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中主要角色三:一位妓女,一位才子,一位奸佞。他們之間,通過一柄摺扇串接起來。妓女戀慕才子,才子以扇定情,奸佞從中破壞,妓女因此血濺摺扇——所謂“桃花”,便是濺於扇麵的血跡,按照作者的原話:“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2]。
這自是一段古典悽美的愛情,如將其視為“才子佳人”故事,予以體會、感喟和唏噓,頗為自然。然而,作者卻給我們打預防針。他說,隻看表麵的話,《桃花扇》要麽是“事之鄙焉者”,要麽是“事之細焉者”,要麽是“事之輕焉者”,乃至是“事之猥褻而不足道者”。[3]這絕非他寫作的目的。寫這作品,在他是一個已揣了幾十年的夢想:“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是極鄭重的。他回顧,自己還在少年時,族中一位長輩因曾親身經歷,“得弘光遺事甚悉”,“數數為予言之”,特別是“香姬麵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這一情節,對他觸動甚深;多年縈繞,終於釀成一個構思——以“南朝興亡”,“係之桃花扇底”。[4]所以,在類乎序言的《桃花扇小引》裏,他特別點明該劇主旨是: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5]
用我們今天話說,雖然題材和情節似乎是吟風弄月,《桃花扇》的真實主題卻並非愛情,而在政治。這極為有趣。如果我所記不錯,在政治中挖掘性的元素和影響,或者說從性的角度解讀政治,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隨文化批評時髦起來的視點。而孔尚任寫《桃花扇》,竟似在十七世紀末已得此意。這樣講,是否誇張,抑或有所“拔高”,讀過《桃花扇》的人不難鑑識。劇中,李香君這一元素,實際起到一種隱喻的作用,來代表人心向背、是非取捨和政治褒貶。作者讓政治立場去決定一位美人的情意所歸——政治“正確”者,得她芳心傾許;而政治上的醜類,輒令她性趣蕩然。
尤應指出,這位美人,除容貌、顏色上被賦予種種的美妙,從而對於男性普遍地構成夢中情人般的吸引,還特有一個“妓女”的身份。這使她的含義格外具體、固定和突出,而根本區別於“普通”女子。換言之,從身體到社會角色,無論“自然屬性”或“社會屬性”,她都是一個明確、強烈而純粹的性的符號。在她身上,那種性之於政治的隱喻意味,不單單是毋庸置疑,簡直也就是唯一的意味。
不妨看看劇中有怎樣的體現。第二十四出“罵宴”,當著幾位奸佞,迷人櫻唇吐出了如許的嬌音: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幹兒義子從新用,絕不了魏家種。[6]
侯方域繪像。
侯方域,即侯朝宗,明末“四公子”之一。河南歸德人。崇禎間應試南京,流寓於此,與秦淮名妓李香相戀,參加復社活動,忤阮大鋮。弘光時,阮得勢欲逮之入獄,走脫,投史可法幕。
電影《桃花扇》。
《桃花扇》,孔尚任作,演述崇、弘之間南京的政治鬥爭。這鬥爭,在明朝已延續四十年之久。此二者間的消長,關乎江山社稷興亡。在孔尚任看來,南渡之後閹黨得勢,是弘光政權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標誌。
在第二十一出,馬士英得知其黨田仰的聘禮為香君所拒,氣急敗壞: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撫,拏銀三百,買不去一個妓女。豈有此理!難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7]
而阮大鋮的幾句唱,切齒之餘,則酸溜溜地散發了醋意:當年舊恨重提起,便折花損柳心無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櫳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誰。[8]
權力、金錢與性之間向來的對等,突然消失,“新任漕撫,拏銀三百,買不去一個妓女”、“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抑或權力、金錢所暗含的性優勢被公然無視,喚起幾位高級男性政客內心深刻的失落。來自美艷妓女、天生尤物的否定,較諸直接的政治挫折,也許更加令人意氣難平。
孔尚任卻顯然從中感覺到快慰。實際上,他是把“性”作為獎賞給予所稱頌的一方,也作為鄙夷而給予了另一方。在他,這是歷史批判的一種依託,一種方式。此即開場第一出侯方域登台自報家門時點出的“久樹東林之幟”、“新登復社之壇”,以及吳應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內容——一直以來存在於南京且日趨激烈的黨派鬥爭。這鬥爭,在明朝已延續四十年之久,一邊是作為近倖小人集團的閹黨,一邊是堅持道義、真理與改革的知識分子陣營。此二者間的消長,關乎江山社稷興亡;至少在孔尚任看來,南渡之後閹黨得勢,是弘光政權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標誌。
二
雖然我們不會像孔尚任那樣,把明朝消亡僅僅歸結於政治和道德;畢竟,將近四百年之後,我們已經走出了古典興亡觀及其話語體係,而擁有更多的觀察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可是,《桃花扇》所著力表現的內容,在短命的弘光朝歷史中仍有分量,乃至是相當重的分量。
