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魏晉南北朝時代三百年間，由於變亂相仍，戰伐不已，凡有才識之士，大都傾向於當時名士陶淵明的高蹈避世路線。同時又適逢佛學開始昌明，因此就將悲天憫人的情緒，統統趨向於形而上道的思想領域。所以佛教中的人才，大多都是當時英華秀出的俊彥之士。次如立身從政，而又“危行言遜”的文人學士，名重當時而足以影響學術思想者，如齊、粱之間的範雲、沈約、任日+方、陶弘景、謝月+出、何點、何胤、劉(三力+思xie2:通協)等人，都與佛學結有不解之緣。齊粱之間中國的大乘禪
佛學的主旨，重在修證。而修證的方法，都以禪定為其中心。自東晉以來，因佛圖澄等人屢示神異為教化，並又傳譯小乘禪觀等的修持方法。修習禪定，對於一般從事佛學研究和信仰佛教者，已經成為時髦的風氣。後來又因譯經事業的發達，許多英華才智之士，吸收佛學的精義，融會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漸已開始形成中國大乘佛學的新麵目，因此達摩大師從印度東來之前曾說：“東土震旦，有大乘氣象。”這並非完全是憑空臆測之語。即使達摩大師不來中國傳授禪宗，如果假以時日，中國的禪道亦將獨自形成為另一新興宗派，猶如東晉時期的慧遠法師，獨立開創淨土宗一樣。這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道理。例如在齊、粱之際，當達摩大師東來之前，中國本土大乘禪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便是寶誌和尚、傅大士、慧文法師等三人，而且他們的言行，對於隋、唐以後新興的禪宗與其他宗派--如天台、華嚴宗等，都有莫大的影響。中國大乘禪的初期大師
寶誌禪師，世稱誌公和尚，據粱釋慧皎所撰《高僧傳》的記載，原名保誌。
“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師事沙門僧儉為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起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跡，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chen4:迷信的人指將來要應驗的預言、預兆)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
又據《五燈會元》等所載：
“初，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發而徒跣(xian2:跣足，光著腳)，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天監二年，粱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總之，誌公在齊、粱之際，以神異的行徑，行使教化，這是他處亂世行正道，和光同塵的逆行方式，正如老子所說“正言若反”的意義一樣。而他對於大乘佛法的正麵真義，卻有《大乘贊》十首、《十二時頌》與《十四科頌》等名著留傳後世。尤其《十四科頌》中，對於當時以及後世的佛學思想，與佛法修證的精義，充分發揮了中國佛學的大乘精神。我們在千載以後讀之，已經習慣成自然，並不覺得怎樣特別，但對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和佛學的觀念來說，卻是非常大膽而富有創見的著作，的確不同凡響。其中他所提出的十四項“不二法門”的觀點，影響隋、唐以後的佛學和學術思想，實在非常有力。也可以說，唐代以後的禪宗，與其說是達摩禪，毋寧說是混合達摩、誌公、傅大士的禪宗思想，更為恰當。因文繁不錄，但就誌公《十四科頌》的提示，便可由此一斑而得窺全豹。(一)菩提煩惱不二。(二)持犯不二。(三)佛與眾生不二。(四)事理不二。(五)靜亂不二。(六)善惡不二。(七)色空不二。(八)生死不二。(九)斷除不二。(十)真俗不二。(十一)解縛不二。(十二)境照不二。(十三)運用無礙不二。(十四)迷悟不二。
以上所舉誌公《十四科頌》的提綱，雖然沒有完全抄錄內容，但他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當時佛學界的重要問題。因為漢末到齊粱之間，大乘佛學的內容，沒有完全翻譯過來，大多都是根據小乘佛學的觀點，還未融會大小乘佛學的真諦。總之，當齊、粱之際，在誌公之前，中國本土的學者，極少有人能融會佛學的大乘義理與禪定的修證工夫，而知行合一的。但從誌公、傅大士、慧文法師以後，那就大有不同了。
因此，如果要講中國禪的開始和禪宗的發展史，就應當從誌公等人說起。但誌公遭逢亂世，同時中國禪的風氣尚未建立，因故意裝瘋賣傻，而以神秘的姿態出現。就如他的出生與身世，也都是充滿了神秘的疑案。到了南宋以後，杭州靈隱寺的道濟禪師，他的作風行經，也走此路線，世稱“濟公”。後人景慕他的為人，把他的傳聞事跡，在明、清以後，還編成了小說，稱為《濟公傳》，普遍流行，深受一般社會的歡迎。《濟公傳》中許多故事，就是套用誌公的事跡，混合構想而編成的。至於以神異行化的作用何在，我認為粱釋慧皎法師著作《高僧傳》的評論，最為恰當。