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初內用黃老的文景之治
漢初，人們歷經戰國以來三、四百年長期戰爭的變亂局麵，以及秦始皇時代嚴刑峻法的統治，社會人心所殷切期望的，就是早日達到安居樂業的昇平世界。所以集漢高祖劉邦的豁達、蕭何等人的深通世故，與借鑑往日從政的經驗，便將政治風氣一變而以寬柔為懷，這在基本觀念上，已經吻合於道家思想的黃、老無為而治的學說。再到漢文帝執政階段，內有宮廷的變亂，外有強臣宿將，與兄弟諸王的虎視眈眈，正是危機四伏，隨時有叛亂爆發的可能。而社會人心，厭戰已極，此時此世，內外任何因素，都不適於施用剛猛的政策，因此便從其母後與曹參的主張，採用黃、老的陰柔措施，這對後來漢代三、四百年間道家思想的成長，實為最有力的促成因素。可是曹參等人之黃、老學說，乃受教於蓋公，蓋公所傳老子之學思想的內容，究竟是否完全與老子的觀念相符，實在大有問題。總之，漢初文、景時代內用黃、老的政治作風，是以無為而治為外表，以“用弱”“用反”的陰柔手段為權謀，就因為其政治策略與實施方針是以黃、老相標榜，故影響所及，造成一般社會也崇尚道家學說的風氣，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至武帝執政時代，便有所革新，由道家哲學思想的運用，轉為積極追求神仙的事實，如推究其原因，誠非無中生有而來。
三、漢武帝與神仙方士
漢初承文、景兩個朝代以來的休養生息，朝野安定，國家經濟財政從表麵看來，已甚富庶。武帝英年挺發，要想建功邊陲，洗刷自漢高祖以來的外侮恥辱，自然對柔弱為用的政治策略不滿。他首先變更祖宗傳統的思想，以奠定其領導的方針，自然而然就走上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的路線。但漢初以來至武帝時代的儒生，上焉者，專以傳經訓詁，考據典故，疏釋經文為事;下焉者，但借孔、孟以來的儒學相號召，專門從事功名的競逐，已非孔、孟原來儒家師道的真麵目。這在開國不久，如蒯通等人的思想行誼上，已經表現得極其明顯。一到武帝時代，或以儒學為主，參雜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倡天人之際的新儒家學說，猶如董仲舒之流。或以因應人情，阿附人生，極盡鄉願作風，以亂儒家禮法的儒術為尚，如公孫弘等輩。真能發揚孔孟儒家思想學說，以王道為政為目的，以君師之道自任者，幾已絕響。故當時的文化思想，雖一尊孔子，其實，道家思想仍然瀰漫於朝野上下。武帝晚年，酷好神仙方士之術，並不亞於秦始皇的作風。他在元光二年初祠五疇，尊方士李少君為文成將軍，祠奉灶穀道，以從少君所言。拜祠灶神可以致物，然後便可化為丹砂，再變而為黃金，成金以後，作為飲食器具，就可以延年益壽。少君還慫恿武帝“封禪”以祠天帝。又常以偶中之言，說動宮廷內外，並且揚言他嚐遊海上，親見仙人安期生，服食過仙棗，其大如瓜，使大家認為他已年過數百歲。武帝對他深信不疑，就遣使入海求蓬萊仙島與仙人安期生之屬，結果一無所獲。後來少君得病而死，武帝猶信其為化去而未死，因此影響燕、齊之間，迂怪誕妄之士便多來言神仙之事。武帝後來又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以其能修丹砂鍊金，役使鬼神等法術，又妻以衛長公主，富貴比埒王侯，但終因虛妄荒誕，一無所成而被殺。武帝因酷好神仙方士之術，曾立五祠，建甘泉宮，築承露盤，修造蓬萊、方丈、瀛洲、壺梁等海中神仙的假想建築;又因崇信方士之術，致使女巫可以隨便進出宮廷，終至淫亂穢聞傳達不堪，造成武帝時代有名的“巫蠱”大案，太子因此被迫自殺。神仙方士之術，原為中國古代極有價值的科學基礎，但一牽涉入政治，夾以富貴權位欲望，而終致貽禍無窮，若就所謂遺世獨立的真人神仙視之，豈不啞然失笑!
