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摩大師在少林寺耽了幾年，將要回國之前，便對門人們說：“我要回國的時間快到了，你們都各自說說自己的心得吧!”
道副說：“依我的見解，不要執著文字，但也不離於文字，這便是道的妙用。”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皮毛了。”
總持比丘尼說：“依我現在的見解，猶如喜看見阿(門+眾)佛國(佛說東方另一佛之國土)的情景一樣。見過了一次，認識實相以後，更不須再見了。”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肉了。”
道育說：“四大(地、水、火、風)本來是空的，五陰(色、受、想、行、識)並非是實有的。依我所見，並無一法可得。”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骨了。”
最後輪到神光(慧可)報告，他隻是作禮叩拜，而後依然站在原位，並未說話。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真髓了!”
因此又說：“從前佛以‘正法眼’交付給摩訶迦葉大士，歷代輾轉囑咐，累積至今，而到了我這一代。我現在交付給你了，你應當好好地護持它。同時我把我的袈裟(僧衣)一件傳授給你，以為傳法的徵信。我這樣做，表示了什麽意義，你可知道吧?”神光說：“請師父明白指示。”大士說：“內在傳授法印，以實證心地的法門。外加傳付袈裟，表示建立禪宗的宗旨。因為後代的人們，心地愈來愈狹窄，多疑多慮，或許認為我是印度人，你是中國人，憑什麽說你已經得法了呢?有什麽證明呢?你現在接受了我傳授衣法的責任，以後可能會有阻礙。屆時，隻要拿出這件徵信的僧衣和我傳法的偈語，表麵事實，對於將來的教化，便無多大妨礙了。在我逝世後兩百年，這件僧衣就停止不傳了。那個時候，禪宗的法門，周遍到各處。不過明道的人多，真正行道的人很少。講道理的人多，通道理的人太少。但在千萬人中，沉潛隱秘地修行，因此而證得道果的人也會有的。你應當闡揚此道，不可輕視沒有開悟的人。你要知道，任何一個人，隻要在一念之間，迴轉了向外馳求的機心，便會等同於本來已自得道的境界一樣。現在，我把傳法偈語交代給你：“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同時引述《楞伽經》四卷的要義，印證修持心地法門的道理。接著大師又說：“《楞伽經》便是直指眾生心地法門的要典，開示一切眾生，由此悟入。我到中國以後，有人在暗中謀害我，曾經五次用毒。我也親自排吐出毒藥來試驗，把它放在石頭上，石頭就裂了。其實我離開南印度，東渡到中國來，是因為中國有大乘的氣象，所以才跨海而來，以求得繼承心法的人。到了中國以後，因為機緣際遇還沒到，隻好裝聾作啞、如愚若訥(ne4:語言遲鈍，不善講話。)地等待時機。現在得到你，傳授了心法，我此行的本意總算有了結果了。”
新語雲：除此以外，其他的事理應該去研讀原文，如《傳燈錄》、《五燈會元》、《指月錄》等禪宗匯書可知，不必多加細說。達摩所傳的禪宗一悟便了嗎
看了以上所列舉的達摩大師初到中國傳授禪宗心法的史料故事，根本找不出一悟就了，便是禪的重心的說法。所謂“安心”法門，所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等教法，也不過是“可以入道”的指示而已。尤其由“外息諸緣，內心無喘”與“安心”而到達證悟的境界，實在需要一大段切實工夫的程序，而且更離不開佛學經論教義中所有的教理。達摩大師最初指出要以四卷《楞伽經》的義理來印證心地用功法門，那便是切實指示修行的重要。
在佛學的要義裏，所謂“修行”的“行”字，它是包括“心行”(心理思想活動的狀況)和“行為”兩方麵的自我省察、自我修正的實證經驗。如果隻注重禪定的工夫以求自了，這就偏向於小乘的極果，欠缺“心行”和“行為”上的功德，而不能達到覺行圓滿的佛果境界。其次，倘使隻在一機一禪、一言一語上悟了些道理，認為稍有會心的情景就是禪，由此便逍遙任運，放曠自在，自信這就是禪，這就是禪的悟境，那不變為“狂禪”和“口頭禪”才怪呢!這樣的禪語，應該隻能說是“禪誤”，才比較恰當。可是後世的禪風，滔滔者多屬此輩，到了現在，此風尤烈，哪裏真有禪的影子呢!
