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張道陵的創教時期
到漢末桓帝、靈帝時代，有沛國人張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學諸生，博通五經，及其晚年，忽然感嘆讀書無益於年命之事，遂學長生之道，自稱得黃帝九鼎丹法，因無資財合藥，聞蜀人純厚，易於教化，乃與弟子入蜀，居鵠鳴山中，著作道書二十四篇。陳壽在《三國誌·張魯傳》中，稱其為“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學者，出五鬥米，故世稱米賊。”後世又稱其為“五鬥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到了張魯行道的時期，已經據有東川，掌握實際的地方行政權，設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儼然為一路諸侯，而執掌政教合一的實權，對於四川政局，有舉足輕重之勢，實為中國歷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
《三國誌·張魯傳》雲：
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後來張氏子孫，又遷居於江西龍虎山，自宋元以後，歷代封號尊之為天師，與山東曲阜孔氏世家媲美千古，誠為異數。所謂張道陵的創教，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且其誌有限，他最初的動機，也隻為身家而謀，並非具有遠大眼光的宗教家。
三、魏伯陽的弘揚神仙學術
由於春秋、戰國以來的神仙方士之術，與老子、莊子的玄學，以及陰陽術數與《周易》的學術，出此人彼，互為矛盾。至於東漢期間，便有吳人魏伯陽，認為《周易》及老、莊之學，與修煉丹藥而成神仙的方術，原理互通，彼此原為一貫，乃援《周易》、老莊、神仙丹道三種學問，融合貫通而著《參同契》一書，以說明修煉神仙方術的不易原則，而使丹道修煉方法，成為有體係、有科學基礎的哲學理論。於是神仙丹道之學，由此大行，《參同契》一書，也成為千古丹經鼻祖，後世道教與神仙家，尊崇魏伯陽為“火龍真人”。其所著書，誠為中國科學與哲學的不朽巨著，也為後來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
四、黃巾張角的旁門左道
漢末靈帝中平元年，巨鹿人張角，號稱事黃、老之術，以妖言惑眾，遣弟子散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設立三十六方。所謂方者，猶如漢代政製的大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師，欲圖謀反。事敗，張角即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衣著黃巾的標誌，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由此而天下大亂。類此以道術惑眾，如後世宋元之間的白蓮教、清末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凡借用宗教之名相號召，陰圖政治的運動者，應當引為殷鑑。
《典略》曰：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鬥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虔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五鬥米以為常，故號曰五鬥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五、漢末著名的道士
以上引據的事，皆為北魏時代擴張道教最為有力的先聲，如張道陵、魏伯陽等道術，後來成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與正統神仙丹道的兩大主流。當漢末、三國期間，時逢亂世，怪誕傳說繁興，凡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又為當時與後世樂於稱道的神仙故事，為道家神仙傳等書所採信錄取的，如劉晨、阮肇、麻姑、費長房、鍾離權、左慈、於吉等人，皆為後世道教確信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類似神奇，就不足為號召。何況神仙之事，本來就以特立奇行、異乎常人相標榜，於是仰慕道術仙人的信念，就瀰漫朝野，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之間了。
但促使漢末、三國、魏、晉之間道家發展的，約有三個原因、兩種趨勢。
所謂三個原因：
(一)由於東漢末期士大夫世家門閥觀念的形成，凡士大夫的世家子弟，遂成為占據要津，把持上層社會，壟斷知識思想，造成漢代有名的“黨錮”之禍。致使高明才智之士，相率逃避現實，走向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隱士生涯，以慕道求仙相掩護，就造成白日飛升與屍解等故事，於是道成仙去之說，益見流行。
(二)漢末朝政腐敗，外戚、宦官、巨室，互相操持政權，豪門、巨族，奴役隸卒，私相斂財，於是武勇之士，便遊俠江湖，聚眾據險以自固，並且利用圖讖之說與道術相號召，形成據地稱雄的力量，漸啟以道術組織宗教的形勢。