總之，道家的神仙方士之術，到漢武帝之世而昌盛，開啟後來東漢、魏、晉道家神仙方術思想的基礎。再變而有北魏正式道教的形成。但相對的，所有荒謬不經、牽強附會的道術，也因漢武帝時代而發達。以後聲勢雖然稍歇，卻並未全衰，因此以滑稽諷諫見長，調和武帝之間的東方朔，也被後世冠以神仙化身的道號。汲黯曾批評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確為一針見血之言。以此求仙成道，無異緣木求魚，這不但是他的大病，也是漢代政治上因迷信於神秘之術所導致後果不堪收拾的大缺點。一般中國人傳統風俗的祠奉灶神，就是道家天神信仰的遺規，民間每年歲闌，臘月廿三夜送灶神上天的習慣，早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更經漢武帝的提倡，便一直流傳至今，現代人多半已不知其所從由來了。其餘如巫蠱邪術，漢初也已盛行。至如道家的《枕中鴻寶》，與有名的《淮南子》等書，也是武帝時代應運而出的著作。
四、東漢重視圖讖開啟道教的先聲
東漢復國的初期，因光武與他的一班文臣武將，大半出身民間，所以一切作風，都崇尚樸實。而其政治方針，依然因循西漢的“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並未大加變動。故東漢以下的風氣，雖然不似西漢一般，大鬧其道家的神仙方士之事，但其思想範圍，仍然不脫西漢儒、道兩家的窠臼。由於光武相信圖讖，所以影響後來陰陽術數之學與讖緯預言之說大加流行。故東漢以後，學術思想的演變，約由兩個不同的方向會歸於道教：
(一)由於推崇象數的學者，祖述孔子傳易於商瞿的傳統，附會五行、八卦，天幹、地支等陰陽家學說，而形成為術數的巨流，如焦贛、京房、費長房等人的象數易學，夾輔圖讖而普遍流行。再變遂有漢末的卦氣、變通、升降、爻辰、納甲等學互相摻雜。不久，又與佛教傳來的印度天象學融會，於天幹、地支、二十八宿星象的觀念上，又培增神人神獸等名稱，而使天人之間，瀰漫一片神秘的氣氛，成為東漢以後道教學術胎變的依據。
(二)由上古“祝由”巫術、咒語的流行，配合原始象形文字，及會意文字等的“圖騰”觀念，以與印度婆羅門教、瑜伽教派等流傳的咒語、法術共同交流，就變為精煉精神作用，可以影響事物的符篆。以齋醮告天為祈禱天神的儀式;以披髮仗劍，畫符念咒為神通的妙用，從此深入民間，更由民間反應到上流社會，遂使漢末自桓帝、靈帝以後，朝野上下，籠罩著一片神秘的色彩。因此採納自古以來中國文化的幕後人物，如“隱士”與“神仙”之流為中心，加上難以解釋之精神作用的符咒，比附於讖緯、“圖騰”等學術，即成為漢末、魏、晉以後的道教。
第二章 道教的建立
第一節 漢末三國時期的道教
道教的初創時期，當推在東漢明帝時代，較為可靠。以後歷漢末、三國、魏、晉各朝，隨時均有發展。直至北魏時代，才為正式定型的時期。
一、諸山道士時期
當漢明帝時代，佛教已有開始傳入中國的跡象，五嶽諸山道士，由於宗教心理的驅使，奮然群起，欲與佛教一較長短;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西嶽道士劉正念，北嶽道士桓文度，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諸山道士費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稱與佛教較法之事，見載於佛道論，事非純出虛構。由此可知秦、漢以來的方士，到東漢以後，已經漸有道士之稱，他們隱居在各地名山大澤，修煉仙道，《漢書·司馬相如傳》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其形甚臒。”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建立成為一大宗教，卻因受到外來宗教的刺激，已隱然生起抗拒的運動。
