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一定意義上，道理在雍正這邊，在清朝這邊。
且不說明朝活該滅亡，不亡無天理，“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無論取代者誰，興許也不比它更糟。如著眼於“實際”，滿清的入主還給中國帶來諸多“好處”：一、它將半世紀的戰亂敉平了，這意味著大規模死亡終得遏止：“明代末年，在戰爭、災荒和瘟疫的三重打擊下，中國人口減少了4000萬”[2]，“康熙十七年南方、北方人口合計約為1.6億。康熙十七年以後，中國人口走出明末以來的低穀，開始了新的發展。”[3]二、疆土大大拓展，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分別有明萬曆十年（1582）圖和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圖，比較一下，差距驚人，整個蒙古、新疆和台灣，均於清朝併入中國版圖。事實上，西藏也是；明雖設有“烏思藏宣慰司”，但僅為名義所屬，並非實際控製，亦即不是中國一個行省。三、從一般人民“過日子”角度，比明末強太多，賦稅總體上有相當的減輕（這也是因為有晚明做陪襯的緣故，後者在貪腐和戰禍兩個重壓下，鬧得太不像話），吏治大體肅清，人民基本可說“安居樂業”。以米價論，崇禎十六年每石值銀三點三兩（此僅指北京米價，至於別地，崇禎初即可高達每石值銀四兩）[4]；而“清初米價，正常價格，約在每公石合製錢六百文到八百文左右”，大致折銀每石不足或略多於一兩，雍正九年至幹隆五年之間，甚至低至每石不到四百文。[5]
類似的好處或實利，相當誘人和巨大。也因它，後來歷史漸漸變成一筆糊塗帳。例如有關洪承疇的是是非非。辛亥革命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直接取自朱元璋，意思當然是眼下的反清與朱元璋當年反元一脈相承。而據洪氏後人稱，孫中山在日本籌款時，洪家一位旅日華僑洪汝輝見到他，當麵提問：“先生致力於推翻滿清政權，此固正確無疑。但對我祖文襄公事情有何評價？”孫答：“餘致力喚起民眾推翻滿清，目的在於推翻其腐敗帝製。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靈塗炭，力促中華一統，勞苦功高。”表了這個態，復贈《贊洪文襄》詩一首：五族爭大節，華夏生光輝。生靈不塗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韜略策，安裔換清衣。[6]
其實，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靈塗炭”，尤其在清兵入關後，北方所以基本未聞屠戮，隻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生大屠殺——比以後的日寇嚴重得多，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殺，滿清則起碼搞了揚州、江陰、嘉定三次大屠殺。故而，非得稱讚洪承疇“功高誰不知”，大概隻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用比較俗白的話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大大擴張了。這，一是結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果和實利，我們對那件事便抱了好感與好評。京戲有《洪母罵疇》，演傳聞已殉國的洪承疇，突然歸家，母親見他身著“胡服”，不由怒罵。這情節純屬演義（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過得好好的，順治九年卒[7]），但孫中山詩中“安裔換清衣”的句子，卻與劇情構成奇異的反差，“換清衣”為洪母所罵，在詩句裏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自我犧牲氣概，以一人之忍辱換來全體漢裔的平安。
歷史，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有趣的是，在洪承疇身上，不光後來漢人算糊塗帳，滿清出於本身需要也攪渾水。本來，所謂洪承疇勞苦功高，起碼對滿清而言確實如此。他的投降，是滿清在關外時取得的重大突破。入關後，在搞定南中國過程中，洪氏更居功至偉。江南既下，洪承疇便受命為江南總督，在這抵抗最激烈的區域，充分發揮才智以及本身為“南人”的種種優勢，軟硬兼施，宵旰吐握，為清朝啃下這塊硬骨頭做出不可埋沒的貢獻。之後，領銜平定西南那終極之戰，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緬甸隻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後一年多病故。自歸降至終，洪承疇對清朝來說可謂“死，而後已”了。然而幹隆四十一年（1776），他卻被清朝列入《貳臣傳》。這個“貳”字怎講？我們都知道有個成語“忠貞不貳”，洪承疇原為明臣、後降滿清，顯然沒做到這一點，所以便“貳”了。這種情況，倘由明朝貶為“貳臣”還差不多，到頭來竟是清朝給了他這樣的評介。當然，“貳臣”還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傳》，裏麵是些更壞的人。再者《貳臣傳》亦非專門針對洪承疇，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員都列在其中。為什麽通通一棍打死？且看幹隆上諭怎麽說：庚子，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應概從刪削。蓋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創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略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為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蓋開創大一統之規，自不得不加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倖生，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8]
