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先是來到了西伯利亞的一個省會城市伊爾庫茨克，然後向西前往一個區域中心城市巴拉賓斯克——離它最近的火車站也在80公裏之外。從這裏開始，他們隻有依靠運貨馬車或徒步前進。西伯利亞天寒地凍，可史達林穿得出奇地少：他還穿著那件白色的、帶子彈紐扣的喬治亞喬卡。在巴拉賓斯克，他遇到了7個流放犯。他住進了一個名為亞布拉姆·古辛斯基的猶太流放者的家，想要逃避被流放到更遠的地方。但他還是被遣送到了新烏達。當地警察記錄：“11月26日，於7月9日受皇帝陛下之令被流放的約瑟夫·朱加什維利已經抵達，並被警察監控。”
新烏達是史達林流放的終點。那裏離巴拉賓斯克75公裏，最近的火車站在130公裏之外，離莫斯科或提比裏西更是千萬裏之遙。這座小鎮被分成了兩部分：窮人們住在沼澤海岬的陋屋裏；而相對好一些的街區則擁有幾家商店、一個教堂，以及一座木製的堡壘——它用來恐嚇當地信薩滿教的布裏亞特蒙古人。新烏達的生活索然無味，人們除了讀書、爭執、酗酒、私通及繼續酗酒之外，無事可做——無論是對於當地人來說，還是對於流放者而言，這些是他們消磨時光的唯一方式。這個村子裏竟然有5個酒館。
索索就這樣消磨著他的流放時光，但他日漸無法忍受和他一起遭到流放的那些人。新烏達還有3個流放者，他們都是猶太知識分子，不是工聯派（猶太社會主義黨的追隨者）就是社會民主工黨。在高加索時期，史達林很少遇到猶太人。不過，在此之後，他身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越來越多，他們都是為了反抗沙皇的迫害和歧視而改信馬克思主義的。
史達林選擇住在新烏達的貧民區，他住進了“一幢隻有兩間房、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的農舍，它的主人叫瑪莎·利特溫采夫”。其中一間房是食物儲藏室，而另一間則是由木屏風隔斷的臥室，一家人都睡在火爐邊上。史達林則在屏風另一邊的食物儲藏室的板桌上睡覺，“他會在利特溫采夫一家人都睡著之後點上油燈讀書”。
流放西伯利亞被認為是沙皇獨裁統治中最嚴厲的刑罰。被流放的過程無聊而又令人絕望。然而，一旦在那些被世人遺忘的村落安身下來後，流放者——通常是世襲貴族的知識分子——還是會受到優待。和古拉格集中營比起來，這種因觸犯皇權而遭流放的處罰更像是一次沉悶的閱讀旅行。流放者甚至會收到沙皇發給他們的零花錢——像列寧這樣的貴族能拿到12盧布，莫洛托夫這樣的學校畢業生能拿到10盧布，而史達林這樣的農民則是8盧布。他們會用這些錢買衣服、食物，付房租。不過，要是家裏給他們寄來太多的錢，沙皇就會停止給他們發放補貼。
家境富裕的革命者能坐著火車一等座到流放地。列寧擁有私產，他在流放的過程中花的全是自己的錢。對於這位貴族而言，流放就像是度過了一次怪誕的風光之旅。托洛茨基也在流放的過程中得到了他那位富有的農場主父親的資助。他曾誇大其詞地說，西伯利亞是“對敏感神經的考驗”，而流放者可以像“奧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樣快樂地生活。列寧這樣的有錢人和史達林這樣的窮人的流放經歷的確存在著本質的差別。[1]
流放者的行為是受嚴格約束的。每個流放地都會選舉成立一個委員會，一旦有人違規就會受到委員會的處罰。他們必須分享書籍。如果一個流放者去世了，剩下的人可以分了他的書。他們不得與犯罪分子打交道。在結束流放離開之前，他們可以接受其他流放者的禮物，也要給為他們提供住宿的房東留下紀念品。他們會分工幹家務，輪流收信件。收到信時他們十分高興。“在流放時，每當收到朋友寫給我的信時，別提我有多高興了。”葉努基澤掌權時回憶道。
然而，在荒涼的帝國東方，規矩是很難被一以貫之的，流放者經常對異性難以抗拒。“愛情就像迭戈·裏維拉畫作中的棕櫚樹一樣，即便被巨石壓迫，也要義無反顧地向太陽生長，”托洛茨基誇張地說，“流放過程中開始出現一對對情人。”當果爾達·戈布曼遭流放時，她和葉努基澤——這位喬治亞人之後成為了史達林的左右手之一——相好，並懷上了他的孩子（在此之後，她嫁給了史達林的上尉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在這些人掌權並進入政治局後，他們依然會想起當初的這些情事。史達林本人就對流放者列茨涅夫的醜聞印象深刻，後者睡了當地檢察官的漂亮妻子，並因此被流放到了北極圈。莫洛托夫也曾回憶過兩個流放者搶一個情婦的故事——最後，他們中的一個被殺死了，另一個則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那女孩。
