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譯本：
beal，s.：si瞴u瞜i，buddhistrecordsofthewesternworld.trantedfromthechineseofhiuentsiang(a.d.629).2.vols.1884，london.
watters，th.：onyuanchwang’stravecsinlndia(629～645a.d.)，editedafterhisdeath，byt.w.rhysdavidsands.w.bushell.2vols.1904～5，london.
日文翻譯和注釋本：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1912年，東京。
小野玄妙譯《大唐西域記》，《國譯一切經》史僧部一六，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二冊1942年～1943年，東京。
第十三題 關於《大唐西域記》 關於《大唐西域記》(5)
水穀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係》22，平凡社，東京，1972年。
至於研究印度的學者對本書的評價，那簡直就是車載鬥量，無法一一抄錄。我在這裏想從代表各種類型、各種流派的歷史學家中各選一個代表，談一談他們對《大唐西域記》的評價，這也就算是一種“優選法”吧。印度史學家羅米拉-塔巴(romthapar)見所著《古代印度社會史》(ancientindiansocialhistory)，新德裏，1978年。把研究印度史的學者分為許多類型。我就是根據她的類型說來選擇的。首先我想選擇20世紀早期的英國印度史學家斯密士(vincentsmith)，他是代表英國的利益、崇拜英國又崇拜偉大人物的。他的歷史觀是英雄史觀。他對《大唐西域記》的意見是：
印度歷史對玄奘欠下的債是決不會估價過高的。意思就是：“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分。”見所著《牛津印度史》(theoxfordhistoryofindia)，牛津大學，1928年，第169頁。
這是一種類型。
到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印度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了史學界。這時有一大批印度歷史學者出現，他們一反前一階段的做法，把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民族解放和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思想貫穿在史學著作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就是著名歷史學家馬宗達(r.c.majumdar)，他在《古代印度》(ancientlndia)中說：
我們記述的有關曷利沙伐彈那的絕大部分事實都來自一個遊方僧的驚人的記載，此外，這些記載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印度當時情況的圖畫，這種圖畫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馬宗達還在孟買印度科學院出版的《印度人民的歷史和文化》(thehistoryandcultureofthelndianpeople)第一卷《吠陀時期》對中國赴印留學的幾位高僧法顯、玄奘、義淨評論說：
(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相當厚的書，這些書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並且譯成了英文。三個人都在印度呆了許多年，學習了印度語言，法顯和玄奘廣泛遊覽，幾乎遊遍全印。在這些方麵，他們比希臘旅行家有無可懷疑的有利之處。
1978年，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裏(ali)教授的來信中說：
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又是一個類型。
至於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前麵引的高善必就是其中的先驅者和傑出的代表，他應用《大唐西域記》來研究印度歷史，上麵已經有了足夠的例子，這裏不再談了。
這又是一個類型。
總之，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不管他是哪一國人，不管他代表哪一種觀點，他們都給予《大唐西域記》以極高的評價。上麵幾個例子充分可以證明，在上百年的研究印度史的實踐中，《大唐西域記》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價值。再引更多的例子完全沒有必要了。
對於玄奘的研究，對於《大唐西域記》的研究，盡管在中國和全世界範圍內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總感覺到，好像方才開始。要想用科學的觀點實事求是地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首先必須占有資料，像《大唐西域記》這樣的資料堪稱其中瑰寶。正如我上麵已經說到的那樣，書中有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我上麵這些不成熟的意見，隻能看作是初步嚐試。引玉拋磚，敢請以我為始;發揚光大，尚有待於來者。
1980年4月27日校畢
第十四題 佛教對中國儒道兩家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儒道兩家的影響
【第十四題】
迦樓羅(金翅鳥)天龍八部之一麥積山石窟第191窟宋代浮雕
三教圖明代丁雲鵬繪“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來，宋代理學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麵受了佛教的影響，連許多人們平常不注意的末節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響了。”此圖繪儒釋道三家鼻祖共坐於菩提樹下。