漢初，人們歷經戰國以來三、四百年長期戰爭的變亂局麵，以及秦始皇時代嚴刑峻法的統治，社會人心所殷切期望的，就是早日達到安居樂業的昇平世界。所以集漢高祖劉邦的豁達、蕭何等人的深通世故，與借鑑往日從政的經驗，便將政治風氣一變而以寬柔為懷，這在基本觀念上，已經吻合於道家思想的黃、老無為而治的學說。再到漢文帝執政階段，內有宮廷的變亂，外有強臣宿將，與兄弟諸王的虎視眈眈，正是危機四伏，隨時有叛亂爆發的可能。而社會人心，厭戰已極，此時此世，內外任何因素，都不適於施用剛猛的政策，因此便從其母後與曹參的主張，採用黃、老的陰柔措施，這對後來漢代三、四百年間道家思想的成長，實為最有力的促成因素。可是曹參等人之黃、老學說，乃受教於蓋公，蓋公所傳老子之學思想的內容，究竟是否完全與老子的觀念相符，實在大有問題。總之，漢初文、景時代內用黃、老的政治作風，是以無為而治為外表，以“用弱”“用反”的陰柔手段為權謀，就因為其政治策略與實施方針是以黃、老相標榜，故影響所及，造成一般社會也崇尚道家學說的風氣，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至武帝執政時代，便有所革新，由道家哲學思想的運用，轉為積極追求神仙的事實，如推究其原因，誠非無中生有而來。
三、漢武帝與神仙方士
漢初承文、景兩個朝代以來的休養生息，朝野安定，國家經濟財政從表麵看來，已甚富庶。武帝英年挺發，要想建功邊陲，洗刷自漢高祖以來的外侮恥辱，自然對柔弱為用的政治策略不滿。他首先變更祖宗傳統的思想，以奠定其領導的方針，自然而然就走上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的路線。但漢初以來至武帝時代的儒生，上焉者，專以傳經訓詁，考據典故，疏釋經文為事;下焉者，但借孔、孟以來的儒學相號召，專門從事功名的競逐，已非孔、孟原來儒家師道的真麵目。這在開國不久，如蒯通等人的思想行誼上，已經表現得極其明顯。一到武帝時代，或以儒學為主，參雜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倡天人之際的新儒家學說，猶如董仲舒之流。或以因應人情，阿附人生，極盡鄉願作風，以亂儒家禮法的儒術為尚，如公孫弘等輩。真能發揚孔孟儒家思想學說，以王道為政為目的，以君師之道自任者，幾已絕響。故當時的文化思想，雖一尊孔子，其實，道家思想仍然瀰漫於朝野上下。武帝晚年，酷好神仙方士之術，並不亞於秦始皇的作風。他在元光二年初祠五疇，尊方士李少君為文成將軍，祠奉灶穀道，以從少君所言。拜祠灶神可以致物，然後便可化為丹砂，再變而為黃金，成金以後，作為飲食器具，就可以延年益壽。少君還慫恿武帝“封禪”以祠天帝。又常以偶中之言，說動宮廷內外，並且揚言他嚐遊海上，親見仙人安期生，服食過仙棗，其大如瓜，使大家認為他已年過數百歲。武帝對他深信不疑，就遣使入海求蓬萊仙島與仙人安期生之屬，結果一無所獲。後來少君得病而死，武帝猶信其為化去而未死，因此影響燕、齊之間，迂怪誕妄之士便多來言神仙之事。武帝後來又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以其能修丹砂鍊金，役使鬼神等法術，又妻以衛長公主，富貴比埒王侯，但終因虛妄荒誕，一無所成而被殺。武帝因酷好神仙方士之術，曾立五祠，建甘泉宮，築承露盤，修造蓬萊、方丈、瀛洲、壺梁等海中神仙的假想建築;又因崇信方士之術，致使女巫可以隨便進出宮廷，終至淫亂穢聞傳達不堪，造成武帝時代有名的“巫蠱”大案，太子因此被迫自殺。神仙方士之術，原為中國古代極有價值的科學基礎，但一牽涉入政治，夾以富貴權位欲望，而終致貽禍無窮，若就所謂遺世獨立的真人神仙視之，豈不啞然失笑!
