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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起， 《大眾生活》以絕大部分篇幅反映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連 續刊登大量照片和文章。 《大眾生活》熱情謳歌青年學生，說“你們緊挽著 臂膀衝過大刀槍刺的英勇行為是全國大眾灑熱血拋頭顱為民族解放犧牲一切 的象徵！”每期雜誌一出版，就先寄幾千份給北平學聯，由學聯各校和市場 發售，除寄回成本的小部分錢之外，大部作為學聯的經費。由於 《大眾生活》 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心聲，銷量達到了20萬份，再次打破了中國雜誌發行的紀 錄，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國民黨政府對影響日益擴大的 《大眾生活》和韜奮又怕又恨，使用各種 卑鄙手段限製 《大眾生活》，迫害韜奮。1936年年初，國民黨特務再次散布 韜奮侵吞1932年援馬捐款的謠言。韜奮請律師在報刊上登啟事，公布當年會 計師出具的證明書，用鐵的事實戳穿了謊言。 接著，國民黨復興社總書記劉健群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約見韜 奮，企圖逼迫韜奮就範。張道藩口若懸河，說了3小時，韜奮不予理睬。劉 健群則提出荒謬的 “領袖腦殼論”，胡說什麽有關抗戰的很多問題，全憑蔣 介石的腦殼去決定。全國人民一切都不必問，也不該問，隻要跟著領袖的腦 殼走就萬無一失。他甚至對韜奮說： “領袖的腦殼自有妙算，你們言論界不 服從，將會招致殺身之禍。”他還說： “今日蔣介石殺一個鄒韜奮，絕對不 會發生什麽問題……你不過白死而已！”韜奮覺得劉健群既可恥又可笑，嶄 釘截鐵地回答說： “我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 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 蔣介石見韜奮態度堅決，決定親自出馬對韜奮施加壓力他電令上海大流 氓杜月笙邀請韜奮去南京麵談。杜月笙表示願意陪同韜奮去南京和回上海。 韜奮早已認清蔣介石的真麵目，估計到南京後必將失去自由。於是通知杜月 笙取消南京之行。韜奮的同事們也很重視此事。決定讓韜奮速去香港籌辦《生 活日報》。 2月19日，國民黨政府終於對《大眾生活》下了毒手，下令郵局停寄這 個周刊。2月底《大眾生活》被迫停刊。在最後一期，韜奮發表《緊要啟事》： “我個人既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個分子所應 負起的責任，我決不消極，決不拋棄責任，雖千磨萬折，歷盡艱辛，還是要 盡我的心力，和全國大眾向著抗戰救亡的大目標繼續邁進。” 《大眾生活》 停刊僅一周，韜奮的戰友金仲華又創辦 《永生》周刊。 1936年3月，韜奮化名乘船到香港，被迫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 經過兩個多月時間的緊張籌備，韜奮等人克服了種種困難，於6月7日出版 了 《生活日報》，實現了他多年來辦一張“人民日報”的願望。這時，韜奮 直接得到了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於5月24日和6月19日兩次 給韜奮寫信，表示對 《生活日報》的祝賀和希望，給韜奮以極大的精神鼓舞。 《生活日報》的物質條件十分艱苦，韜奮可以說是“在貧民窟中辦報”。 他曾描述過報社的房子： “這屋子號稱三層樓……但是每層隻有一個長方形 的小房間，房間的後麵有一個很小的廚房，前麵臨街有一個窄得隻夠立一個 人的露台，至於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貧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為怪。天花 板當然是沒有的，你仰頭一望，便看得見屋頂的瓦片。上樓是由最下層的鋪 麵旁邊一個窄小的樓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時候，如不湊巧有一個人剛從上 麵下來，你隻得緊緊地把身體貼在牆上，讓他唯我獨尊地先下來。” 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房子裏， 《生活日報》創造了香港地區日報銷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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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記錄。創刊還不到半個月，各地讀者的來信就像雪片一樣飛來。但是由於 不能麵向全國，宣傳受到很大的限製，加上報社資金不足， 《生活日報》出 到7月31日便自動停刊了。 10月19日，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魯 迅逝世。