流放者得從當地農民那裏租房。他們住進了擁擠而又吵鬧的小房子，孩子的哭喊聲此起彼伏，根本沒有私人空間可言。之後和史達林一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說：“（流放中）最糟糕的事就是沒法和房東分開住。”但是，這麽多人住在一起又容易讓流放者和房東彼此吸引。當地人和流放者發生戀情是被禁止的，但這一規矩根本無法得以執行：當地的女孩對這些外來的、受過教育且富有的流放者毫無抵抗力——更別提他們通常還睡在一個房間裏了。
新烏達是史達林流放的終點。那裏離巴拉賓斯克75公裏，最近的火車站在130公裏之外，離莫斯科或提比裏西更是千萬裏之遙。這座小鎮被分成了兩部分：窮人們住在沼澤海岬的陋屋裏；而相對好一些的街區則擁有幾家商店、一個教堂，以及一座木製的堡壘——它用來恐嚇當地信薩滿教的布裏亞特蒙古人。新烏達的生活索然無味，人們除了讀書、爭執、酗酒、私通及繼續酗酒之外，無事可做——無論是對於當地人來說，還是對於流放者而言，這些是他們消磨時光的唯一方式。這個村子裏竟然有5個酒館。
索索就這樣消磨著他的流放時光，但他日漸無法忍受和他一起遭到流放的那些人。新烏達還有3個流放者，他們都是猶太知識分子，不是工聯派（猶太社會主義黨的追隨者）就是社會民主工黨。在高加索時期，史達林很少遇到猶太人。不過，在此之後，他身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越來越多，他們都是為了反抗沙皇的迫害和歧視而改信馬克思主義的。
史達林選擇住在新烏達的貧民區，他住進了“一幢隻有兩間房、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的農舍，它的主人叫瑪莎·利特溫采夫”。其中一間房是食物儲藏室，而另一間則是由木屏風隔斷的臥室，一家人都睡在火爐邊上。史達林則在屏風另一邊的食物儲藏室的板桌上睡覺，“他會在利特溫采夫一家人都睡著之後點上油燈讀書”。
流放西伯利亞被認為是沙皇獨裁統治中最嚴厲的刑罰。被流放的過程無聊而又令人絕望。然而，一旦在那些被世人遺忘的村落安身下來後，流放者——通常是世襲貴族的知識分子——還是會受到優待。和古拉格集中營比起來，這種因觸犯皇權而遭流放的處罰更像是一次沉悶的閱讀旅行。流放者甚至會收到沙皇發給他們的零花錢——像列寧這樣的貴族能拿到12盧布，莫洛托夫這樣的學校畢業生能拿到10盧布，而史達林這樣的農民則是8盧布。他們會用這些錢買衣服、食物，付房租。不過，要是家裏給他們寄來太多的錢，沙皇就會停止給他們發放補貼。
家境富裕的革命者能坐著火車一等座到流放地。列寧擁有私產，他在流放的過程中花的全是自己的錢。對於這位貴族而言，流放就像是度過了一次怪誕的風光之旅。托洛茨基也在流放的過程中得到了他那位富有的農場主父親的資助。他曾誇大其詞地說，西伯利亞是“對敏感神經的考驗”，而流放者可以像“奧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樣快樂地生活。列寧這樣的有錢人和史達林這樣的窮人的流放經歷的確存在著本質的差別。[1]
流放者的行為是受嚴格約束的。每個流放地都會選舉成立一個委員會，一旦有人違規就會受到委員會的處罰。他們必須分享書籍。如果一個流放者去世了，剩下的人可以分了他的書。他們不得與犯罪分子打交道。在結束流放離開之前，他們可以接受其他流放者的禮物，也要給為他們提供住宿的房東留下紀念品。他們會分工幹家務，輪流收信件。收到信時他們十分高興。“在流放時，每當收到朋友寫給我的信時，別提我有多高興了。”葉努基澤掌權時回憶道。
然而，在荒涼的帝國東方，規矩是很難被一以貫之的，流放者經常對異性難以抗拒。“愛情就像迭戈·裏維拉畫作中的棕櫚樹一樣，即便被巨石壓迫，也要義無反顧地向太陽生長，”托洛茨基誇張地說，“流放過程中開始出現一對對情人。”當果爾達·戈布曼遭流放時，她和葉努基澤——這位喬治亞人之後成為了史達林的左右手之一——相好，並懷上了他的孩子（在此之後，她嫁給了史達林的上尉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在這些人掌權並進入政治局後，他們依然會想起當初的這些情事。史達林本人就對流放者列茨涅夫的醜聞印象深刻，後者睡了當地檢察官的漂亮妻子，並因此被流放到了北極圈。莫洛托夫也曾回憶過兩個流放者搶一個情婦的故事——最後，他們中的一個被殺死了，另一個則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那女孩。
流放者得從當地農民那裏租房。他們住進了擁擠而又吵鬧的小房子，孩子的哭喊聲此起彼伏，根本沒有私人空間可言。之後和史達林一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說：“（流放中）最糟糕的事就是沒法和房東分開住。”但是，這麽多人住在一起又容易讓流放者和房東彼此吸引。當地人和流放者發生戀情是被禁止的，但這一規矩根本無法得以執行：當地的女孩對這些外來的、受過教育且富有的流放者毫無抵抗力——更別提他們通常還睡在一個房間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