第十四題 佛教對中國儒道兩家的影響 佛教對於宋代理學影響之一例
這確是一個“大題”，但我卻隻能“小做”。佛教對宋代理學有很大的影響，這幾乎已經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現在沒有哪一個哲學史家會再否認了。但一般人注意到的差不多全是思想方麵的影響。馮芝生(友蘭)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下冊第十二章(頁800～)裏討論韓愈和李翱的思想，結論說：
由上所言，則宋明道學之基礎及輪廓在唐代已由韓愈李翱確定矣;而李之所貢獻尤較韓為大，其學說所受佛學之影響尤為顯然。
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第三編上頁1也說：
宋之大儒，多與禪門往還，其討論性命之說，故宜有相契發者;唯於人事倫理，所持各異耳。
都說的是宋代理學在思想方麵受了佛學的影響。蔣維喬、楊大膺《中國哲學史綱要》卷下頁4說：
自來學者都說宋明理學和佛學的深切關係在乎根本思想，我們則認為隻在乎方法。由方法的相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類似;其實兩家的思想雖有一二相通的地方，而根本上，一是世間法，二是出世間法，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不明白，他所謂“方法”究竟是指的什麽。此外中外學者討論佛教和理學的關係的還非常多，幾乎都是從大處著眼，研究兩家思想方麵的關係。我在這裏不能一一列舉了。
在這篇小文裏，我不能，而且也不敢，討論思想方麵的大問題。我隻想指出一件過去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過的小事情，讓大家注意。中國理學家除了討論哲學問題以外，多半還都用一番實踐的工夫，克治私慾就是這實踐的工夫之一。清尹銘綬《學規舉隅》卷上入德之方在叫做“克治”的一段裏引朱子的話說：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隨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隻是個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
我不知道這方法究竟有多少人實行，隻記得在別的書裏也看到過實行這方法的理學家，可見實行這方法的人不在少數。我們初看這方法，恐怕沒有人會想到這不是“國貨”，我最初也以為，隻有中國，而且隻有中國的理學家，才能發明這一個滑稽而笨拙的“死法”。但我後來竟然在中譯《大藏經》裏找到它的來源。《賢愚經》卷第十三，(六七)優波毱提品第六十講到一個故事，說阿難的弟子耶貰，奉持佛法。他聽說某一個居士生了一個孩子，於是他就去向居士索要，“欲使為道”。居士不肯。後來他又生了一個孩子，仍然不肯讓他當和尚。
beal，s.：si瞴u瞜i，buddhistrecordsofthewesternworld.trantedfromthechineseofhiuentsiang(a.d.629).2.vols.1884，london.
watters，th.：onyuanchwang’stravecsinlndia(629～645a.d.)，editedafterhisdeath，byt.w.rhysdavidsands.w.bushell.2vols.1904～5，london.
日文翻譯和注釋本：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1912年，東京。
小野玄妙譯《大唐西域記》，《國譯一切經》史僧部一六，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二冊1942年～1943年，東京。
第十三題 關於《大唐西域記》 關於《大唐西域記》(5)
水穀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係》22，平凡社，東京，1972年。
至於研究印度的學者對本書的評價，那簡直就是車載鬥量，無法一一抄錄。我在這裏想從代表各種類型、各種流派的歷史學家中各選一個代表，談一談他們對《大唐西域記》的評價，這也就算是一種“優選法”吧。印度史學家羅米拉-塔巴(romthapar)見所著《古代印度社會史》(ancientindiansocialhistory)，新德裏，1978年。把研究印度史的學者分為許多類型。我就是根據她的類型說來選擇的。首先我想選擇20世紀早期的英國印度史學家斯密士(vincentsmith)，他是代表英國的利益、崇拜英國又崇拜偉大人物的。他的歷史觀是英雄史觀。他對《大唐西域記》的意見是：
印度歷史對玄奘欠下的債是決不會估價過高的。意思就是：“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分。”見所著《牛津印度史》(theoxfordhistoryofindia)，牛津大學，1928年，第169頁。
這是一種類型。
到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印度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了史學界。這時有一大批印度歷史學者出現，他們一反前一階段的做法，把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民族解放和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思想貫穿在史學著作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就是著名歷史學家馬宗達(r.c.majumdar)，他在《古代印度》(ancientlndia)中說：
