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正當犯人們被召集等待轉移的時候，史達林發現娜塔莎也在列。獄吏想要給他戴上手銬。
“我們又不是賊，為什麽要戴手銬！”史達林怒斥道。於是，獄吏乖乖地放下了手銬。這個故事顯現了史達林的權威在犯人和獄警身上都發生了作用——沙俄帝國的警察頗為溫順，這在之後史達林所締造的蘇聯秘密警察看來，是難以想像的。點過名後，犯人們徒步穿越巴統，前往火車站。可史達林又得到了特殊待遇。娜塔莎引以為傲地回憶說，他要求用一輛馬車來馱他的行李，並要求“為這個女人準備一輛四輪馬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對監獄這個小社會了如指掌的史達林竟然又得逞了。[4]史達林的女人得到了最優渥的待遇：娜塔莎是坐著四輪馬車來到火車站的。
當他們的火車在庫塔伊西附近停靠後，史達林又攔住了所有人的去路。他說：“讓娜塔莎走在最前麵，讓我們所有人都見識見識這個女人的勇氣，她是不會怕這幾條狗的！”
在庫塔伊西監獄，獄吏們試圖規範犯人的行為舉止。政治犯們被分了開來，然而，沒過多久，史達林就找到了彼此聯絡的方式，並開始計劃一場反擊。當史達林通過“監獄電報”了解到娜塔莎·科爾蒂娃被關進了監禁室並說“我崩潰了，我哭了起來”時，他給她送去一張紙條，上麵寫著：“我的雌鷹啊，你又為何哭泣？難道監獄就把你打敗了嗎？”
史達林在監獄的院子裏認識了一個名為格裏戈爾·烏拉塔澤的革命黨溫和派人士。烏拉塔澤憎恨史達林，卻欣賞他“平靜如水的脾氣”：“在半年裏，我從來沒見他哭過，或者生氣、發怒——他永遠如此沉穩、鎮靜，即便是笑的時候，他的笑仿佛經過精確的計算，和他那一刻的心情相符……我們經常在院子裏聊天。”但是，與眾不同的是，史達林“以一種奇怪的、短促的步伐走路……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麽傲慢”，但他也“完全不為所動”。
史達林對盲目自大的知識分子並無好感，他喜歡工人階級出身的革命者，因為這些人不會引起他的自卑情結。他在這些人麵前充當著老師的角色——“神父”。索索“組織大家一起看報紙、圖書和雜誌，他還會給犯人們上課”。與此同時，他依然在挑釁比巴統更為惡劣的庫塔伊西當局。這個地區的市長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7月28日，索索一聲令下，犯人們展開了一場頗具聲勢的示威抗議。他們敲擊著囚室的鐵門，整個城市都聽到了從監獄裏傳來的吵鬧聲。市長召集部隊包圍整個監獄，但他還是讓步並同意了索索的要求——所有政治犯都被關進了一個大囚室。雖然史達林取得了勝利，但市長對他實施了報復：他們被看押在了監獄中最陰森的一座地牢裏。
當時，有些犯人即將被送往西伯利亞流放，史達林提議大家一起拍張合影。史達林很喜歡拍合影，掌權之後亦是如此。他會指導別人站位，並總是把自己安排在最鍾愛的位置——頂排的中間：“我也是個革命小兵，所以我就站在中間吧。”這就是史達林：長頭髮，大鬍子，自命為領導者。
終於，他的同誌們要開始流放之旅了，“索索同誌站在院子裏揮舞著紅色的旗幟……大家唱起了《馬賽曲》”。
秘密警察竟然忘記了史達林還在他們的監獄裏。提比裏西的憲兵和奧克瑞納都以為“喬普拉早就被釋放了”。拉夫羅夫上尉再次以為他又回到了巴統，“在特別監護下”指揮著工人運動。很明顯，那些“幽靈”搞錯人了。巴統的警察都緊張了起來，直到莎貝爾斯基中尉通知所有人，失蹤了的疤麵“朱加什維利已經關在牢裏一整年了（目前在庫塔伊西）”。
