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故事，在乙酉之變後清軍克取東南（蘇、皖、浙）的過程中，有相當代表性：一、是純自發的沒有政府背景的抵抗，類似之事清軍在渡過黃河前簡直未遇一例，眼下卻於各處城鄉普遍遭逢；二、抵抗幾乎全由士紳（詩書傳家的知識精英）帶頭，他們在民族存亡關頭以及國家或朝廷完全崩解的背景下，毀家紓難，傾其所有，獻於抵抗事業；三、一般民眾對於士紳所持道義不僅認同、呼應，且接受和追隨他們的領導；四、這種反抗談不上任何組織和規劃，毫無秩序，既經不起理性的推敲，也不宜加以理性的質疑；五、所有參與者都未問成敗，隻為了在國破之際去證明點什麽；至於帶頭之士紳，恐怕不是未問成敗，而根本是在明知必敗、抱以死誌的心境中，毅然行此。對此，計六奇在講述一樁樁類似事跡後，特寫一條“總論起義諸人”，其雲：夫以國家一統，而自成直破京師，可謂強矣。清兵一戰敗之，其勢為何如者？區區江左，為君為相者必如勾踐、蠡、種，臥薪嚐膽，或可稍支歲月……至是一二士子率鄉愚以抗方張之敵，是以羊投虎，螳臂當車，雖烏合百萬，亦安用乎？然其誌則可矜矣，勿以成敗論可也！[11]
這番話，既不失理性，同時也不失正確。
《小腆紀年附考》第379頁至第396頁，以近二十頁篇幅，記述了東南各地二十七起類似盧象觀那樣的自發抵抗。時間範圍主要自乙酉年六月起，至閏六月二十七日亦即唐王朱聿鍵即皇帝位於福州止；這段時間，明朝失去國都、皇帝被俘，政治上處於短暫空白，故一切抵抗均為民間之自發、自主現象。所涉及地點，依今日區域，包括江蘇吳縣、吳江、武進、蘇州、常熟、宜興、江陰、無錫、常州、崑山、太倉，上海嘉定、鬆江，浙江餘姚、紹興、富陽、寧波、東陽、嘉興、餘杭、建德、長興，安徽休寧、寧國、涇縣、青陽、池州……將這些地名相互聯綴，我們眼前可以浮現一張幾乎完整的東南地圖。而在每個地方，都各有盧象觀式人物，僅自聲名較著者言，如沈自炳、沈自兄弟之於吳縣，吳易之於吳江，顧杲之於無錫，沈猶龍、陳子龍之於鬆江，錢肅樂之於寧波，侯峒曾、黃淳耀之於嘉定，金聲之於休寧，吳應箕之於池州……他們的故事，簡直出自同一個模式：破家舉義、抱必死誌、無望而戰、殉國以終。兩個多月，唯一組織較好而顯得不那麽徒然送死的抵抗，便是閻應元、陳明遇等領導的江陰抗清，雖然最終仍不免於失敗、慘遭屠城，但這彈丸小城卻拖住清軍二十餘萬八十天，令其三王、十八將斃命[12]。
自從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先從東到西、復由北而南，在同一個中國，清軍遭遇卻像杜甫的一句詩：“陰陽割昏曉。”北南之間，反差有如黑白。在北方，清軍長驅直入、一路坦途，波瀾未興而江山易手；過了淮河尤其來到江南，慘烈抵抗陡然而起，義夫壯士絡繹不絕。這種奇怪的差異，如今歷史教科書絕口不提，更不會探討，但在當時卻是極為突出的現象，作為入侵者的滿清感受非常強烈，乃至“不解”——《大義覺迷錄》中，雍正皇帝曾以一事質問曾靜：奉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晉省紳士百姓，願將軍需應用之駝屜、苫氈、繩索三萬副，從本地自備車騾運送，至歸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給價雇送。而各屬士民，輓車策騾，爭先裝載，給以腳價，感激涕零，稽首稱謝，不肯領取。急公效力，曠古所稀”等語。著將此折令杭奕祿發與曾靜看，並訊問曾靜：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踴躍急公，忠誠愛戴，實能視朕為後；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惡擾亂之徒如曾靜等，至於視朕如仇？此朕所不解。著訊取曾靜口供具奏。[13]
同是中國，山西人對清朝那麽“忠誠愛戴”，湖南卻出了曾靜這種“猖狂悖逆、肆惡擾亂之徒”，雍正對此“不解”。而我們知道，曾靜私淑的老師呂留良是浙江人，換言之，十八世紀上半葉已過去一半以上時間，從浙江到湖南一線的南中國，反清意識仍很頑固，反清的思想也特別有市場。從這個事實，回看當年滿清初入中國，更能體會南北兩地態度當何等懸殊。所以雍正的不解或困惑，頗為自然——如非一國，山西、湖南人態度截然不同，並無可詫異之處；既是同一國家，都曾為明朝子民，怎麽一個可以很快地春風化雨，一個卻如頑石那樣難以感化？這其實是個很深的問題，雍正說他“不解”，可能真，也可能是為了揭批曾靜故意裝成“不解”（從《大義覺迷錄》看，他對中國相關的思想淵源，不乏了解）。倒是當今中國人也許真的大多不甚了了。以現在貧乏的話語，當時山西、湖南之間這種差別，恐怕都用愛國、不愛國來表述。如這樣，不光委屈、冤枉山西人，對於另一些人的頑固反清，也全不在點子上。山西人非“不愛國”，隻是不大愛朝廷而已。而湖南人或南中國人的排滿，根子上也不是愛朝廷。麵對滿清，南北兩地態度反差，除開生存狀況相對的足與不足，頂頂主要的還是歷史—文化的原因。
