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44頁。


    [26]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44頁。


    [27]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26頁。


    [28]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20頁。


    [29]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26頁。


    [30]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29頁。


    [31] 《史忠正公集》題為《請遣北使疏》,顯係清人改竄。據馮夢龍《中興實錄》,原題是《款虜疏》,茲予恢復。


    [32] 史可法《請遣北使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7頁。


    [33]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77頁。


    [34]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77頁。


    [35]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78頁。


    [36]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18頁。


    [37] 南炳文《南明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第41—45頁。


    [38] 《清帝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開明書店,1952,第455頁。


    [39]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78—179頁。


    [40]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79頁。


    [41]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62頁。


    [42]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62頁。


    [43]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89頁。


    [44] 《左傳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743頁。


    [45]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96頁。


    [46]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09頁。


    [47]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34頁。


    [48]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07頁。


    [49]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09頁。


    [50]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21頁。


    [51]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51頁。


    [52]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62頁。


    [53] 史可法《自劾師久無功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21頁。


    [54] 溫睿臨《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第42頁。


    [55] 史可法《請早定廟算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21—22頁。


    [56] 溫睿臨《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第41頁。


    [57] 金聖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第88頁。


    [58]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21頁。


    [59]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142頁。


    [60]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45頁。


    [61]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65頁。


    [62]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57頁。


    [63] 溫睿臨《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第382頁。


    [64]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12頁。


    [65] 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四,上海書店,1988,第430頁。


    [66] 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四,上海書店,1988,第431頁。


    [67] 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四,上海書店,1988,第431頁。


    [68]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88頁。


    桃色·黨爭


    這鬥爭,在明朝已延續四十年之久,一邊是作為近倖小人集團的閹黨,一邊是堅持道義、真理與改革的知識分子陣營。此二者間的消長,關乎江山社稷興亡;至少在孔尚任看來,南渡之後閹黨得勢,是弘光政權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標誌。


    一


    明之亡,本身像一部懸疑小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歷來,各家各派依其所思,說什麽的都有。


    其中,有位孔夫子後人,名叫孔尚任,寫了一部戲劇,題為《桃花扇》,洋洋十餘萬言。要說這部劇作的品質,以筆者看來,真無愧世界戲劇史上任何佳作。不單單是文辭的優美、人物的鮮活,更因它開創性地採取了全紀實的敘事。除因情節構造之需,於若幹細節有所虛構或想像外,大部分內容都來自真憑實據。所謂“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1]作者就像今之學者做論文那樣,以一篇《桃花扇考據》,專門列出他所本的主要材料,一方麵顯示作品的嚴肅,一方麵亦備有興趣的看客或讀者索證稽核。而且他對材料的搜集,並不以案頭為滿足,利用各種機會,踏訪實地,親問舊人。以我孤陋的見聞,遠在十七世紀(《桃花扇》“凡三易稿而書成”,最後脫稿於1699年),以這種方式和意識產生的劇作,仿佛隻有《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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