沙俄帝國的司法官僚體係終於運作了起來。史達林的案子從當地市長手裏轉到了聖彼得堡的司法和內務部。史達林被判流放到東西伯利亞3年。[5]1903年7月7日，司法大臣把他的量刑建議提交給了沙皇，而後者在上麵蓋下了皇家印章。尼古拉二世是個拘謹而又務實的獨裁者，他十分勤奮，幾乎會閱讀放在他案頭的每份文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位末代沙皇錯過了扼殺未來“紅色沙皇”的機會。
可是，警察們又找不到史達林了。提比裏西總督以為他被關押在梅特希監獄，但監獄卻回答說他們那裏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麽一個人。於是，提比裏西警長宣布：“朱加什維利身在何處目前成謎。”警察向憲兵隊求助，後者則說史達林已經被轉移到了巴統監獄。警察們本以為總算可以安心了——可惜他們都說錯了，史達林還被關在庫塔伊西監獄呢。為了找到史達林，警察們花了整整一個半月的時間，其間的混亂為那些陰謀論者的癲狂想像推波助瀾。難道憲兵隊或奧克瑞納把他藏了起來，不讓對方找到嗎？他會不會真的是個雙重間諜呢？我們無法找到這方麵的證據。如果犯人失蹤的情況隻在史達林一個人身上發生，那麽，他或許的確可疑。可是，這種混亂情況時有發生。在頻繁的地下活動和遲緩臃腫的官僚體係這兩個互相交織的世界中，混亂和陰謀幾乎是一對孿生兄弟。
當史達林還在監獄中等候發落時，他聽到了一個壞消息。1903年8月17日，索索的英雄拉多·克茨霍韋利（在此之前，他於巴統被捕，並被關在了梅特希監獄）在囚室窗口大喊“獨裁者下台！”，結果，一個守衛開了槍，子彈射穿了克茨霍韋利的心髒。這樣的悲劇隨時可能發生在史達林自己身上。他從來沒有忘記過拉多。
“我們又不是賊，為什麽要戴手銬！”史達林怒斥道。於是，獄吏乖乖地放下了手銬。這個故事顯現了史達林的權威在犯人和獄警身上都發生了作用——沙俄帝國的警察頗為溫順，這在之後史達林所締造的蘇聯秘密警察看來，是難以想像的。點過名後，犯人們徒步穿越巴統，前往火車站。可史達林又得到了特殊待遇。娜塔莎引以為傲地回憶說，他要求用一輛馬車來馱他的行李，並要求“為這個女人準備一輛四輪馬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對監獄這個小社會了如指掌的史達林竟然又得逞了。[4]史達林的女人得到了最優渥的待遇：娜塔莎是坐著四輪馬車來到火車站的。
當他們的火車在庫塔伊西附近停靠後，史達林又攔住了所有人的去路。他說：“讓娜塔莎走在最前麵，讓我們所有人都見識見識這個女人的勇氣，她是不會怕這幾條狗的！”
在庫塔伊西監獄，獄吏們試圖規範犯人的行為舉止。政治犯們被分了開來，然而，沒過多久，史達林就找到了彼此聯絡的方式，並開始計劃一場反擊。當史達林通過“監獄電報”了解到娜塔莎·科爾蒂娃被關進了監禁室並說“我崩潰了，我哭了起來”時，他給她送去一張紙條，上麵寫著：“我的雌鷹啊，你又為何哭泣？難道監獄就把你打敗了嗎？”
史達林在監獄的院子裏認識了一個名為格裏戈爾·烏拉塔澤的革命黨溫和派人士。烏拉塔澤憎恨史達林，卻欣賞他“平靜如水的脾氣”：“在半年裏，我從來沒見他哭過，或者生氣、發怒——他永遠如此沉穩、鎮靜，即便是笑的時候，他的笑仿佛經過精確的計算，和他那一刻的心情相符……我們經常在院子裏聊天。”但是，與眾不同的是，史達林“以一種奇怪的、短促的步伐走路……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麽傲慢”，但他也“完全不為所動”。