(三)佛教的輸入，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發生。儒家的訓詁釋義，章句註疏之學，既不能饜足人心，而佛教哲學，又如天際神龍，見首而不見其尾，挾雷霆萬鈞之勢，源源輸入，於是醉心玄真，寄情高遠之士，極力尋求《周易》、《老》、《莊》的幽微，及神仙方士的修煉方法，擬與佛法一爭高下，乃產生道家哲學的理論根據。
兩種趨勢：
(一)凡出身讀書，失意仕途的知識分子，轉用符篆、咒語等道術起家，嘯聚徒眾，以役使鬼神，替天行道的宗教觀念相號召，如張道陵等人，其最初的動機，雖沒有獨立創教的企圖，但已開展組織宗教的趨勢，而開啟中國特殊社會的宗教組織之規模。
(二)由戰國以來，墨家巨子的風氣，與遊俠之流的存在民間社會，傳統不衰。當漢高祖崛起隴畝，統一天下的時代，俠義的巨子，潛在民間，如朱家、郭解之流，便有東西南北等諸道的存在。“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是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乘亂而起的中堅分子，在西漢之末，狡者與赤眉、銅馬等相合流;賢者遂一反其正，隨光武而中興。流風所及，一到東漢桓、靈之末，與妖言惑眾的旁門左道，如張角之流相接觸，便自然成為謀反力量。但也由此使道家方術，與墨家尚義，及遊俠精神相結合，而成為中國特殊社會，參雜了宗教形成的前因。
第二節 魏晉時期的道家
一、許旌陽的豐功偉績
道家在漢末一變，而有張道陵的道術，後來成為江西龍虎山天師世家的道統，宋元以後，又成為道教一大派係而稱為“正一派”。但在東晉時期，許旌陽在江右以道術整治南昌、九江間的水利，提倡傳統文化的孝道，創立淨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誼，豐功偉績，永銘人心，《神仙傳》中記載，稱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飛升，猶如漢代傳奇淮南王雞犬飛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為歷代仙班中數一數二的富貴神仙，對於後世道教的影響極大，雖與張道陵創教的時代不同，而且南轅北轍，互不相關，但其簸揚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為民間習俗所稱道教中的江西廬山道法，與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為雄長，成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 《十二真君傳》稱：
到漢末桓帝、靈帝時代，有沛國人張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學諸生，博通五經，及其晚年，忽然感嘆讀書無益於年命之事，遂學長生之道，自稱得黃帝九鼎丹法，因無資財合藥，聞蜀人純厚，易於教化，乃與弟子入蜀，居鵠鳴山中，著作道書二十四篇。陳壽在《三國誌·張魯傳》中，稱其為“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學者，出五鬥米，故世稱米賊。”後世又稱其為“五鬥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到了張魯行道的時期，已經據有東川，掌握實際的地方行政權，設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儼然為一路諸侯，而執掌政教合一的實權，對於四川政局，有舉足輕重之勢，實為中國歷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
《三國誌·張魯傳》雲：
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後來張氏子孫，又遷居於江西龍虎山，自宋元以後，歷代封號尊之為天師，與山東曲阜孔氏世家媲美千古，誠為異數。所謂張道陵的創教，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且其誌有限，他最初的動機，也隻為身家而謀，並非具有遠大眼光的宗教家。
三、魏伯陽的弘揚神仙學術
由於春秋、戰國以來的神仙方士之術，與老子、莊子的玄學，以及陰陽術數與《周易》的學術，出此人彼，互為矛盾。至於東漢期間，便有吳人魏伯陽，認為《周易》及老、莊之學，與修煉丹藥而成神仙的方術，原理互通，彼此原為一貫，乃援《周易》、老莊、神仙丹道三種學問，融合貫通而著《參同契》一書，以說明修煉神仙方術的不易原則，而使丹道修煉方法，成為有體係、有科學基礎的哲學理論。於是神仙丹道之學，由此大行，《參同契》一書，也成為千古丹經鼻祖，後世道教與神仙家，尊崇魏伯陽為“火龍真人”。其所著書，誠為中國科學與哲學的不朽巨著，也為後來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
四、黃巾張角的旁門左道