如雲：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誇強、催侮(wu2:欺負，輕慢)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禦寶，則善信歸降;竦(song2:恭敬;同‘悚’)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湣(min2:同‘憫’的憂愁之意)播遷，中州寇盪，竇羯(jie2: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亂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凶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di2：箭頭)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ye4:古地名，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借密咒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qi2:年老)域、涉公、懷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bian2:埋葬)後空槨(guo2:棺材外麵套的大棺材。);靈跡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謀僭(jian4：超越本分，舊時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義或器物等等)妖盪，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記，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瘳(chou1:病癒);史宗之過漁梁，乃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刀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炫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借芳芝而壽考，與夫雞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hu2:水鳥，俗叫‘天鵝’)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南朝的奇人奇事---中國維摩禪大師傅大士平實身世
傅大士，又稱善慧大士。這都是後世禪宗和佛教中人對他的尊稱。(大士或開士，都是佛學對菩薩一辭意譯的簡稱。)他是浙江東陽郡義烏縣雙林鄉人，父名傅宣慈，母王氏。大士生於齊建武四年(公元四九七年)，禪宗初祖達摩到中國時，他已二十三歲。本名翕(xi1:合，和順)又說名弘，十六歲，娶劉妙光為妻。生二子，一名普建，一名普成。他在二十四歲時，和鄉裏中人同在稽亭浦捕魚，捕到魚後，他又把魚籠沉入水中，一邊禱祝著說：“去者適，止者留。”大家都笑他是“愚人”。
佛學的主旨，重在修證。而修證的方法，都以禪定為其中心。自東晉以來，因佛圖澄等人屢示神異為教化，並又傳譯小乘禪觀等的修持方法。修習禪定，對於一般從事佛學研究和信仰佛教者，已經成為時髦的風氣。後來又因譯經事業的發達，許多英華才智之士，吸收佛學的精義，融會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華，漸已開始形成中國大乘佛學的新麵目，因此達摩大師從印度東來之前曾說：“東土震旦，有大乘氣象。”這並非完全是憑空臆測之語。即使達摩大師不來中國傳授禪宗，如果假以時日，中國的禪道亦將獨自形成為另一新興宗派，猶如東晉時期的慧遠法師，獨立開創淨土宗一樣。這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道理。例如在齊、粱之際，當達摩大師東來之前，中國本土大乘禪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便是寶誌和尚、傅大士、慧文法師等三人，而且他們的言行，對於隋、唐以後新興的禪宗與其他宗派--如天台、華嚴宗等，都有莫大的影響。中國大乘禪的初期大師
寶誌禪師，世稱誌公和尚，據粱釋慧皎所撰《高僧傳》的記載，原名保誌。
“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師事沙門僧儉為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起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跡，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chen4:迷信的人指將來要應驗的預言、預兆)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
又據《五燈會元》等所載：