史達林對盲目自大的知識分子並無好感，他喜歡工人階級出身的革命者，因為這些人不會引起他的自卑情結。他在這些人麵前充當著老師的角色——“神父”。索索“組織大家一起看報紙、圖書和雜誌，他還會給犯人們上課”。與此同時，他依然在挑釁比巴統更為惡劣的庫塔伊西當局。這個地區的市長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7月28日，索索一聲令下，犯人們展開了一場頗具聲勢的示威抗議。他們敲擊著囚室的鐵門，整個城市都聽到了從監獄裏傳來的吵鬧聲。市長召集部隊包圍整個監獄，但他還是讓步並同意了索索的要求——所有政治犯都被關進了一個大囚室。雖然史達林取得了勝利，但市長對他實施了報復：他們被看押在了監獄中最陰森的一座地牢裏。
當時，有些犯人即將被送往西伯利亞流放，史達林提議大家一起拍張合影。史達林很喜歡拍合影，掌權之後亦是如此。他會指導別人站位，並總是把自己安排在最鍾愛的位置——頂排的中間：“我也是個革命小兵，所以我就站在中間吧。”這就是史達林：長頭髮，大鬍子，自命為領導者。
終於，他的同誌們要開始流放之旅了，“索索同誌站在院子裏揮舞著紅色的旗幟……大家唱起了《馬賽曲》”。
秘密警察竟然忘記了史達林還在他們的監獄裏。提比裏西的憲兵和奧克瑞納都以為“喬普拉早就被釋放了”。拉夫羅夫上尉再次以為他又回到了巴統，“在特別監護下”指揮著工人運動。很明顯，那些“幽靈”搞錯人了。巴統的警察都緊張了起來，直到莎貝爾斯基中尉通知所有人，失蹤了的疤麵“朱加什維利已經關在牢裏一整年了（目前在庫塔伊西）”。
沙俄帝國的司法官僚體係終於運作了起來。史達林的案子從當地市長手裏轉到了聖彼得堡的司法和內務部。史達林被判流放到東西伯利亞3年。[5]1903年7月7日，司法大臣把他的量刑建議提交給了沙皇，而後者在上麵蓋下了皇家印章。尼古拉二世是個拘謹而又務實的獨裁者，他十分勤奮，幾乎會閱讀放在他案頭的每份文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位末代沙皇錯過了扼殺未來“紅色沙皇”的機會。
可是，警察們又找不到史達林了。提比裏西總督以為他被關押在梅特希監獄，但監獄卻回答說他們那裏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麽一個人。於是，提比裏西警長宣布：“朱加什維利身在何處目前成謎。”警察向憲兵隊求助，後者則說史達林已經被轉移到了巴統監獄。警察們本以為總算可以安心了——可惜他們都說錯了，史達林還被關在庫塔伊西監獄呢。為了找到史達林，警察們花了整整一個半月的時間，其間的混亂為那些陰謀論者的癲狂想像推波助瀾。難道憲兵隊或奧克瑞納把他藏了起來，不讓對方找到嗎？他會不會真的是個雙重間諜呢？我們無法找到這方麵的證據。如果犯人失蹤的情況隻在史達林一個人身上發生，那麽，他或許的確可疑。可是，這種混亂情況時有發生。在頻繁的地下活動和遲緩臃腫的官僚體係這兩個互相交織的世界中，混亂和陰謀幾乎是一對孿生兄弟。
當史達林還在監獄中等候發落時，他聽到了一個壞消息。1903年8月17日，索索的英雄拉多·克茨霍韋利（在此之前，他於巴統被捕，並被關在了梅特希監獄）在囚室窗口大喊“獨裁者下台！”，結果，一個守衛開了槍，子彈射穿了克茨霍韋利的心髒。這樣的悲劇隨時可能發生在史達林自己身上。他從來沒有忘記過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