達摩大師所傳的禪宗，除了接引二祖神光一段特殊教授法的記載以外，對於學禪的重點，著重在修正“心念”和“行為”的要義，曾經有最懇切的指示。可是人們都避重就輕，忽略了“安心”而“可以入道”以後，如何發起慈悲的“心行”，與如何“待人接物”的“方便”。達摩禪的二入與四行
新語雲：達摩大師東來中國以後，他所傳授的原始禪宗，我們暫且命名為“達摩禪”。現在概括“達摩禪”的要義，是以“二入”“四行”為主。所謂“二入”，就是“理入”與“行入”二門。所謂“四行”，就是“報冤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四行。
“理入”並不離於大小乘佛經所有的教理，由於圓融通達所有“了義教”的教理，深信一切眾生本自具足同一真性，隻因客塵煩惱的障礙，所有不能明顯地自證自了。如果能夠舍除妄想而歸真返璞，凝定在內外隔絕“心如牆壁”的“壁觀”境界上，由此堅定不變，更不依文解義，妄生枝節，但自與“了義”的教理冥相符契，住於寂然無為之境，由此而契悟宗旨，便是真正的“理入”法門。這也就是後來“天台”、“華嚴”等宗派所標榜的“聞、思、修、慧”“教、理、行、果”“信、解、行、證”等的濫觴。
換言之，達摩大師原始所傳的禪，是不離以禪定為入門方法的禪。但禪定9包括四禪八定)也隻是求證教理，而進入佛法心要的一種必經的方法而已。如“壁觀”之類的禪定最多隻能算是小乘“禪觀”的極果，而不能認為禪定便是禪宗的宗旨。同時如“壁觀”一樣在禪定的境界上，沒有向上一悟而證入宗旨的，更不是達摩禪的用心了。例如二祖神光在未見達摩以前，已經在香山宴坐八年。既然能夠八年宴然靜坐，難道就不能片刻“安心”嗎?何以他後來又有乞求“安心”法門的一段，而得到達摩大師的啟發呢?這便是在禪定中，還必須有向上一悟的明證。因此，後來禪師們常有譬喻，說它如“獅子一滴乳，能迸散八斛驢乳”。
“行入”達摩大師以“四行”而概括大小乘佛學經論的要義，不但為中國禪宗精義的所在，而且也是隋、唐以後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融會為一的精神所係。可惜後來一般學禪的人，看祖師的語錄、讀禪宗的匯書等，隻喜歡看公案、參機鋒、轉語，而以為禪宗的宗旨，盡在此矣。殊不知錯認方向，忽略禪宗祖師們真正言行。因此，失卻禪宗的精神，而早已走入禪的魔境，古德們所謂“杜撰禪和，如麻似粟”，的確到處都是。
道副說：“依我的見解，不要執著文字，但也不離於文字，這便是道的妙用。”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皮毛了。”
總持比丘尼說：“依我現在的見解，猶如喜看見阿(門+眾)佛國(佛說東方另一佛之國土)的情景一樣。見過了一次，認識實相以後，更不須再見了。”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肉了。”
道育說：“四大(地、水、火、風)本來是空的，五陰(色、受、想、行、識)並非是實有的。依我所見，並無一法可得。”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骨了。”
最後輪到神光(慧可)報告，他隻是作禮叩拜，而後依然站在原位，並未說話。
大師說：“你得到我的真髓了!”
因此又說：“從前佛以‘正法眼’交付給摩訶迦葉大士，歷代輾轉囑咐，累積至今，而到了我這一代。我現在交付給你了，你應當好好地護持它。同時我把我的袈裟(僧衣)一件傳授給你，以為傳法的徵信。我這樣做，表示了什麽意義，你可知道吧?”神光說：“請師父明白指示。”大士說：“內在傳授法印，以實證心地的法門。外加傳付袈裟，表示建立禪宗的宗旨。因為後代的人們，心地愈來愈狹窄，多疑多慮，或許認為我是印度人，你是中國人，憑什麽說你已經得法了呢?有什麽證明呢?你現在接受了我傳授衣法的責任，以後可能會有阻礙。屆時，隻要拿出這件徵信的僧衣和我傳法的偈語，表麵事實，對於將來的教化，便無多大妨礙了。在我逝世後兩百年，這件僧衣就停止不傳了。那個時候，禪宗的法門，周遍到各處。不過明道的人多，真正行道的人很少。講道理的人多，通道理的人太少。但在千萬人中，沉潛隱秘地修行，因此而證得道果的人也會有的。你應當闡揚此道，不可輕視沒有開悟的人。你要知道，任何一個人，隻要在一念之間，迴轉了向外馳求的機心，便會等同於本來已自得道的境界一樣。現在，我把傳法偈語交代給你：“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同時引述《楞伽經》四卷的要義，印證修持心地法門的道理。接著大師又說：“《楞伽經》便是直指眾生心地法門的要典，開示一切眾生，由此悟入。我到中國以後，有人在暗中謀害我，曾經五次用毒。我也親自排吐出毒藥來試驗，把它放在石頭上，石頭就裂了。其實我離開南印度，東渡到中國來，是因為中國有大乘的氣象，所以才跨海而來，以求得繼承心法的人。到了中國以後，因為機緣際遇還沒到，隻好裝聾作啞、如愚若訥(ne4:語言遲鈍，不善講話。)地等待時機。現在得到你，傳授了心法，我此行的本意總算有了結果了。”