韜奮滿懷悲痛參加了魯迅先生公祭大會。隨後又發表文章熱情謳歌 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稱魯迅先生為 “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他 的偉大是在他對於一般民眾的普通而深入的影響”， “這種偉大的精神也正 像高爾基”。他說：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魯迅先生，因為他是民族解放的偉 大鬥士；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位民族解放的偉大鬥士，更須永遠不忘記他的 剛毅不屈的偉大人格；” “我們後死的鬥爭者，應該承襲魯迅先生的積極的 鬥爭精神，為民族解放的偉大而艱苦的工作，努力前進”。 在此後的8年當中，韜奮用自己的生命實踐著上述誓言。他為了民族的 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筆耕不止，以自己特有的極富感染力的言論，在國民黨統 治下的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成為黑暗中照耀他們的 火炬和鼓舞他們前進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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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君子”案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之時，國民黨政府卻媚敵賣國，殘暴鎮壓人民群眾 的抗日救亡運動，公然逮捕愛國人士。1936年 11月，他們把黑手伸向全國 各界救國會。11月22日深夜，韜奮突然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同時被捕的還 有救國會的其他6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裏、章乃器、王造時和史 良。這就是轟動全國的“救國會案”，又稱“七君子”案。因為這七位愛國 人士是因“愛國”而獲“罪”的，博得了人民群眾的無限同情從而贏得了“七 君子”的美稱。 在此之前，國黨反動派早就對韜奮放出許多流言，有朋友告訴他將有被 捕的可能，要他 “特別戒備”。韜奮胸懷坦蕩，沒有放在心上，照常做他的 編輯工作。他這時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綏遠被侵略的問題上。被捕那天， 他曾在下午6時趕到功德林餐廳參加援助綏遠軍民抗日的會議，11時才離開 會場回到寓所已是當夜12點鍾。上床後還在想著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 論應該做什麽題目。到了1點鍾左右才漸漸睡去睡到兩點半，忽然被後門凶 猛打門聲和他夫人的驚呼聲所驚醒。 門打開後，就有幾個人一擁而入。其中有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來的一個 法國人和他的翻譯，還有兩個是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公安局的偵探。韜奮隨同 巡捕房派來的一幫人走出家門，就被他們用汽車送到盧家灣法國巡捕房。後 來又被押進監獄，轉到 “高三分院”。23日下午4點多種才開庭。韜奮在法 庭上坦白承認自己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之一。因為他深信參加 救國運動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著隱瞞。他還重申在 《團結禦侮的幾個基 本條件和最低要求》中的 “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主張。經過鬥爭，法院 最後被迫裁定：無犯罪行為，不予起訴，先由律師保釋。但到11月24日深 夜再次審問韜奮， “問的答的還是那一套。最後，韜奮被押送到“特區第二 監獄”裏去羈押。 韜奮被帶進監獄的辦公室，照例要由職員問幾句話，然後填寫在簿子上。 職員問犯的什麽罪？韜奮脫口而出說： “救國”。“他聽了這兩個字，一點 不遲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寫下了這四個字： “‘危害民國’！”韜奮等在公安 局被拘押到12月初。國民黨政府無法強加給他們什麽罪名便於12月4日把 他們一起解送吳縣橫街 “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來。史良則單獨羈 押在另外的女看守所裏。 救國會 7領袖被捕消息迅速傳遍上海，引起廣大愛國同胞的震驚和關 切。中共中央立即通電營救。上海和全國的許多愛國報刊紛紛發表消息和評 論，許多愛國人士也都發表談話呼籲營救被捕的救國會七領袖，抗議國民黨 政府的罪行。11月26日，宋慶齡向報界發表嚴正聲明，抗議違法逮捕“七 君子”。