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史達林終於了解到他將被流放。他的第一站是回到巴統。他又組織了一次合影。當他離開監獄時，他的同誌們揮舞著旗幟唱起了《馬賽曲》。
“我被流放了，”史達林寫信給剛剛被釋放的娜塔莎·科爾蒂娃，“在監獄附近等我。”她籌集了10盧布和一點食物，想讓他在這漫長寒冷的冬日之旅中能好受一些。史達林離開的時候隻穿著一件薄薄的喬治亞喬卡和一雙靴子，甚至沒有戴手套。他在巴統港登上監獄的蒸汽船，即將前往他此行的第一站——新羅西斯克和羅斯托夫。他看到娜塔莎佇立在碼頭“和他告別”。
於是，這位被美酒和歌聲養育大的喬治亞人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那個遙遠的地方被冰雪覆蓋，人跡罕至。那裏，就是西伯利亞。
* * *
[1] “我開心？”1935年，凱可被問到作為史達林的母親是否開心時，她諷刺地說，“你說，我到底應該怎麽開心呢？全世界都因為我兒子和我們的國家而感到開心。所以說，作為他的母親，我應該怎麽覺得呢？”
[2] 史達林很快就改良了他和外界隱秘的通信方式。有一個可憐的巴統工人專為監獄送木材。有人找到他，告訴他有人會幫他運木材，而他則必須按指示行事。他把木材送到監獄，放在院子裏。那天下午3點整，獄警把史達林放了出來，後者給了木材工人一封急信，讓他帶回巴統。
[3] 如果說史達林夢想自己成為一個信仰堅定、紀律嚴格的團體中的一員，那麽，列寧則將這一夢想具體化了。他頗有見地指出：“我們的黨不是哲學家的學校”，而是“一個鬥爭的黨。到目前為止，它看上去還像是個其樂融融的家長製大家庭。現在，我們必須把它改造成一個堡壘——它的大門隻為有價值的人打開”，其餘的方式都是“最背道離經的褻瀆”。
[4] 在成為蘇聯的領袖後，史達林表示過對沙俄警察係統過於寬待犯人的不屑，並下定決心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監獄就像是養老院一樣，”1937年“大清洗”正值最高潮時，他曾寫道，“犯人們不但可以社交，給彼此寫信，還能收到包裹！”
[5] 因為對恐怖分子和革命黨人的逮捕往往秘密進行而又缺乏證據，沙俄帝國的當權者意識到，不能用陪審團或法官為他們判刑：當地的憲兵隊長會把量刑提議交給當地的首長，首長又會把量刑提議交給特別委員會——由司法和內務部5位人員組成——定奪。內務大臣會確定量刑，最後由沙皇簽署。對史達林的量刑也遵循了這一流程。1881—1904年間，大概有11879人遭到了和史達林同等的流放刑罰，而在史達林的統治下，在差不多同樣長的時段中，遭到流放的人數卻多達2800萬，其中的數百萬人再也沒有回來過。沙皇統治時期也會對犯人執行死刑，而西部省區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和猶太人，比信仰東正教的俄國人或喬治亞人更容易遭受這一極刑。
12 凍壞了的喬治亞人：西伯利亞放逐之旅
前往西伯利亞的旅途比流放這一刑罰更為致命。史達林經歷了其間的所有恐怖和危險境遇。他一站又一站地緩慢向東方前行，旅途中不斷有其他犯人加入他的團隊。據他本人說，在流放的過程中，他的腳上時常戴著鐵球鐐銬。他曾頗為感懷地回憶道：“再也沒有比卸掉鐐銬後伸一伸腳更加舒服的事情了。”
當他來到頓河河畔的羅斯托夫時，身上早已沒有錢了。於是，他給巴統的朋友拍了一份電報，問他們要錢。坎傑拉基把錢匯了過去。還沒離開多遠，他又犯起了牙疼，還因此去看了一位助理醫師。“等我給你敷上藥，你的牙就再也不會疼了！”醫師對他說。“他親自給我的蛀牙敷上了藥。”史達林回憶道，“這藥裏含有砷，但他根本沒有告訴我應該把它拿出來。那顆蛀牙倒是不疼了，可是，另外好幾顆牙齒卻因此全掉了下來。他至少說對了一件事——那些牙齒再也不會疼了！”史達林一生中被好幾種痼疾長期折磨著，牙疼就是其中之一。
