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44年5月下旬圍繞“定策”發生的明爭暗鬥，到翌年6月3日（乙酉年五月初十）朱由崧出逃，一年之內，南京幾乎沒有哪件事與黨爭無關。豈但如此，我們對弘光朝各項事業，從政治到軍事，從民生到製度，均留下無頭蒼蠅般的印象，從頭到尾，一盆漿糊，沒有完整做成一件事，全都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或幹脆隻形諸語言不見於行動——權舉一例，從皇帝到群臣一致信誓旦旦、反覆念及的恢復中原、為先帝復仇，也根本停留在口頭，直到最後也不曾實質性地發出一兵一卒；而唯獨對於一件事，人們貫穿始終、全力以赴、未嚐稍懈，這便是黨爭。福王之立、馬士英當政、史可法出督、阮大鋮起復、張慎言劉宗周薑曰廣呂大器高弘圖等先後罷退、左良玉反叛……所有的重大政治變故，差不多都釀自黨爭。直至崩潰前一個月，馬阮集團全神貫注去做的，仍是針對東林—復社陣營羅織罪名、圖興大獄，並以處決其中兩個活躍分子周鑣、雷祚，作為高潮。
它的根源，有遠有近。
遠的，是萬曆、天啟、崇禎三朝一係列起起伏伏，其中有兩大關節：一是天啟年間魏忠賢、客氏當道，屠戮東林；一是崇禎登基後定閹黨為“逆案”。更多的頭緒，先前我們已有交代，讀者若有不明，重溫即可，不復贅及。
我們將了解的重點，放在近處。那是崇禎十一年（1638）秋天發生的一樁事，內容便是吳應箕在《桃花扇》第一出所說的“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
這份揭帖名叫《留都防亂公揭》。先解釋幾個名詞：古代把公開張貼的啟事、告示稱作“揭帖”；“揭”是它的簡稱；“公揭”，則是有多人具名的揭帖；至於“留都”，指的是南京。如若轉為當代語，《留都防亂公揭》略同於一張由南京部分人士集體署名的街頭大字報。
列名其上的“南京部分人士”，多達百四十餘。朱希祖先生曾以專文對具體人數進行考辨[9]，我們在此且不管它，而著重注意上述人數所表現出來的聲勢。倘在今日，一張百人簽名的大字報也許算不了什麽，但這是在將近四百年以前，當時，受過一定教育的人縱非萬裏挑一，千裏挑一總是差不多的。所以，能有百人簽名，這張大字報在知識界顯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代表誰呢？主要是復社。這是明末的一個知識同人團體，欲知該團體勢力如何，我們來看眉史氏《復社紀略》的記載。據它說，早在十年前，亦即戊辰年（崇禎元年，1628），以姑蘇為首，各地青年學人社團（復社前身）成員即達七百多人；書中將這些姓名逐一開具，然後嘆道：按目計之，得七百餘人，從來社集未有如是之眾者！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雲。[10]
天下讀書人，沒有不崇尚復社的，甚至出版家也靠印他們的書發了財。《桃花扇》裏就有這麽一位書商蔡益所，專刻復社名流之作；他上場時以“貿易詩書之利”、“流傳文字之功”[11]自誇，倒是出版家的外俗內雅的好對。
須知以上尚是1628年的情形，又經十幾年，復社勢力之膨脹簡直令人側目。阮大鋮曾這樣煽動馬士英：“孔門弟子三千，而維鬥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12]維鬥乃復社領袖之一楊廷樞的表字，阮大鋮說他“聚徒至萬”，肯定是危言聳聽，以說動馬士英出手鎮壓。另有說法稱，楊廷樞“聲譽日隆，門下著錄者三千人”[13]，這大約比較客觀。僅僅楊廷樞一人，身後追隨者即達三千；其他復社巨擘就算達不到這種規模，但把每個人的影響麵都計算起來，無論如何會是個使人瞠目的數字。難怪有人要憤憤不平地告禦狀說：“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14]
復社興起，有一實一虛兩個背景。前者是崇禎初年定閹黨為逆案，為東林平反，形成一種直接而具體的刺激，令讀書人誌氣大長，而東南一帶原係東林淵藪，此地年輕後學，率先躍起，集會結社、談經論世、指斥方遒。至於後者，則須聯繫晚明整體精神思想氛圍。主要自王陽明以來，明人講學之風大興。筆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謁訪，得見當年王艮為外出講學，仿孔子周遊列國的車製而自製的蒲輪車，雖非原物，而是今人想像下的贗品，卻也提供了一種形象。據說他就乘著這古簡之車，從江西出發，沿途聚講，直抵北京。明末學派林立，就是講學風盛所致。“東林”被誣為“黨”之前，其實是個書院的名稱，無錫至今有其址。萬曆二十二年（1594），顧憲成忤旨革職，返鄉講學，重修東林書院並任主持，名儒耆宿紛至遝來，很快成為思想、學術重鎮，最終給朝政以深刻影響。東林模式或東林經驗，既激於時代，反過來也是對時代的有力印證；由於經過了思想、歷史、倫理層麵的究問與反思，歷來士大夫作為王朝政治“齒輪與螺絲釘”的那種功能，明顯朝著帶有自我意識的知識分子政治獨立性轉化了，所以，整個明末知識分子階層的鬥爭性、反叛性以及基於思想認同的群體意識，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現代的知識分子已可以從他們身上嗅到一些親切熟悉的氣息，這是從未有過的。