這是那時代所特有的事實。
這自是一段古典悽美的愛情,如將其視為“才子佳人”故事,予以體會、感喟和唏噓,頗為自然。然而,作者卻給我們打預防針。他說,隻看表麵的話,《桃花扇》要麽是“事之鄙焉者”,要麽是“事之細焉者”,要麽是“事之輕焉者”,乃至是“事之猥褻而不足道者”。[3]這絕非他寫作的目的。寫這作品,在他是一個已揣了幾十年的夢想:“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是極鄭重的。他回顧,自己還在少年時,族中一位長輩因曾親身經歷,“得弘光遺事甚悉”,“數數為予言之”,特別是“香姬麵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這一情節,對他觸動甚深;多年縈繞,終於釀成一個構思——以“南朝興亡”,“係之桃花扇底”。[4]所以,在類乎序言的《桃花扇小引》裏,他特別點明該劇主旨是: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5]
用我們今天話說,雖然題材和情節似乎是吟風弄月,《桃花扇》的真實主題卻並非愛情,而在政治。這極為有趣。如果我所記不錯,在政治中挖掘性的元素和影響,或者說從性的角度解讀政治,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隨文化批評時髦起來的視點。而孔尚任寫《桃花扇》,竟似在十七世紀末已得此意。這樣講,是否誇張,抑或有所“拔高”,讀過《桃花扇》的人不難鑑識。劇中,李香君這一元素,實際起到一種隱喻的作用,來代表人心向背、是非取捨和政治褒貶。作者讓政治立場去決定一位美人的情意所歸——政治“正確”者,得她芳心傾許;而政治上的醜類,輒令她性趣蕩然。
尤應指出,這位美人,除容貌、顏色上被賦予種種的美妙,從而對於男性普遍地構成夢中情人般的吸引,還特有一個“妓女”的身份。這使她的含義格外具體、固定和突出,而根本區別於“普通”女子。換言之,從身體到社會角色,無論“自然屬性”或“社會屬性”,她都是一個明確、強烈而純粹的性的符號。在她身上,那種性之於政治的隱喻意味,不單單是毋庸置疑,簡直也就是唯一的意味。
不妨看看劇中有怎樣的體現。第二十四出“罵宴”,當著幾位奸佞,迷人櫻唇吐出了如許的嬌音: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幹兒義子從新用,絕不了魏家種。[6]
侯方域繪像。
侯方域,即侯朝宗,明末“四公子”之一。河南歸德人。崇禎間應試南京,流寓於此,與秦淮名妓李香相戀,參加復社活動,忤阮大鋮。弘光時,阮得勢欲逮之入獄,走脫,投史可法幕。
電影《桃花扇》。
《桃花扇》,孔尚任作,演述崇、弘之間南京的政治鬥爭。這鬥爭,在明朝已延續四十年之久。此二者間的消長,關乎江山社稷興亡。在孔尚任看來,南渡之後閹黨得勢,是弘光政權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標誌。
在第二十一出,馬士英得知其黨田仰的聘禮為香君所拒,氣急敗壞: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撫,拏銀三百,買不去一個妓女。豈有此理!難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7]
而阮大鋮的幾句唱,切齒之餘,則酸溜溜地散發了醋意:當年舊恨重提起,便折花損柳心無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櫳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誰。[8]
權力、金錢與性之間向來的對等,突然消失,“新任漕撫,拏銀三百,買不去一個妓女”、“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抑或權力、金錢所暗含的性優勢被公然無視,喚起幾位高級男性政客內心深刻的失落。來自美艷妓女、天生尤物的否定,較諸直接的政治挫折,也許更加令人意氣難平。
孔尚任卻顯然從中感覺到快慰。實際上,他是把“性”作為獎賞給予所稱頌的一方,也作為鄙夷而給予了另一方。在他,這是歷史批判的一種依託,一種方式。此即開場第一出侯方域登台自報家門時點出的“久樹東林之幟”、“新登復社之壇”,以及吳應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內容——一直以來存在於南京且日趨激烈的黨派鬥爭。這鬥爭,在明朝已延續四十年之久,一邊是作為近倖小人集團的閹黨,一邊是堅持道義、真理與改革的知識分子陣營。此二者間的消長,關乎江山社稷興亡;至少在孔尚任看來,南渡之後閹黨得勢,是弘光政權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標誌。
二
雖然我們不會像孔尚任那樣,把明朝消亡僅僅歸結於政治和道德;畢竟,將近四百年之後,我們已經走出了古典興亡觀及其話語體係,而擁有更多的觀察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可是,《桃花扇》所著力表現的內容,在短命的弘光朝歷史中仍有分量,乃至是相當重的分量。
這是那時代所特有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