然後綜合清理其間的種種脈絡，才能了解隋、唐以後中國禪宗興起的史實。
人盡皆知達摩大師初來中國的動機，是他認為“東土震旦，有大乘氣象”。因此渡海東來，傳授了禪宗。我們從歷史上回顧一下那個時期中國佛教的情形，究竟是如何的有大乘氣象呢?現在先從東晉前後的情勢來講。
關於翻譯佛經：著名的有鳩摩羅什、佛陀耶舍、佛馱跋陀羅、法顯、曇無竭等聲勢浩大的譯經事業。由東晉到齊、粱之間，先後相繼，其中約有三十多位大師為其中心，盡心致力其事。
關於佛學義理的高深造詣：著名的有朱士行、康僧淵、支遁、道安、曇翼、僧睿、僧肇、竺道生、玄暢等，而先後相互輝映的輔佐人士，約三百人左右。
至於其中首先開創宗派，成為中國佛教的特徵的，就是慧遠法師在廬山結立白蓮社，為後世中國淨土宗的初祖。
此外，以神異(神通)作為教化的，先後約三十人左右。其中東晉時期的佛圖澄、劉宋的神僧懷度等，對於當代匡時救世之功，實有多者。至於其他以習禪、守戒，以及以從事宣揚佛教的各種活動而著名於當世的，先後約有一百二、三十人。但以上所說，隻是對當世佛教中的西域客僧，與中國的出家僧人而言。有關比丘尼(出家的女眾)、帝王、將相、長者、居士，以及一般林林總總的信奉者，當然無法統計。唯據史稱粱天監八年，即北魏永平二年間(公元五0九年)的記載，可以窺其大略。
“時佛教盛於洛陽(魏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居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岩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乘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北魏宣武年號)，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僧眾二百萬。”
但是南朝由宋、齊、粱所建立的佛寺，以及度僧出家的人數，還不在此限，也無法詳細統計，如據《高僧傳》等記載，粱武帝對達摩大師說：“月+關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雖然言之過甚，但以粱武帝的作風來說，當然是很多很多。後來中唐時代詩人杜牧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也隻是指出鄰近於金陵、揚州一帶，江南的一角而已，並不涉及黃河南北與大江南北等地。從以上所例舉的情形，對於當時的佛教和佛學文化的發展趨勢，足以看出它聲勢的浩大，影響朝野上下，無所不至。
聖賢的應世，都為濟物利生而立誌。但聖賢的事業，都從艱危困苦中而樹立，甚至賠上自己的性命，也是意料中事。達摩大師看到當時印度佛教文化，已經不可救藥，看到中國有大乘氣象，可以傳佛心法，所以他便航海東來，在中國住了九年。而且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大半時間還是終日默然在少林寺麵壁而坐。如此與世無爭，為什麽還有些人想盡辦法要謀害他?這是所為何來呢?
有一次，某大學一位哲學研究所的學生問我：“學禪學佛的人，起碼是應該看空一切。為什麽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為了衣缽，還要猶如避仇一樣地逃避爭奪的敵對派?這樣看來，又何必學佛修禪呢?”這與達摩大師來傳禪宗心法，為什麽還有人要五、六次謀害他，都是同一性質的問題。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號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本來就有這樣醜陋而可怕的一麵。古語說“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文人千古相輕”，爭端永遠不息。這所謂的文人，同時還包括了藝術等近於文學的人和事。其實，豈但“文人千古相輕”，各界各業，乃至人與人之間，誰又真能和平地謙虛禮讓呢?所以“宗教中千古互相敵視”，“社會間千古互相嫉恨”，都是司空見慣，中外一例的事。人就是這樣可憐的動物，它天生具有妒嫉、仇視別人的惡根。倘使不經道德學問的深切鍛鍊與修養，它是永遠存在的，隻是有時候並未遇緣爆發而已。況且還有些專講仁義道德和宗教的人，學問愈深，心胸愈窄，往往為了意見同異之爭，動輒意氣用事，乃至非置人於死地不可。佛說“貪、嗔、癡、慢、疑”五毒，是為眾生業障的根本。妒嫉、殘害等心理，都是隨五毒而來的無明煩惱。道行德業愈高，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包括了這個道理。印度的禪宗二十四代祖師師子尊者，預知宿報而應劫被殺。後世密宗的木訥(ne4)尊者，具足六通，也自甘為嫉者飲毒而亡。此外，如耶酥的被釘十字架;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飲毒受刑;孔子困於陳、蔡，厄於魯、衛之間，其所遭遇的艱危困頓，唯僅免於死而已。達摩大師最後的自願飲毒，對證他所昭示的“四行”的道理，可以說他是“心安理得”，言行如一。後來二祖神光的臨終受害，也是依樣畫葫蘆。
其次，關於達摩大師的下落，在中國禪宗的史料上，就有好幾種異同的傳說，最有名的便是“隻履西歸”的故事。據宋本《傳燈錄》祖師及西來年表的記載，當粱大通二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達摩大師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自甘中毒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即世俗人之墳墓)於定林寺。記雲：
“北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蔥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dai4:等到，達到)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唯空棺，一隻草履存焉。”
其次，僧念常著《佛祖歷代通載》，關於達摩大師的生死問題，曾有論曰：“契嵩明教著《傳法正統記》稱達摩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壽固不可以世情測也......”但念常的結論，對於明教法師的論述，並不謂然。如雲：“故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際，印塵劫於瞬息，洞剎海於毫端，直下承當，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入此門來，不存知解者也。烏有動靜去來彼時分而可辯哉!”