我們記述的有關曷利沙伐彈那的絕大部分事實都來自一個遊方僧的驚人的記載，此外，這些記載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印度當時情況的圖畫，這種圖畫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馬宗達還在孟買印度科學院出版的《印度人民的歷史和文化》(thehistoryandcultureofthelndianpeople)第一卷《吠陀時期》對中國赴印留學的幾位高僧法顯、玄奘、義淨評論說：
(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相當厚的書，這些書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並且譯成了英文。三個人都在印度呆了許多年，學習了印度語言，法顯和玄奘廣泛遊覽，幾乎遊遍全印。在這些方麵，他們比希臘旅行家有無可懷疑的有利之處。
1978年，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裏(ali)教授的來信中說：
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又是一個類型。
至於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前麵引的高善必就是其中的先驅者和傑出的代表，他應用《大唐西域記》來研究印度歷史，上麵已經有了足夠的例子，這裏不再談了。
這又是一個類型。
總之，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不管他是哪一國人，不管他代表哪一種觀點，他們都給予《大唐西域記》以極高的評價。上麵幾個例子充分可以證明，在上百年的研究印度史的實踐中，《大唐西域記》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價值。再引更多的例子完全沒有必要了。
對於玄奘的研究，對於《大唐西域記》的研究，盡管在中國和全世界範圍內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總感覺到，好像方才開始。要想用科學的觀點實事求是地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首先必須占有資料，像《大唐西域記》這樣的資料堪稱其中瑰寶。正如我上麵已經說到的那樣，書中有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我上麵這些不成熟的意見，隻能看作是初步嚐試。引玉拋磚，敢請以我為始;發揚光大，尚有待於來者。
1980年4月27日校畢
第十四題 佛教對中國儒道兩家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儒道兩家的影響
【第十四題】
迦樓羅(金翅鳥)天龍八部之一麥積山石窟第191窟宋代浮雕
三教圖明代丁雲鵬繪“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來，宋代理學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麵受了佛教的影響，連許多人們平常不注意的末節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響了。”此圖繪儒釋道三家鼻祖共坐於菩提樹下。
第十四題 佛教對中國儒道兩家的影響 佛教對於宋代理學影響之一例
這確是一個“大題”，但我卻隻能“小做”。佛教對宋代理學有很大的影響，這幾乎已經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現在沒有哪一個哲學史家會再否認了。但一般人注意到的差不多全是思想方麵的影響。馮芝生(友蘭)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下冊第十二章(頁800～)裏討論韓愈和李翱的思想，結論說：
由上所言，則宋明道學之基礎及輪廓在唐代已由韓愈李翱確定矣;而李之所貢獻尤較韓為大，其學說所受佛學之影響尤為顯然。
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第三編上頁1也說：
宋之大儒，多與禪門往還，其討論性命之說，故宜有相契發者;唯於人事倫理，所持各異耳。
都說的是宋代理學在思想方麵受了佛學的影響。蔣維喬、楊大膺《中國哲學史綱要》卷下頁4說：
自來學者都說宋明理學和佛學的深切關係在乎根本思想，我們則認為隻在乎方法。由方法的相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類似;其實兩家的思想雖有一二相通的地方，而根本上，一是世間法，二是出世間法，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不明白，他所謂“方法”究竟是指的什麽。此外中外學者討論佛教和理學的關係的還非常多，幾乎都是從大處著眼，研究兩家思想方麵的關係。我在這裏不能一一列舉了。
在這篇小文裏，我不能，而且也不敢，討論思想方麵的大問題。我隻想指出一件過去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過的小事情，讓大家注意。中國理學家除了討論哲學問題以外，多半還都用一番實踐的工夫，克治私慾就是這實踐的工夫之一。清尹銘綬《學規舉隅》卷上入德之方在叫做“克治”的一段裏引朱子的話說：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隨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隻是個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
我不知道這方法究竟有多少人實行，隻記得在別的書裏也看到過實行這方法的理學家，可見實行這方法的人不在少數。我們初看這方法，恐怕沒有人會想到這不是“國貨”，我最初也以為，隻有中國，而且隻有中國的理學家，才能發明這一個滑稽而笨拙的“死法”。但我後來竟然在中譯《大藏經》裏找到它的來源。《賢愚經》卷第十三，(六七)優波毱提品第六十講到一個故事，說阿難的弟子耶貰，奉持佛法。他聽說某一個居士生了一個孩子，於是他就去向居士索要，“欲使為道”。居士不肯。後來他又生了一個孩子，仍然不肯讓他當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