全國各地的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華僑以及世界著名人士如作家羅 曼羅蘭，科學家愛因斯坦等，都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 “七君 子”。 “七君子”被囚期間，全國愛國人士和廣大青年群眾都對他們表示十 分關切、同情。這個案件在國民黨內部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滿。在南京的 國民黨中央委員於右任、孫科等200多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此案應“鄭 重處理”。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8項主張，其 中第三項就是：“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麵對抗議的怒潮，國民 黨政府被迫公開了此案。
第6期起， 《大眾生活》以絕大部分篇幅反映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連 續刊登大量照片和文章。 《大眾生活》熱情謳歌青年學生，說“你們緊挽著 臂膀衝過大刀槍刺的英勇行為是全國大眾灑熱血拋頭顱為民族解放犧牲一切 的象徵！”每期雜誌一出版，就先寄幾千份給北平學聯，由學聯各校和市場 發售，除寄回成本的小部分錢之外，大部作為學聯的經費。由於 《大眾生活》 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心聲，銷量達到了20萬份，再次打破了中國雜誌發行的紀 錄，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國民黨政府對影響日益擴大的 《大眾生活》和韜奮又怕又恨，使用各種 卑鄙手段限製 《大眾生活》，迫害韜奮。1936年年初，國民黨特務再次散布 韜奮侵吞1932年援馬捐款的謠言。韜奮請律師在報刊上登啟事，公布當年會 計師出具的證明書，用鐵的事實戳穿了謊言。 接著，國民黨復興社總書記劉健群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約見韜 奮，企圖逼迫韜奮就範。張道藩口若懸河，說了3小時，韜奮不予理睬。劉 健群則提出荒謬的 “領袖腦殼論”，胡說什麽有關抗戰的很多問題，全憑蔣 介石的腦殼去決定。全國人民一切都不必問，也不該問，隻要跟著領袖的腦 殼走就萬無一失。他甚至對韜奮說： “領袖的腦殼自有妙算，你們言論界不 服從，將會招致殺身之禍。”他還說： “今日蔣介石殺一個鄒韜奮，絕對不 會發生什麽問題……你不過白死而已！”韜奮覺得劉健群既可恥又可笑，嶄 釘截鐵地回答說： “我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 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 蔣介石見韜奮態度堅決，決定親自出馬對韜奮施加壓力他電令上海大流 氓杜月笙邀請韜奮去南京麵談。杜月笙表示願意陪同韜奮去南京和回上海。 韜奮早已認清蔣介石的真麵目，估計到南京後必將失去自由。於是通知杜月 笙取消南京之行。韜奮的同事們也很重視此事。決定讓韜奮速去香港籌辦《生 活日報》。 2月19日，國民黨政府終於對《大眾生活》下了毒手，下令郵局停寄這 個周刊。2月底《大眾生活》被迫停刊。在最後一期，韜奮發表《緊要啟事》： “我個人既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個分子所應 負起的責任，我決不消極，決不拋棄責任，雖千磨萬折，歷盡艱辛，還是要 盡我的心力，和全國大眾向著抗戰救亡的大目標繼續邁進。” 《大眾生活》 停刊僅一周，韜奮的戰友金仲華又創辦 《永生》周刊。 1936年3月，韜奮化名乘船到香港，被迫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 經過兩個多月時間的緊張籌備，韜奮等人克服了種種困難，於6月7日出版 了 《生活日報》，實現了他多年來辦一張“人民日報”的願望。這時，韜奮 直接得到了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於5月24日和6月19日兩次 給韜奮寫信，表示對 《生活日報》的祝賀和希望，給韜奮以極大的精神鼓舞。 《生活日報》的物質條件十分艱苦，韜奮可以說是“在貧民窟中辦報”。 他曾描述過報社的房子： “這屋子號稱三層樓……但是每層隻有一個長方形 的小房間，房間的後麵有一個很小的廚房，前麵臨街有一個窄得隻夠立一個 人的露台，至於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貧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為怪。天花 板當然是沒有的，你仰頭一望，便看得見屋頂的瓦片。上樓是由最下層的鋪 麵旁邊一個窄小的樓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時候，如不湊巧有一個人剛從上 麵下來，你隻得緊緊地把身體貼在牆上，讓他唯我獨尊地先下來。” 