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在裏麵的是一幅油畫。她小心翼翼地展開畫卷。將古舊油畫捲來展去是不好
的，這幅畫顯然受損不小，需要在多倫多找專家修補，但海倫覺得有必要見識一下
到底是什麽“貨”，因此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安。她緊張而又期待地展開油畫，發現
果然是一幅肖像畫，畫中一個男子戴著高頂禮帽，站在畫展前，又是一幅多米埃的
《收藏家》，這已在她的意料之中。她沒有見過鈴木從朱麗雨傘裏找到的那幅油畫，
但這一幅與所描述的完全相同。既然它明顯不是朱麗雨傘中的那一幅畫，那它一定
是件贗品。她嘆了一口氣，聯繫安格斯說的話，她知道《收藏家》至少已經有了三
幅而不是兩幅贗品。
海倫將油畫又捲起來塞進硬紙筒內，放在隨身攜帶的挎包裏。這是她在香港逗
留的最後一晚，明天她將麵對一次飛向加拿大的漫長疲勞的旅程。她現在當務之急
就是好好吃點東西，然後休息、睡覺。
吃東西倒是容易，但是睡意全無。海倫想盡一切辦法促使自己睡覺——沖熱水
浴、冷水浴，熱茶、冷飲，讀書、看電視，開空調、關空調。能想得出的辦法都用
完了。她甚至服了兩片阿斯匹林也不管用。她根本睡不著，腦子裏像是有隻蜜蜂在
嗡嗡地叫，饑渴地盤旋在她所了解的一切事情上。就在終於入睡之前，她還提醒自
己不要忘了第二天早上給東京的鈴木打電話。
46.鈴木收到的信
鈴木小心地將電話放回原處。海倫打來的電話出人意料，她提供的信息也著實
使人煩惱。南義命案已過去了一個月，一份集中力量破案的文件證明他和手下的人
都在竭盡全力解決問題，但是沒有找到南義被殺當晚在地下街裏的任何案情證據。
沒有證人挺身而出，沒有人記得見過南義獨自或是與他人在那裏。當然，線索是有
一些。三個外國人奇怪地巧合出現引起了一些懷疑，但並非最重要。被藏匿起來的
油畫，日本黑社會的牽連，關於兇殺案本身，毫無線索。
現在這裏有一個姓名——“譚”，或許是路易斯·譚，三十六歲；或者是譚博，
六十二歲，都是台灣人，與地下社會有牽連。所有這些情況以及“保
險”一詞都是有嫌疑的三個外國人中的海倫打長途電話告訴他的。海倫有意等
到離開他的管轄範圍後才向他提供消息。原來的情報來源是朱麗提供的，但願她沒
有故意誤導他。朱麗令人難以捉摸，即是說，讓他找不著人影。這足以使他寢食不
安。
鈴木嘆了口氣。這個“姓譚的台灣人”不管是否確有其人，都應該查找一下。
日本官方並不承認台灣人自稱的中華民國。台灣在日本的權益由一個叫什麽東亞關
係協會的組織負責，他們對此案可能不會有所幫助。譚先生也不大可能持日本護照
旅行，這樣他就得需要簽證。如果檢查簽證申請書，就要調動大批警力，鈴木確信
那樣也查不出什麽名堂，然而相應的調查還是要進行的。他對通話作了詳細記錄，
放進檔案裏。然後他打電話叫大個子警官前來聽令。
海倫的電話還不是唯一擾亂他沉靜心情的東西，在前一天，兩封來信放到了他
的辦公桌上。一封來自東京，是國際刑警組織的來信。信中打著重重的官腔，談到
那幅從蘇格蘭一家收藏館被盜的多米埃油畫。來信說在著名的藝術品專家賈森·福
布斯的協助下，油畫已經完璧歸趙，目前正在繼續展出。
國際刑警組織文化財產部這次十分榮幸地與出色的名古屋警察局進行了合作，
希望今後繼續得到協助，等等等等。——簡單地說，他的證據櫃裏放著的那幅油畫，
已經不再引起國際刑警組織的興趣了。
第二封信呢？它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洛杉磯，是萬事達·鮑爾斯·卡亞特律師
事務所寫來的。它要求立刻歸還被名古屋地方警察局奉檢察官鈴木春雄之命扣押的
朱麗·派普小姐的財物。具體說明的財物是護照、錢包及錢包內的東西、傘、一幅
無名畫家所繪的戴高頂禮帽的男子之油畫等。簽名：m ·d ·卡亞特女士。
已經沒有必要對信的內容加以保密了，所以鈴木向海倫講述了兩封信的內容。
海倫在告訴他關於那位神秘莫測的阿譚後，詢問有關油畫案情進展如何。她對上述
的那些關於油畫案件的進展毫不驚訝，但對洛杉磯那位律師的名字很感興趣。
在城市的另一頭與鈴木簡樸的辦公室遙遙相望的地方，黑社會頭子草下正在悠
閑地洗澡。草下五十多歲，虎背熊腰，特別喜歡洗澡。他有強烈的大和民族自尊心，
甚至是個大日本沙文主義者。隻要黑社會動盪不安的生活允許，他也要忙裏偷閑地
認真按照日本傳統方式行事。他的住所和辦公室裏的擺設完全是十九世紀日本風情
畫的翻版。房裏沒有任何西方或者現代樣式的家具與裝飾，大多數通訊設備都不肯
裝在房間裏。那些必不可少的裝置就放在隱蔽處或用東西遮掩起來。他盡可能著日