“初，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發而徒跣(xian2:跣足，光著腳)，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天監二年，粱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總之，誌公在齊、粱之際，以神異的行徑，行使教化，這是他處亂世行正道，和光同塵的逆行方式，正如老子所說“正言若反”的意義一樣。而他對於大乘佛法的正麵真義，卻有《大乘贊》十首、《十二時頌》與《十四科頌》等名著留傳後世。尤其《十四科頌》中，對於當時以及後世的佛學思想，與佛法修證的精義，充分發揮了中國佛學的大乘精神。我們在千載以後讀之，已經習慣成自然，並不覺得怎樣特別，但對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和佛學的觀念來說，卻是非常大膽而富有創見的著作，的確不同凡響。其中他所提出的十四項“不二法門”的觀點，影響隋、唐以後的佛學和學術思想，實在非常有力。也可以說，唐代以後的禪宗，與其說是達摩禪，毋寧說是混合達摩、誌公、傅大士的禪宗思想，更為恰當。因文繁不錄，但就誌公《十四科頌》的提示，便可由此一斑而得窺全豹。(一)菩提煩惱不二。(二)持犯不二。(三)佛與眾生不二。(四)事理不二。(五)靜亂不二。(六)善惡不二。(七)色空不二。(八)生死不二。(九)斷除不二。(十)真俗不二。(十一)解縛不二。(十二)境照不二。(十三)運用無礙不二。(十四)迷悟不二。
以上所舉誌公《十四科頌》的提綱，雖然沒有完全抄錄內容，但他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當時佛學界的重要問題。因為漢末到齊粱之間，大乘佛學的內容，沒有完全翻譯過來，大多都是根據小乘佛學的觀點，還未融會大小乘佛學的真諦。總之，當齊、粱之際，在誌公之前，中國本土的學者，極少有人能融會佛學的大乘義理與禪定的修證工夫，而知行合一的。但從誌公、傅大士、慧文法師以後，那就大有不同了。
因此，如果要講中國禪的開始和禪宗的發展史，就應當從誌公等人說起。但誌公遭逢亂世，同時中國禪的風氣尚未建立，因故意裝瘋賣傻，而以神秘的姿態出現。就如他的出生與身世，也都是充滿了神秘的疑案。到了南宋以後，杭州靈隱寺的道濟禪師，他的作風行經，也走此路線，世稱“濟公”。後人景慕他的為人，把他的傳聞事跡，在明、清以後，還編成了小說，稱為《濟公傳》，普遍流行，深受一般社會的歡迎。《濟公傳》中許多故事，就是套用誌公的事跡，混合構想而編成的。至於以神異行化的作用何在，我認為粱釋慧皎法師著作《高僧傳》的評論，最為恰當。如雲：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誇強、催侮(wu2:欺負，輕慢)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禦寶，則善信歸降;竦(song2:恭敬;同‘悚’)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湣(min2:同‘憫’的憂愁之意)播遷，中州寇盪，竇羯(jie2: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亂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凶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di2：箭頭)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ye4:古地名，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借密咒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qi2:年老)域、涉公、懷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bian2:埋葬)後空槨(guo2:棺材外麵套的大棺材。);靈跡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謀僭(jian4：超越本分，舊時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義或器物等等)妖盪，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記，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瘳(chou1:病癒);史宗之過漁梁，乃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刀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炫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借芳芝而壽考，與夫雞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hu2:水鳥，俗叫‘天鵝’)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南朝的奇人奇事---中國維摩禪大師傅大士平實身世
傅大士，又稱善慧大士。這都是後世禪宗和佛教中人對他的尊稱。(大士或開士，都是佛學對菩薩一辭意譯的簡稱。)他是浙江東陽郡義烏縣雙林鄉人，父名傅宣慈，母王氏。大士生於齊建武四年(公元四九七年)，禪宗初祖達摩到中國時，他已二十三歲。本名翕(xi1:合，和順)又說名弘，十六歲，娶劉妙光為妻。生二子，一名普建，一名普成。他在二十四歲時，和鄉裏中人同在稽亭浦捕魚，捕到魚後，他又把魚籠沉入水中，一邊禱祝著說：“去者適，止者留。”大家都笑他是“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