四
總之，甲乙兩年，一北一南，清人的所遇所見，恍若兩國。民國初，孫靜庵與錢基博先生（錢鍾書父）討論修撰《明遺民錄》的意義，後者講了一句話：“豈可使笑中原無人？”[14]當時確有這種狀況——直至抵於揚州、遇見史可法前，清人大概一直暗笑“中原無人”，在這以後，才猛然發現並非無人，而是很有“人”，頂天立地，踵繼而來。
這番話，既不失理性，同時也不失正確。
《小腆紀年附考》第379頁至第396頁，以近二十頁篇幅，記述了東南各地二十七起類似盧象觀那樣的自發抵抗。時間範圍主要自乙酉年六月起，至閏六月二十七日亦即唐王朱聿鍵即皇帝位於福州止；這段時間，明朝失去國都、皇帝被俘，政治上處於短暫空白，故一切抵抗均為民間之自發、自主現象。所涉及地點，依今日區域，包括江蘇吳縣、吳江、武進、蘇州、常熟、宜興、江陰、無錫、常州、崑山、太倉，上海嘉定、鬆江，浙江餘姚、紹興、富陽、寧波、東陽、嘉興、餘杭、建德、長興，安徽休寧、寧國、涇縣、青陽、池州……將這些地名相互聯綴，我們眼前可以浮現一張幾乎完整的東南地圖。而在每個地方，都各有盧象觀式人物，僅自聲名較著者言，如沈自炳、沈自兄弟之於吳縣，吳易之於吳江，顧杲之於無錫，沈猶龍、陳子龍之於鬆江，錢肅樂之於寧波，侯峒曾、黃淳耀之於嘉定，金聲之於休寧，吳應箕之於池州……他們的故事，簡直出自同一個模式：破家舉義、抱必死誌、無望而戰、殉國以終。兩個多月，唯一組織較好而顯得不那麽徒然送死的抵抗，便是閻應元、陳明遇等領導的江陰抗清，雖然最終仍不免於失敗、慘遭屠城，但這彈丸小城卻拖住清軍二十餘萬八十天，令其三王、十八將斃命[12]。
自從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先從東到西、復由北而南，在同一個中國，清軍遭遇卻像杜甫的一句詩：“陰陽割昏曉。”北南之間，反差有如黑白。在北方，清軍長驅直入、一路坦途，波瀾未興而江山易手；過了淮河尤其來到江南，慘烈抵抗陡然而起，義夫壯士絡繹不絕。這種奇怪的差異，如今歷史教科書絕口不提，更不會探討，但在當時卻是極為突出的現象，作為入侵者的滿清感受非常強烈，乃至“不解”——《大義覺迷錄》中，雍正皇帝曾以一事質問曾靜：奉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晉省紳士百姓，願將軍需應用之駝屜、苫氈、繩索三萬副，從本地自備車騾運送，至歸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給價雇送。而各屬士民，輓車策騾，爭先裝載，給以腳價，感激涕零，稽首稱謝，不肯領取。急公效力，曠古所稀”等語。著將此折令杭奕祿發與曾靜看，並訊問曾靜：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踴躍急公，忠誠愛戴，實能視朕為後；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惡擾亂之徒如曾靜等，至於視朕如仇？此朕所不解。著訊取曾靜口供具奏。[13]
同是中國，山西人對清朝那麽“忠誠愛戴”，湖南卻出了曾靜這種“猖狂悖逆、肆惡擾亂之徒”，雍正對此“不解”。而我們知道，曾靜私淑的老師呂留良是浙江人，換言之，十八世紀上半葉已過去一半以上時間，從浙江到湖南一線的南中國，反清意識仍很頑固，反清的思想也特別有市場。從這個事實，回看當年滿清初入中國，更能體會南北兩地態度當何等懸殊。所以雍正的不解或困惑，頗為自然——如非一國，山西、湖南人態度截然不同，並無可詫異之處；既是同一國家，都曾為明朝子民，怎麽一個可以很快地春風化雨，一個卻如頑石那樣難以感化？這其實是個很深的問題，雍正說他“不解”，可能真，也可能是為了揭批曾靜故意裝成“不解”（從《大義覺迷錄》看，他對中國相關的思想淵源，不乏了解）。倒是當今中國人也許真的大多不甚了了。以現在貧乏的話語，當時山西、湖南之間這種差別，恐怕都用愛國、不愛國來表述。如這樣，不光委屈、冤枉山西人，對於另一些人的頑固反清，也全不在點子上。山西人非“不愛國”，隻是不大愛朝廷而已。而湖南人或南中國人的排滿，根子上也不是愛朝廷。麵對滿清，南北兩地態度反差，除開生存狀況相對的足與不足，頂頂主要的還是歷史—文化的原因。
四
總之，甲乙兩年，一北一南，清人的所遇所見，恍若兩國。民國初，孫靜庵與錢基博先生（錢鍾書父）討論修撰《明遺民錄》的意義，後者講了一句話：“豈可使笑中原無人？”[14]當時確有這種狀況——直至抵於揚州、遇見史可法前，清人大概一直暗笑“中原無人”，在這以後，才猛然發現並非無人，而是很有“人”，頂天立地，踵繼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