犯人們離文明越來越遠。他們漸漸感受到了西伯利亞的極端環境以及當地的疾病和暴力。有一個犯人就在西伯利亞某地“快要因傷口糜爛而亡”了。70多歲時，史達林曾回憶說：“可最近的醫院都在1000公裏之外。我們請來了一位助理醫師，他說必須給這位犯人截肢。他往那人腿上澆了一點酒，讓眾人把他按住，然後就開始了手術。我不敢看，於是躲進了營地。可是，那個人的腿是在沒有被麻醉的情況下被切除的，你不可能聽不到他的吼叫聲。直到今天，我依然對他的吼叫聲記憶猶新！”他還在途中遇到了一幫古裏亞農民工，他們正是因他在巴統所領導的示威行動而被逮捕和流放的。索索看著這些全身顫抖的喬治亞人，不禁有些自責——要知道，在史達林的一生中，他鮮有對自己的行為感到自責的時刻。可是，他們依然大方地原諒了他。
對於政治犯來說，刑事犯是真正的天敵。據史達林的得力幹將，也曾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說，雖然刑事犯們通常“尊敬政治犯所倡導的鬥爭”，但他們也會找政治犯的麻煩。史達林曾對他的一個繼子說：“在流放途中，我遇到了一個變態的保險箱竊賊。他十分高大，足足有兩米高。我隻是就我的菸袋和他交流了幾句，一點惡意也沒有……結果，他卻和我打了起來。這個白癡把我打倒在地，還打碎了我的幾根肋骨。沒有人過來幫我。”史達林被打暈了過去。但這次遭遇也給史達林上了一節政治課。他總結道：“等我醒來時，我意識到，作為政治家，必須永遠有聯盟。”
“我被流放了，”史達林寫信給剛剛被釋放的娜塔莎·科爾蒂娃，“在監獄附近等我。”她籌集了10盧布和一點食物，想讓他在這漫長寒冷的冬日之旅中能好受一些。史達林離開的時候隻穿著一件薄薄的喬治亞喬卡和一雙靴子，甚至沒有戴手套。他在巴統港登上監獄的蒸汽船，即將前往他此行的第一站——新羅西斯克和羅斯托夫。他看到娜塔莎佇立在碼頭“和他告別”。
於是，這位被美酒和歌聲養育大的喬治亞人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那個遙遠的地方被冰雪覆蓋，人跡罕至。那裏，就是西伯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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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開心？”1935年，凱可被問到作為史達林的母親是否開心時，她諷刺地說，“你說，我到底應該怎麽開心呢？全世界都因為我兒子和我們的國家而感到開心。所以說，作為他的母親，我應該怎麽覺得呢？”
[2] 史達林很快就改良了他和外界隱秘的通信方式。有一個可憐的巴統工人專為監獄送木材。有人找到他，告訴他有人會幫他運木材，而他則必須按指示行事。他把木材送到監獄，放在院子裏。那天下午3點整，獄警把史達林放了出來，後者給了木材工人一封急信，讓他帶回巴統。
[3] 如果說史達林夢想自己成為一個信仰堅定、紀律嚴格的團體中的一員，那麽，列寧則將這一夢想具體化了。他頗有見地指出：“我們的黨不是哲學家的學校”，而是“一個鬥爭的黨。到目前為止，它看上去還像是個其樂融融的家長製大家庭。現在，我們必須把它改造成一個堡壘——它的大門隻為有價值的人打開”，其餘的方式都是“最背道離經的褻瀆”。