本和服，隻有在打高爾夫球時除外，這也是情有可原。坐在椅子上時他總是盤腿而
的，這幅畫顯然受損不小，需要在多倫多找專家修補，但海倫覺得有必要見識一下
到底是什麽“貨”，因此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安。她緊張而又期待地展開油畫，發現
果然是一幅肖像畫，畫中一個男子戴著高頂禮帽，站在畫展前，又是一幅多米埃的
《收藏家》，這已在她的意料之中。她沒有見過鈴木從朱麗雨傘裏找到的那幅油畫，
但這一幅與所描述的完全相同。既然它明顯不是朱麗雨傘中的那一幅畫，那它一定
是件贗品。她嘆了一口氣，聯繫安格斯說的話，她知道《收藏家》至少已經有了三
幅而不是兩幅贗品。
海倫將油畫又捲起來塞進硬紙筒內，放在隨身攜帶的挎包裏。這是她在香港逗
留的最後一晚，明天她將麵對一次飛向加拿大的漫長疲勞的旅程。她現在當務之急
就是好好吃點東西，然後休息、睡覺。
吃東西倒是容易，但是睡意全無。海倫想盡一切辦法促使自己睡覺——沖熱水
浴、冷水浴，熱茶、冷飲，讀書、看電視，開空調、關空調。能想得出的辦法都用
完了。她甚至服了兩片阿斯匹林也不管用。她根本睡不著，腦子裏像是有隻蜜蜂在
嗡嗡地叫，饑渴地盤旋在她所了解的一切事情上。就在終於入睡之前，她還提醒自
己不要忘了第二天早上給東京的鈴木打電話。
46.鈴木收到的信
鈴木小心地將電話放回原處。海倫打來的電話出人意料，她提供的信息也著實
使人煩惱。南義命案已過去了一個月，一份集中力量破案的文件證明他和手下的人
都在竭盡全力解決問題，但是沒有找到南義被殺當晚在地下街裏的任何案情證據。
沒有證人挺身而出，沒有人記得見過南義獨自或是與他人在那裏。當然，線索是有
一些。三個外國人奇怪地巧合出現引起了一些懷疑，但並非最重要。被藏匿起來的
油畫，日本黑社會的牽連，關於兇殺案本身，毫無線索。
現在這裏有一個姓名——“譚”，或許是路易斯·譚，三十六歲；或者是譚博，
六十二歲，都是台灣人，與地下社會有牽連。所有這些情況以及“保
險”一詞都是有嫌疑的三個外國人中的海倫打長途電話告訴他的。海倫有意等
到離開他的管轄範圍後才向他提供消息。原來的情報來源是朱麗提供的，但願她沒
有故意誤導他。朱麗令人難以捉摸，即是說，讓他找不著人影。這足以使他寢食不
安。
鈴木嘆了口氣。這個“姓譚的台灣人”不管是否確有其人，都應該查找一下。
日本官方並不承認台灣人自稱的中華民國。台灣在日本的權益由一個叫什麽東亞關
係協會的組織負責，他們對此案可能不會有所幫助。譚先生也不大可能持日本護照
旅行，這樣他就得需要簽證。如果檢查簽證申請書，就要調動大批警力，鈴木確信
那樣也查不出什麽名堂，然而相應的調查還是要進行的。他對通話作了詳細記錄，
放進檔案裏。然後他打電話叫大個子警官前來聽令。
海倫的電話還不是唯一擾亂他沉靜心情的東西，在前一天，兩封來信放到了他
的辦公桌上。一封來自東京，是國際刑警組織的來信。信中打著重重的官腔，談到
那幅從蘇格蘭一家收藏館被盜的多米埃油畫。來信說在著名的藝術品專家賈森·福
布斯的協助下，油畫已經完璧歸趙，目前正在繼續展出。
國際刑警組織文化財產部這次十分榮幸地與出色的名古屋警察局進行了合作，
希望今後繼續得到協助，等等等等。——簡單地說，他的證據櫃裏放著的那幅油畫，
已經不再引起國際刑警組織的興趣了。
第二封信呢？它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洛杉磯，是萬事達·鮑爾斯·卡亞特律師
事務所寫來的。它要求立刻歸還被名古屋地方警察局奉檢察官鈴木春雄之命扣押的
朱麗·派普小姐的財物。具體說明的財物是護照、錢包及錢包內的東西、傘、一幅
無名畫家所繪的戴高頂禮帽的男子之油畫等。簽名：m ·d ·卡亞特女士。
已經沒有必要對信的內容加以保密了，所以鈴木向海倫講述了兩封信的內容。
海倫在告訴他關於那位神秘莫測的阿譚後，詢問有關油畫案情進展如何。她對上述
的那些關於油畫案件的進展毫不驚訝，但對洛杉磯那位律師的名字很感興趣。
在城市的另一頭與鈴木簡樸的辦公室遙遙相望的地方，黑社會頭子草下正在悠
閑地洗澡。草下五十多歲，虎背熊腰，特別喜歡洗澡。他有強烈的大和民族自尊心，
甚至是個大日本沙文主義者。隻要黑社會動盪不安的生活允許，他也要忙裏偷閑地
認真按照日本傳統方式行事。他的住所和辦公室裏的擺設完全是十九世紀日本風情
畫的翻版。房裏沒有任何西方或者現代樣式的家具與裝飾，大多數通訊設備都不肯
裝在房間裏。那些必不可少的裝置就放在隱蔽處或用東西遮掩起來。他盡可能著日
本和服，隻有在打高爾夫球時除外，這也是情有可原。坐在椅子上時他總是盤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