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房子裏， 《生活日報》創造了香港地區日報銷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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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君子”案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之時，國民黨政府卻媚敵賣國，殘暴鎮壓人民群眾 的抗日救亡運動，公然逮捕愛國人士。1936年 11月，他們把黑手伸向全國 各界救國會。11月22日深夜，韜奮突然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同時被捕的還 有救國會的其他6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裏、章乃器、王造時和史 良。這就是轟動全國的“救國會案”，又稱“七君子”案。因為這七位愛國 人士是因“愛國”而獲“罪”的，博得了人民群眾的無限同情從而贏得了“七 君子”的美稱。 在此之前，國黨反動派早就對韜奮放出許多流言，有朋友告訴他將有被 捕的可能，要他 “特別戒備”。韜奮胸懷坦蕩，沒有放在心上，照常做他的 編輯工作。他這時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綏遠被侵略的問題上。被捕那天， 他曾在下午6時趕到功德林餐廳參加援助綏遠軍民抗日的會議，11時才離開 會場回到寓所已是當夜12點鍾。上床後還在想著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 論應該做什麽題目。到了1點鍾左右才漸漸睡去睡到兩點半，忽然被後門凶 猛打門聲和他夫人的驚呼聲所驚醒。 門打開後，就有幾個人一擁而入。其中有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來的一個 法國人和他的翻譯，還有兩個是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公安局的偵探。韜奮隨同 巡捕房派來的一幫人走出家門，就被他們用汽車送到盧家灣法國巡捕房。後 來又被押進監獄，轉到 “高三分院”。23日下午4點多種才開庭。韜奮在法 庭上坦白承認自己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之一。因為他深信參加 救國運動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著隱瞞。他還重申在 《團結禦侮的幾個基 本條件和最低要求》中的 “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主張。經過鬥爭，法院 最後被迫裁定：無犯罪行為，不予起訴，先由律師保釋。但到11月24日深 夜再次審問韜奮， “問的答的還是那一套。最後，韜奮被押送到“特區第二 監獄”裏去羈押。 韜奮被帶進監獄的辦公室，照例要由職員問幾句話，然後填寫在簿子上。 職員問犯的什麽罪？韜奮脫口而出說： “救國”。“他聽了這兩個字，一點 不遲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寫下了這四個字： “‘危害民國’！”韜奮等在公安 局被拘押到12月初。國民黨政府無法強加給他們什麽罪名便於12月4日把 他們一起解送吳縣橫街 “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來。史良則單獨羈 押在另外的女看守所裏。 救國會 7領袖被捕消息迅速傳遍上海，引起廣大愛國同胞的震驚和關 切。中共中央立即通電營救。上海和全國的許多愛國報刊紛紛發表消息和評 論，許多愛國人士也都發表談話呼籲營救被捕的救國會七領袖，抗議國民黨 政府的罪行。11月26日，宋慶齡向報界發表嚴正聲明，抗議違法逮捕“七 君子”。全國各地的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華僑以及世界著名人士如作家羅 曼羅蘭，科學家愛因斯坦等，都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 “七君 子”。 “七君子”被囚期間，全國愛國人士和廣大青年群眾都對他們表示十 分關切、同情。這個案件在國民黨內部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滿。在南京的 國民黨中央委員於右任、孫科等200多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此案應“鄭 重處理”。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8項主張，其 中第三項就是：“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麵對抗議的怒潮，國民 黨政府被迫公開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