總之，道家的神仙方士之術，到漢武帝之世而昌盛，開啟後來東漢、魏、晉道家神仙方術思想的基礎。再變而有北魏正式道教的形成。但相對的，所有荒謬不經、牽強附會的道術，也因漢武帝時代而發達。以後聲勢雖然稍歇，卻並未全衰，因此以滑稽諷諫見長，調和武帝之間的東方朔，也被後世冠以神仙化身的道號。汲黯曾批評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確為一針見血之言。以此求仙成道，無異緣木求魚，這不但是他的大病，也是漢代政治上因迷信於神秘之術所導致後果不堪收拾的大缺點。一般中國人傳統風俗的祠奉灶神，就是道家天神信仰的遺規，民間每年歲闌，臘月廿三夜送灶神上天的習慣，早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更經漢武帝的提倡，便一直流傳至今，現代人多半已不知其所從由來了。其餘如巫蠱邪術，漢初也已盛行。至如道家的《枕中鴻寶》，與有名的《淮南子》等書，也是武帝時代應運而出的著作。
四、東漢重視圖讖開啟道教的先聲
東漢復國的初期，因光武與他的一班文臣武將，大半出身民間，所以一切作風，都崇尚樸實。而其政治方針，依然因循西漢的“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並未大加變動。故東漢以下的風氣，雖然不似西漢一般，大鬧其道家的神仙方士之事，但其思想範圍，仍然不脫西漢儒、道兩家的窠臼。由於光武相信圖讖，所以影響後來陰陽術數之學與讖緯預言之說大加流行。故東漢以後，學術思想的演變，約由兩個不同的方向會歸於道教：
(一)由於推崇象數的學者，祖述孔子傳易於商瞿的傳統，附會五行、八卦，天幹、地支等陰陽家學說，而形成為術數的巨流，如焦贛、京房、費長房等人的象數易學，夾輔圖讖而普遍流行。再變遂有漢末的卦氣、變通、升降、爻辰、納甲等學互相摻雜。不久，又與佛教傳來的印度天象學融會，於天幹、地支、二十八宿星象的觀念上，又培增神人神獸等名稱，而使天人之間，瀰漫一片神秘的氣氛，成為東漢以後道教學術胎變的依據。
(二)由上古“祝由”巫術、咒語的流行，配合原始象形文字，及會意文字等的“圖騰”觀念，以與印度婆羅門教、瑜伽教派等流傳的咒語、法術共同交流，就變為精煉精神作用，可以影響事物的符篆。以齋醮告天為祈禱天神的儀式;以披髮仗劍，畫符念咒為神通的妙用，從此深入民間，更由民間反應到上流社會，遂使漢末自桓帝、靈帝以後，朝野上下，籠罩著一片神秘的色彩。因此採納自古以來中國文化的幕後人物，如“隱士”與“神仙”之流為中心，加上難以解釋之精神作用的符咒，比附於讖緯、“圖騰”等學術，即成為漢末、魏、晉以後的道教。
第二章 道教的建立
第一節 漢末三國時期的道教
道教的初創時期，當推在東漢明帝時代，較為可靠。以後歷漢末、三國、魏、晉各朝，隨時均有發展。直至北魏時代，才為正式定型的時期。
一、諸山道士時期
當漢明帝時代，佛教已有開始傳入中國的跡象，五嶽諸山道士，由於宗教心理的驅使，奮然群起，欲與佛教一較長短;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西嶽道士劉正念，北嶽道士桓文度，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諸山道士費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稱與佛教較法之事，見載於佛道論，事非純出虛構。由此可知秦、漢以來的方士，到東漢以後，已經漸有道士之稱，他們隱居在各地名山大澤，修煉仙道，《漢書·司馬相如傳》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其形甚臒。”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建立成為一大宗教，卻因受到外來宗教的刺激，已隱然生起抗拒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