且不說明朝活該滅亡，不亡無天理，“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無論取代者誰，興許也不比它更糟。如著眼於“實際”，滿清的入主還給中國帶來諸多“好處”：一、它將半世紀的戰亂敉平了，這意味著大規模死亡終得遏止：“明代末年，在戰爭、災荒和瘟疫的三重打擊下，中國人口減少了4000萬”[2]，“康熙十七年南方、北方人口合計約為1.6億。康熙十七年以後，中國人口走出明末以來的低穀，開始了新的發展。”[3]二、疆土大大拓展，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分別有明萬曆十年（1582）圖和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圖，比較一下，差距驚人，整個蒙古、新疆和台灣，均於清朝併入中國版圖。事實上，西藏也是；明雖設有“烏思藏宣慰司”，但僅為名義所屬，並非實際控製，亦即不是中國一個行省。三、從一般人民“過日子”角度，比明末強太多，賦稅總體上有相當的減輕（這也是因為有晚明做陪襯的緣故，後者在貪腐和戰禍兩個重壓下，鬧得太不像話），吏治大體肅清，人民基本可說“安居樂業”。以米價論，崇禎十六年每石值銀三點三兩（此僅指北京米價，至於別地，崇禎初即可高達每石值銀四兩）[4]；而“清初米價，正常價格，約在每公石合製錢六百文到八百文左右”，大致折銀每石不足或略多於一兩，雍正九年至幹隆五年之間，甚至低至每石不到四百文。[5]
類似的好處或實利，相當誘人和巨大。也因它，後來歷史漸漸變成一筆糊塗帳。例如有關洪承疇的是是非非。辛亥革命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直接取自朱元璋，意思當然是眼下的反清與朱元璋當年反元一脈相承。而據洪氏後人稱，孫中山在日本籌款時，洪家一位旅日華僑洪汝輝見到他，當麵提問：“先生致力於推翻滿清政權，此固正確無疑。但對我祖文襄公事情有何評價？”孫答：“餘致力喚起民眾推翻滿清，目的在於推翻其腐敗帝製。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靈塗炭，力促中華一統，勞苦功高。”表了這個態，復贈《贊洪文襄》詩一首：五族爭大節，華夏生光輝。生靈不塗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韜略策，安裔換清衣。[6]
其實，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靈塗炭”，尤其在清兵入關後，北方所以基本未聞屠戮，隻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生大屠殺——比以後的日寇嚴重得多，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殺，滿清則起碼搞了揚州、江陰、嘉定三次大屠殺。故而，非得稱讚洪承疇“功高誰不知”，大概隻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用比較俗白的話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大大擴張了。這，一是結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果和實利，我們對那件事便抱了好感與好評。京戲有《洪母罵疇》，演傳聞已殉國的洪承疇，突然歸家，母親見他身著“胡服”，不由怒罵。這情節純屬演義（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過得好好的，順治九年卒[7]），但孫中山詩中“安裔換清衣”的句子，卻與劇情構成奇異的反差，“換清衣”為洪母所罵，在詩句裏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自我犧牲氣概，以一人之忍辱換來全體漢裔的平安。
歷史，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有趣的是，在洪承疇身上，不光後來漢人算糊塗帳，滿清出於本身需要也攪渾水。本來，所謂洪承疇勞苦功高，起碼對滿清而言確實如此。他的投降，是滿清在關外時取得的重大突破。入關後，在搞定南中國過程中，洪氏更居功至偉。江南既下，洪承疇便受命為江南總督，在這抵抗最激烈的區域，充分發揮才智以及本身為“南人”的種種優勢，軟硬兼施，宵旰吐握，為清朝啃下這塊硬骨頭做出不可埋沒的貢獻。之後，領銜平定西南那終極之戰，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緬甸隻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後一年多病故。自歸降至終，洪承疇對清朝來說可謂“死，而後已”了。然而幹隆四十一年（1776），他卻被清朝列入《貳臣傳》。這個“貳”字怎講？我們都知道有個成語“忠貞不貳”，洪承疇原為明臣、後降滿清，顯然沒做到這一點，所以便“貳”了。這種情況，倘由明朝貶為“貳臣”還差不多，到頭來竟是清朝給了他這樣的評介。當然，“貳臣”還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傳》，裏麵是些更壞的人。再者《貳臣傳》亦非專門針對洪承疇，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員都列在其中。為什麽通通一棍打死？且看幹隆上諭怎麽說：庚子，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應概從刪削。蓋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創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略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為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蓋開創大一統之規，自不得不加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倖生，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