又：盛唐以後，西藏密教興盛。傳到宋、元之間，密宗“大手印”的法門，普遍宏開。而且傳說達摩大師在中國“隻履西歸”以後，又轉入西藏傳授了“大手印”的法門。所以認為“大手印”也就是達摩禪。禪宗也就是大密教。
至於《高僧傳》，則隻寫出了達摩大師自稱當時活了一百五十歲。
總之，這些有關神通的事情，是屬於禪與宗教之間的神秘問題，姑且存而不論。因為禪宗的重心“隻貴子正見，不貴子行履”。神通的神秘性，與修持禪定工夫的行履有關，所以暫且略而不談。南北朝時代的中國禪與達摩禪北魏齊粱之間佛學與佛教發展的大勢
中國的歷史，繼魏晉以後，就是史書上所稱的南北朝時代。這個時代從東晉開始，到李唐帝業的興起，先後約經三百年左右，在這三百年間，從歷史的角度，和以統一為主的史學觀念來說，我們也可稱之為中國中古的“黑暗時期”，或“變亂時期”。而從人類世界歷史文化的發展來說，每個變亂的時代，往往就是文化、學術思想最發達的時代。或是時代刺激思想而發展學術;或由思想學術而反激出時代的變亂，實在很難遽(ju4:急，倉猝)下定論。因為錯綜複雜的因素太多，不能單從某一角度而以偏概全。現在僅從禪宗的發展史而立論，除了已經提出在北魏與粱武帝時代的達摩禪傳入中國以外，還必須先了解當時在中國佛教中的中國禪等情形，然後綜合清理其間的種種脈絡，才能了解隋、唐以後中國禪宗興起的史實。
人盡皆知達摩大師初來中國的動機，是他認為“東土震旦，有大乘氣象”。因此渡海東來，傳授了禪宗。我們從歷史上回顧一下那個時期中國佛教的情形，究竟是如何的有大乘氣象呢?現在先從東晉前後的情勢來講。
關於翻譯佛經：著名的有鳩摩羅什、佛陀耶舍、佛馱跋陀羅、法顯、曇無竭等聲勢浩大的譯經事業。由東晉到齊、粱之間，先後相繼，其中約有三十多位大師為其中心，盡心致力其事。
關於佛學義理的高深造詣：著名的有朱士行、康僧淵、支遁、道安、曇翼、僧睿、僧肇、竺道生、玄暢等，而先後相互輝映的輔佐人士，約三百人左右。
至於其中首先開創宗派，成為中國佛教的特徵的，就是慧遠法師在廬山結立白蓮社，為後世中國淨土宗的初祖。
此外，以神異(神通)作為教化的，先後約三十人左右。其中東晉時期的佛圖澄、劉宋的神僧懷度等，對於當代匡時救世之功，實有多者。至於其他以習禪、守戒，以及以從事宣揚佛教的各種活動而著名於當世的，先後約有一百二、三十人。但以上所說，隻是對當世佛教中的西域客僧，與中國的出家僧人而言。有關比丘尼(出家的女眾)、帝王、將相、長者、居士，以及一般林林總總的信奉者，當然無法統計。唯據史稱粱天監八年，即北魏永平二年間(公元五0九年)的記載，可以窺其大略。
“時佛教盛於洛陽(魏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居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岩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乘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北魏宣武年號)，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僧眾二百萬。”
但是南朝由宋、齊、粱所建立的佛寺，以及度僧出家的人數，還不在此限，也無法詳細統計，如據《高僧傳》等記載，粱武帝對達摩大師說：“月+關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雖然言之過甚，但以粱武帝的作風來說，當然是很多很多。後來中唐時代詩人杜牧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也隻是指出鄰近於金陵、揚州一帶，江南的一角而已，並不涉及黃河南北與大江南北等地。從以上所例舉的情形，對於當時的佛教和佛學文化的發展趨勢，足以看出它聲勢的浩大，影響朝野上下，無所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