漢末靈帝中平元年，巨鹿人張角，號稱事黃、老之術，以妖言惑眾，遣弟子散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設立三十六方。所謂方者，猶如漢代政製的大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師，欲圖謀反。事敗，張角即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衣著黃巾的標誌，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由此而天下大亂。類此以道術惑眾，如後世宋元之間的白蓮教、清末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凡借用宗教之名相號召，陰圖政治的運動者，應當引為殷鑑。
《典略》曰：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鬥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虔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五鬥米以為常，故號曰五鬥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五、漢末著名的道士
以上引據的事，皆為北魏時代擴張道教最為有力的先聲，如張道陵、魏伯陽等道術，後來成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與正統神仙丹道的兩大主流。當漢末、三國期間，時逢亂世，怪誕傳說繁興，凡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又為當時與後世樂於稱道的神仙故事，為道家神仙傳等書所採信錄取的，如劉晨、阮肇、麻姑、費長房、鍾離權、左慈、於吉等人，皆為後世道教確信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類似神奇，就不足為號召。何況神仙之事，本來就以特立奇行、異乎常人相標榜，於是仰慕道術仙人的信念，就瀰漫朝野，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之間了。
但促使漢末、三國、魏、晉之間道家發展的，約有三個原因、兩種趨勢。
所謂三個原因：
(一)由於東漢末期士大夫世家門閥觀念的形成，凡士大夫的世家子弟，遂成為占據要津，把持上層社會，壟斷知識思想，造成漢代有名的“黨錮”之禍。致使高明才智之士，相率逃避現實，走向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隱士生涯，以慕道求仙相掩護，就造成白日飛升與屍解等故事，於是道成仙去之說，益見流行。
(二)漢末朝政腐敗，外戚、宦官、巨室，互相操持政權，豪門、巨族，奴役隸卒，私相斂財，於是武勇之士，便遊俠江湖，聚眾據險以自固，並且利用圖讖之說與道術相號召，形成據地稱雄的力量，漸啟以道術組織宗教的形勢。
(三)佛教的輸入，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發生。儒家的訓詁釋義，章句註疏之學，既不能饜足人心，而佛教哲學，又如天際神龍，見首而不見其尾，挾雷霆萬鈞之勢，源源輸入，於是醉心玄真，寄情高遠之士，極力尋求《周易》、《老》、《莊》的幽微，及神仙方士的修煉方法，擬與佛法一爭高下，乃產生道家哲學的理論根據。
兩種趨勢：
(一)凡出身讀書，失意仕途的知識分子，轉用符篆、咒語等道術起家，嘯聚徒眾，以役使鬼神，替天行道的宗教觀念相號召，如張道陵等人，其最初的動機，雖沒有獨立創教的企圖，但已開展組織宗教的趨勢，而開啟中國特殊社會的宗教組織之規模。
(二)由戰國以來，墨家巨子的風氣，與遊俠之流的存在民間社會，傳統不衰。當漢高祖崛起隴畝，統一天下的時代，俠義的巨子，潛在民間，如朱家、郭解之流，便有東西南北等諸道的存在。“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是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乘亂而起的中堅分子，在西漢之末，狡者與赤眉、銅馬等相合流;賢者遂一反其正，隨光武而中興。流風所及，一到東漢桓、靈之末，與妖言惑眾的旁門左道，如張角之流相接觸，便自然成為謀反力量。但也由此使道家方術，與墨家尚義，及遊俠精神相結合，而成為中國特殊社會，參雜了宗教形成的前因。
第二節 魏晉時期的道家
一、許旌陽的豐功偉績
道家在漢末一變，而有張道陵的道術，後來成為江西龍虎山天師世家的道統，宋元以後，又成為道教一大派係而稱為“正一派”。但在東晉時期，許旌陽在江右以道術整治南昌、九江間的水利，提倡傳統文化的孝道，創立淨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誼，豐功偉績，永銘人心，《神仙傳》中記載，稱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飛升，猶如漢代傳奇淮南王雞犬飛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為歷代仙班中數一數二的富貴神仙，對於後世道教的影響極大，雖與張道陵創教的時代不同，而且南轅北轍，互不相關，但其簸揚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為民間習俗所稱道教中的江西廬山道法，與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為雄長，成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 《十二真君傳》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