[4] 在成為蘇聯的領袖後，史達林表示過對沙俄警察係統過於寬待犯人的不屑，並下定決心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監獄就像是養老院一樣，”1937年“大清洗”正值最高潮時，他曾寫道，“犯人們不但可以社交，給彼此寫信，還能收到包裹！”
[5] 因為對恐怖分子和革命黨人的逮捕往往秘密進行而又缺乏證據，沙俄帝國的當權者意識到，不能用陪審團或法官為他們判刑：當地的憲兵隊長會把量刑提議交給當地的首長，首長又會把量刑提議交給特別委員會——由司法和內務部5位人員組成——定奪。內務大臣會確定量刑，最後由沙皇簽署。對史達林的量刑也遵循了這一流程。1881—1904年間，大概有11879人遭到了和史達林同等的流放刑罰，而在史達林的統治下，在差不多同樣長的時段中，遭到流放的人數卻多達2800萬，其中的數百萬人再也沒有回來過。沙皇統治時期也會對犯人執行死刑，而西部省區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和猶太人，比信仰東正教的俄國人或喬治亞人更容易遭受這一極刑。
12 凍壞了的喬治亞人：西伯利亞放逐之旅
前往西伯利亞的旅途比流放這一刑罰更為致命。史達林經歷了其間的所有恐怖和危險境遇。他一站又一站地緩慢向東方前行，旅途中不斷有其他犯人加入他的團隊。據他本人說，在流放的過程中，他的腳上時常戴著鐵球鐐銬。他曾頗為感懷地回憶道：“再也沒有比卸掉鐐銬後伸一伸腳更加舒服的事情了。”
當他來到頓河河畔的羅斯托夫時，身上早已沒有錢了。於是，他給巴統的朋友拍了一份電報，問他們要錢。坎傑拉基把錢匯了過去。還沒離開多遠，他又犯起了牙疼，還因此去看了一位助理醫師。“等我給你敷上藥，你的牙就再也不會疼了！”醫師對他說。“他親自給我的蛀牙敷上了藥。”史達林回憶道，“這藥裏含有砷，但他根本沒有告訴我應該把它拿出來。那顆蛀牙倒是不疼了，可是，另外好幾顆牙齒卻因此全掉了下來。他至少說對了一件事——那些牙齒再也不會疼了！”史達林一生中被好幾種痼疾長期折磨著，牙疼就是其中之一。
犯人們離文明越來越遠。他們漸漸感受到了西伯利亞的極端環境以及當地的疾病和暴力。有一個犯人就在西伯利亞某地“快要因傷口糜爛而亡”了。70多歲時，史達林曾回憶說：“可最近的醫院都在1000公裏之外。我們請來了一位助理醫師，他說必須給這位犯人截肢。他往那人腿上澆了一點酒，讓眾人把他按住，然後就開始了手術。我不敢看，於是躲進了營地。可是，那個人的腿是在沒有被麻醉的情況下被切除的，你不可能聽不到他的吼叫聲。直到今天，我依然對他的吼叫聲記憶猶新！”他還在途中遇到了一幫古裏亞農民工，他們正是因他在巴統所領導的示威行動而被逮捕和流放的。索索看著這些全身顫抖的喬治亞人，不禁有些自責——要知道，在史達林的一生中，他鮮有對自己的行為感到自責的時刻。可是，他們依然大方地原諒了他。
對於政治犯來說，刑事犯是真正的天敵。據史達林的得力幹將，也曾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說，雖然刑事犯們通常“尊敬政治犯所倡導的鬥爭”，但他們也會找政治犯的麻煩。史達林曾對他的一個繼子說：“在流放途中，我遇到了一個變態的保險箱竊賊。他十分高大，足足有兩米高。我隻是就我的菸袋和他交流了幾句，一點惡意也沒有……結果，他卻和我打了起來。這個白癡把我打倒在地，還打碎了我的幾根肋骨。沒有人過來幫我。”史達林被打暈了過去。但這次遭遇也給史達林上了一節政治課。他總結道：“等我醒來時，我意識到，作為政治家，必須永遠有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