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點名的降臣，情形並不一致。像吳梅村，雖然歸附卻悔意頗濃；像洪承疇，則並不三心二意，始終著實用命。對此，朝廷本當採取不同政策，區別對待；結果一視同仁，洪承疇雖“鞠躬盡瘁”，也仍然落個“貳臣”下場。所以這麽搞，幹隆倒也打開天窗說亮話：當時為了得中國“開創大一統之規，自不得不加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如今，“事後平情而論”，則叛變行徑不能鼓勵，而要“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
這樣，有關洪承疇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議的怪現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後來在不屑、鄙夷中將他一腳踢開；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後來反而對他讚賞有加，認為可以名留青史。
此即歷史功利的一麵，或者實利地對待歷史而取的態度。雍正訊問呂案，振振有辭批判呂留良對於反清復明執迷不悟，也是從實利角度講道理：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9]
爾等莫非是睜眼瞎？比之前明，大清帶來多少實惠、好處，“三尺之童亦皆洞曉”，你們怎麽就看不見呢？
假如歷史隻有實利一種角度，道理肯定都在雍正和清朝一邊，呂留良那種人和事也會從地球上銷聲匿跡。然而，並不隻有這種角度。對於實利這一麵，呂留良輩未必瞧不見，甚至未必否認。他們不一定不知道清朝的“好”和明朝的“不好”，就事論事，他們或許可以承認雍正所指出的並不差。就此大概用得著圍棋裏一句話：“勝負不在這裏。”雍正所提質疑，與反清義士胸中所抱苦悶，不在同一層麵。雍正覺得，大家有好日子過，豈不就萬事大吉，還抱怨什麽？反清義士卻認為，“好日子”不表示一切；“好日子”之外，有更值得重視和追求的東西。
二
因而發生“遺民現象”。
我個人認為，至乙酉年南京投降、弘光皇帝北狩，明代的政治歷史就已畫了句號。之後，浙、閩、粵、桂、滇以至緬甸，雖還有幾個小朝廷，則不過是一些遺民奉了幾位朱氏後裔為君，以托顯自己的心曲。單論朱家本身，對於做皇帝不光信心盡失，意興亦已闌珊。這從朱由崧身上看得清楚，杭州的潞王也是如此。這兩人都相當爽快地交出權力，好像巴不得一切盡早結束。以後，隆武、魯監國、永曆諸位，除朱聿鍵還有些挽狂瀾於既倒的雄心，別的對於身上責任都可說勉為其難。我們看乙酉年五月以後的態勢，不免有奇特的發現：這時候，臣子對明朝的眷戀、忠愛，竟然遠在王朝擁有者亦即君王之上；那座江山，主人棄之不惜，略無留戀，倒是臣僕不能釋懷，為之寤寐難安。由此可知，遊戲確已結束；猶如賭局之中，在莊家位子上呆得過久，以致失去刺激，大明王朝滿麵倦容、哈欠連天，無心再玩下去了。
雖則如此，我們的敘述卻不以明朝政治生命終結為終結。
政治不是明朝歷史的全部，尤其當著它結束的那段時間。南京之降，使明朝的政治歷史畫了句號，然而其後南部數省以流亡形態所維持的存在，卻從政治層麵之外使明朝歷史話語繼續延伸，乃至有所提升——我們姑且稱之為明朝的文化歷史，或者說文化上的存在。從隆武到永曆，作為“政權”，都可忽略不論，乃至有不少娛樂的味道，多半隻能博人一粲。但在精神層麵或從思想文化屬性看，這段歷史意外地表現出相當堅實的質地。你不妨把幾個小朝廷接踵而立給予喜劇的解讀，可透過那種前仆後繼、屢敗屢戰，又分明體會到背後有文化上痛楚與苦悶的沉鬱陳說。我們覺得整個中國朝代史，明亡的特殊性在於，不是落於“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這慣常主題，亦非皇帝就擒或死於非命能夠作為標誌；明朝之亡有個奇異的尾聲，幾乎持續一個世紀才告消散的“遺民現象”。在此流宕中，歷史艱難卻頑強地傳遞了一些可能是超越時空的信息。
三
歷史的這個特別段落，從南京陷落之日即告開啟。
先講一段宜興盧家的故事。那是個龐大悠久的家族，“族人千計”[10]，崇禎十一年末因抗清壯烈陣亡的儒帥盧象升，便出盧家。盧象升有個弟弟盧象觀，癸未（1643）進士，此時裏居家中。南都變故後，象觀即散家財，“聚鄉兵千人”，準備起義。很快，宜興城被清軍占領，但廣闊鄉間仍未為其所控。盧家在鄉下，距城六十裏，象觀舉兵抗清消息傳出後，短時間當中“鄉鎮擁眾悉歸象觀，象觀遂得烏合數萬”。“烏合”，是指起義者完全是未經訓練的民眾。同時，哥哥盧象升的幾個舊將，聞訊“亦歸之”。象觀決計領著這“烏合之眾”，收復宜興城。他從探報得知，城內“無兵，可取”，便“身率三十騎疾趨”，一馬當先，大隊人馬反在其後。城內確實無兵，但原因是清軍主要為騎兵，“駐營城外平原，蓋利於馳突也”。有經驗的盧象升舊將，聽到象觀突出的消息大驚：“書生不曉兵事，身為大帥，輕至此乎？”卻已不及阻止，“即選精騎三百赴援”。象觀等三十人雖然比較輕鬆突入城中，外營清兵卻隨後擁來。象觀隻能在曲巷與敵周旋，援兵趕來時，他已“頰中二矢”。殺出城，一路都被清軍追擊。象觀等打算從水路退入太湖，最後沒有成功，“眾寡不敵”，“左右欲退，已揚帆矣”，但已抱死誌的象觀“持刀斷索”，“曰：‘誓死於此！’不去，遂被殺。”反抗中僅盧家一家，“昆季子侄死者凡四十五人”。