新語雲：除此以外，其他的事理應該去研讀原文，如《傳燈錄》、《五燈會元》、《指月錄》等禪宗匯書可知，不必多加細說。達摩所傳的禪宗一悟便了嗎
看了以上所列舉的達摩大師初到中國傳授禪宗心法的史料故事，根本找不出一悟就了，便是禪的重心的說法。所謂“安心”法門，所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等教法，也不過是“可以入道”的指示而已。尤其由“外息諸緣，內心無喘”與“安心”而到達證悟的境界，實在需要一大段切實工夫的程序，而且更離不開佛學經論教義中所有的教理。達摩大師最初指出要以四卷《楞伽經》的義理來印證心地用功法門，那便是切實指示修行的重要。
在佛學的要義裏，所謂“修行”的“行”字，它是包括“心行”(心理思想活動的狀況)和“行為”兩方麵的自我省察、自我修正的實證經驗。如果隻注重禪定的工夫以求自了，這就偏向於小乘的極果，欠缺“心行”和“行為”上的功德，而不能達到覺行圓滿的佛果境界。其次，倘使隻在一機一禪、一言一語上悟了些道理，認為稍有會心的情景就是禪，由此便逍遙任運，放曠自在，自信這就是禪，這就是禪的悟境，那不變為“狂禪”和“口頭禪”才怪呢!這樣的禪語，應該隻能說是“禪誤”，才比較恰當。可是後世的禪風，滔滔者多屬此輩，到了現在，此風尤烈，哪裏真有禪的影子呢!
達摩大師所傳的禪宗，除了接引二祖神光一段特殊教授法的記載以外，對於學禪的重點，著重在修正“心念”和“行為”的要義，曾經有最懇切的指示。可是人們都避重就輕，忽略了“安心”而“可以入道”以後，如何發起慈悲的“心行”，與如何“待人接物”的“方便”。達摩禪的二入與四行
新語雲：達摩大師東來中國以後，他所傳授的原始禪宗，我們暫且命名為“達摩禪”。現在概括“達摩禪”的要義，是以“二入”“四行”為主。所謂“二入”，就是“理入”與“行入”二門。所謂“四行”，就是“報冤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四行。
“理入”並不離於大小乘佛經所有的教理，由於圓融通達所有“了義教”的教理，深信一切眾生本自具足同一真性，隻因客塵煩惱的障礙，所有不能明顯地自證自了。如果能夠舍除妄想而歸真返璞，凝定在內外隔絕“心如牆壁”的“壁觀”境界上，由此堅定不變，更不依文解義，妄生枝節，但自與“了義”的教理冥相符契，住於寂然無為之境，由此而契悟宗旨，便是真正的“理入”法門。這也就是後來“天台”、“華嚴”等宗派所標榜的“聞、思、修、慧”“教、理、行、果”“信、解、行、證”等的濫觴。
換言之，達摩大師原始所傳的禪，是不離以禪定為入門方法的禪。但禪定9包括四禪八定)也隻是求證教理，而進入佛法心要的一種必經的方法而已。如“壁觀”之類的禪定最多隻能算是小乘“禪觀”的極果，而不能認為禪定便是禪宗的宗旨。同時如“壁觀”一樣在禪定的境界上，沒有向上一悟而證入宗旨的，更不是達摩禪的用心了。例如二祖神光在未見達摩以前，已經在香山宴坐八年。既然能夠八年宴然靜坐，難道就不能片刻“安心”嗎?何以他後來又有乞求“安心”法門的一段，而得到達摩大師的啟發呢?這便是在禪定中，還必須有向上一悟的明證。因此，後來禪師們常有譬喻，說它如“獅子一滴乳，能迸散八斛驢乳”。
“行入”達摩大師以“四行”而概括大小乘佛學經論的要義，不但為中國禪宗精義的所在，而且也是隋、唐以後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融會為一的精神所係。可惜後來一般學禪的人，看祖師的語錄、讀禪宗的匯書等，隻喜歡看公案、參機鋒、轉語，而以為禪宗的宗旨，盡在此矣。殊不知錯認方向，忽略禪宗祖師們真正言行。因此，失卻禪宗的精神，而早已走入禪的魔境，古德們所謂“杜撰禪和，如麻似粟”，的確到處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