它的根源，有遠有近。
遠的，是萬曆、天啟、崇禎三朝一係列起起伏伏，其中有兩大關節：一是天啟年間魏忠賢、客氏當道，屠戮東林；一是崇禎登基後定閹黨為“逆案”。更多的頭緒，先前我們已有交代，讀者若有不明，重溫即可，不復贅及。
我們將了解的重點，放在近處。那是崇禎十一年（1638）秋天發生的一樁事，內容便是吳應箕在《桃花扇》第一出所說的“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
這份揭帖名叫《留都防亂公揭》。先解釋幾個名詞：古代把公開張貼的啟事、告示稱作“揭帖”；“揭”是它的簡稱；“公揭”，則是有多人具名的揭帖；至於“留都”，指的是南京。如若轉為當代語，《留都防亂公揭》略同於一張由南京部分人士集體署名的街頭大字報。
列名其上的“南京部分人士”，多達百四十餘。朱希祖先生曾以專文對具體人數進行考辨[9]，我們在此且不管它，而著重注意上述人數所表現出來的聲勢。倘在今日，一張百人簽名的大字報也許算不了什麽，但這是在將近四百年以前，當時，受過一定教育的人縱非萬裏挑一，千裏挑一總是差不多的。所以，能有百人簽名，這張大字報在知識界顯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代表誰呢？主要是復社。這是明末的一個知識同人團體，欲知該團體勢力如何，我們來看眉史氏《復社紀略》的記載。據它說，早在十年前，亦即戊辰年（崇禎元年，1628），以姑蘇為首，各地青年學人社團（復社前身）成員即達七百多人；書中將這些姓名逐一開具，然後嘆道：按目計之，得七百餘人，從來社集未有如是之眾者！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雲。[10]
天下讀書人，沒有不崇尚復社的，甚至出版家也靠印他們的書發了財。《桃花扇》裏就有這麽一位書商蔡益所，專刻復社名流之作；他上場時以“貿易詩書之利”、“流傳文字之功”[11]自誇，倒是出版家的外俗內雅的好對。
須知以上尚是1628年的情形，又經十幾年，復社勢力之膨脹簡直令人側目。阮大鋮曾這樣煽動馬士英：“孔門弟子三千，而維鬥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12]維鬥乃復社領袖之一楊廷樞的表字，阮大鋮說他“聚徒至萬”，肯定是危言聳聽，以說動馬士英出手鎮壓。另有說法稱，楊廷樞“聲譽日隆，門下著錄者三千人”[13]，這大約比較客觀。僅僅楊廷樞一人，身後追隨者即達三千；其他復社巨擘就算達不到這種規模，但把每個人的影響麵都計算起來，無論如何會是個使人瞠目的數字。難怪有人要憤憤不平地告禦狀說：“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14]
復社興起，有一實一虛兩個背景。前者是崇禎初年定閹黨為逆案，為東林平反，形成一種直接而具體的刺激，令讀書人誌氣大長，而東南一帶原係東林淵藪，此地年輕後學，率先躍起，集會結社、談經論世、指斥方遒。至於後者，則須聯繫晚明整體精神思想氛圍。主要自王陽明以來，明人講學之風大興。筆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謁訪，得見當年王艮為外出講學，仿孔子周遊列國的車製而自製的蒲輪車，雖非原物，而是今人想像下的贗品，卻也提供了一種形象。據說他就乘著這古簡之車，從江西出發，沿途聚講，直抵北京。明末學派林立，就是講學風盛所致。“東林”被誣為“黨”之前，其實是個書院的名稱，無錫至今有其址。萬曆二十二年（1594），顧憲成忤旨革職，返鄉講學，重修東林書院並任主持，名儒耆宿紛至遝來，很快成為思想、學術重鎮，最終給朝政以深刻影響。東林模式或東林經驗，既激於時代，反過來也是對時代的有力印證；由於經過了思想、歷史、倫理層麵的究問與反思，歷來士大夫作為王朝政治“齒輪與螺絲釘”的那種功能，明顯朝著帶有自我意識的知識分子政治獨立性轉化了，所以，整個明末知識分子階層的鬥爭性、反叛性以及基於思想認同的群體意識，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現代的知識分子已可以從他們身上嗅到一些親切熟悉的氣息，這是從未有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