這樣，有關洪承疇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議的怪現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後來在不屑、鄙夷中將他一腳踢開；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後來反而對他讚賞有加，認為可以名留青史。
此即歷史功利的一麵，或者實利地對待歷史而取的態度。雍正訊問呂案，振振有辭批判呂留良對於反清復明執迷不悟，也是從實利角度講道理：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9]
爾等莫非是睜眼瞎？比之前明，大清帶來多少實惠、好處，“三尺之童亦皆洞曉”，你們怎麽就看不見呢？
假如歷史隻有實利一種角度，道理肯定都在雍正和清朝一邊，呂留良那種人和事也會從地球上銷聲匿跡。然而，並不隻有這種角度。對於實利這一麵，呂留良輩未必瞧不見，甚至未必否認。他們不一定不知道清朝的“好”和明朝的“不好”，就事論事，他們或許可以承認雍正所指出的並不差。就此大概用得著圍棋裏一句話：“勝負不在這裏。”雍正所提質疑，與反清義士胸中所抱苦悶，不在同一層麵。雍正覺得，大家有好日子過，豈不就萬事大吉，還抱怨什麽？反清義士卻認為，“好日子”不表示一切；“好日子”之外，有更值得重視和追求的東西。
二
因而發生“遺民現象”。
我個人認為，至乙酉年南京投降、弘光皇帝北狩，明代的政治歷史就已畫了句號。之後，浙、閩、粵、桂、滇以至緬甸，雖還有幾個小朝廷，則不過是一些遺民奉了幾位朱氏後裔為君，以托顯自己的心曲。單論朱家本身，對於做皇帝不光信心盡失，意興亦已闌珊。這從朱由崧身上看得清楚，杭州的潞王也是如此。這兩人都相當爽快地交出權力，好像巴不得一切盡早結束。以後，隆武、魯監國、永曆諸位，除朱聿鍵還有些挽狂瀾於既倒的雄心，別的對於身上責任都可說勉為其難。我們看乙酉年五月以後的態勢，不免有奇特的發現：這時候，臣子對明朝的眷戀、忠愛，竟然遠在王朝擁有者亦即君王之上；那座江山，主人棄之不惜，略無留戀，倒是臣僕不能釋懷，為之寤寐難安。由此可知，遊戲確已結束；猶如賭局之中，在莊家位子上呆得過久，以致失去刺激，大明王朝滿麵倦容、哈欠連天，無心再玩下去了。
雖則如此，我們的敘述卻不以明朝政治生命終結為終結。
政治不是明朝歷史的全部，尤其當著它結束的那段時間。南京之降，使明朝的政治歷史畫了句號，然而其後南部數省以流亡形態所維持的存在，卻從政治層麵之外使明朝歷史話語繼續延伸，乃至有所提升——我們姑且稱之為明朝的文化歷史，或者說文化上的存在。從隆武到永曆，作為“政權”，都可忽略不論，乃至有不少娛樂的味道，多半隻能博人一粲。但在精神層麵或從思想文化屬性看，這段歷史意外地表現出相當堅實的質地。你不妨把幾個小朝廷接踵而立給予喜劇的解讀，可透過那種前仆後繼、屢敗屢戰，又分明體會到背後有文化上痛楚與苦悶的沉鬱陳說。我們覺得整個中國朝代史，明亡的特殊性在於，不是落於“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這慣常主題，亦非皇帝就擒或死於非命能夠作為標誌；明朝之亡有個奇異的尾聲，幾乎持續一個世紀才告消散的“遺民現象”。在此流宕中，歷史艱難卻頑強地傳遞了一些可能是超越時空的信息。
三
歷史的這個特別段落，從南京陷落之日即告開啟。
先講一段宜興盧家的故事。那是個龐大悠久的家族，“族人千計”[10]，崇禎十一年末因抗清壯烈陣亡的儒帥盧象升，便出盧家。盧象升有個弟弟盧象觀，癸未（1643）進士，此時裏居家中。南都變故後，象觀即散家財，“聚鄉兵千人”，準備起義。很快，宜興城被清軍占領，但廣闊鄉間仍未為其所控。盧家在鄉下，距城六十裏，象觀舉兵抗清消息傳出後，短時間當中“鄉鎮擁眾悉歸象觀，象觀遂得烏合數萬”。“烏合”，是指起義者完全是未經訓練的民眾。同時，哥哥盧象升的幾個舊將，聞訊“亦歸之”。象觀決計領著這“烏合之眾”，收復宜興城。他從探報得知，城內“無兵，可取”，便“身率三十騎疾趨”，一馬當先，大隊人馬反在其後。城內確實無兵，但原因是清軍主要為騎兵，“駐營城外平原，蓋利於馳突也”。有經驗的盧象升舊將，聽到象觀突出的消息大驚：“書生不曉兵事，身為大帥，輕至此乎？”卻已不及阻止，“即選精騎三百赴援”。象觀等三十人雖然比較輕鬆突入城中，外營清兵卻隨後擁來。象觀隻能在曲巷與敵周旋，援兵趕來時，他已“頰中二矢”。殺出城，一路都被清軍追擊。象觀等打算從水路退入太湖，最後沒有成功，“眾寡不敵”，“左右欲退，已揚帆矣”，但已抱死誌的象觀“持刀斷索”，“曰：‘誓死於此！’不去，遂被殺。”反抗中僅盧家一家，“昆季子侄死者凡四十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