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韜奮等關進 “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後，對他們的“偵訊”整整進行了 4個月。在 “七君子”被捕的時候國民黨當局就聲稱是“依據危害民國治罪 法”將他們逮捕的。從他們被移送 “高等法院”到1937年2月，一共經過5 次偵訊，時間長至兩個月。到第二、三次便已沒有可問的事，早就應該結束 偵訊，決定有罪無罪的。但是在2月29日，他們忽然又接到了江蘇高等法院 的 “裁定書”，將他們7人的羈押期從1937年2月4日起延長2個月。 在該案偵訊期間，國民黨政府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使盡各種卑鄙伎倆、 要把他們羅織入罪。韜奮在每次偵訊時都堅決果敢地據理爭辯，駁斥檢察官 的誣衊。雙方爭執的焦點是“陣線”問題。檢察官一再指斥韜奮與莫文華（即 劉少奇）的通信是“妄倡人民陣線”。事實上韜奮主張的是“民族聯合陣線”， 檢察官之所以要將這兩者混為一談，目的是為了節外生枝，以便把 “危害民 國”的罪名強加在韜奮身上。因為從字麵上理解， “人民陣線”是以階級為 出發點的，它的性質是對內的；“民族聯合陣線”則是對外不對內，是不論 階級，隻要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都應聯合起來一致抗敵救國。為了證明自己 所主張的是 “民族聯合陣線”，韜奮向家裏要來了 《生活日報》和《星期增 刊》的全本，用事實駁到了檢察官的誣衊。檢察官無計可施，竟然耍賴，說 韜奮寫文章是 “言不由衷”，意思是說韜奮明裏主張“民族聯合陣線”，實 際上還是提倡 “人民陣線”。這句話把一貫老實認真的韜奮氣得跳起來，連 聲大呼： “抗議，抗議，抗議檢察官的無理！”他聲明對自己所寫的一切文 字負百分之百的責任，沒有一個字是 “言不由衷”，抗議檢察官”侮辱人格 “並要求記錄入筆錄。韜奮還駁斥了檢察官關於他們“勾結軍人，圖謀軌外 行動”的無稽之談。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各界人士要求釋放“七君子”的呼聲越來 越高。可是在1937年4月4日——已經羈押4個月的法定偵查期滿的最後一 天的晚上8點鍾，檢察官卻送來了 “起訴書”，竟然誣衊他們有“共產黨犯 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嫌疑”而正式提起公訴。由此立即引起全國人 民的憤怒和抗議。韜奮等人毫不畏懼，在獄中積極準備材料，對抗法庭。他 們認為這是宣傳救亡的一種機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4月12日發表宣 言，要求立即釋放 “七君子”及全體政治犯，並指出：韜奮等“以坦白之襟 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此實為我中華男兒應盡責任與光榮模範”。要求國民黨政府 “立 即釋放沈、章、鄒、李、王、沙、史諸愛國領袖及全體政治犯”。以後，宋 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又發起 “救國入獄運動”，製定“救國入獄規 約”，並且由宋慶齡率領，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親往蘇州 高等法院 “請求羈押”，以此營救被囚禁的救國會諸負責人；同時發表“救 國入獄運動宣言”。 這個時候，被捕的救國會諸領袖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展開了一場針鋒相 對的鬥爭。韜奮在獄中曾給來訪者題詞： “力爭救國無罪，不是為個人是為 著救亡運動的前途。不許侮辱人格，也不是為個人是為中華民族人格的光 輝。” 1937年6月11日，國民黨政府不顧人民的反對，在蘇州高等法院對此 案開庭審判。開審時間定在下午1時，人們卻在午前都冒雨來到街頭，在馬 路旁邊等著目睹 “七君子”的風采，並對他們表示敬意。看守所和法院門口 防衛森嚴，警察林立。韜奮等11時30分登車，精神振作，服飾整潔。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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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國民黨憲兵警察封鎖了法院，突然貼出布告 “停止公開審訊”，不準 記者和家屬旁聽。韜奮等人堅決表示，此案根本沒有秘密審理的必要，如不 公開，就拒絕出庭。法院迫於壓力，隻好允許記者和家屬旁聽。 拖延到下午1時50分正式開庭。25名著名律師自願免費為 “七君子” 辯護。頭一個受審的是沈鈞儒，曾被問到 “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你信 仰共產主義嗎？”等問題。他答話很堅決，很從容，當他說到 “共產黨要吃 飯，我們也要吃飯，共產黨抗日，我們難道不能抗日？”的時候，全場為之 動容。審判時，法官除仍舊咬住 “人民陣線”一詞胡攪蠻纏，又提出西安事 變等事來問訊，沈鈞儒要求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 這些要求本來都是合理合法的，卻都被法官拒絕了。這一次審訊，被告 和律師一再要求對起訴書列舉的事實有關人員進行調查和對證，但是審判長 不予考慮。因此，他們利用這個要求作理由，聲請迴避，拖延時間，以謀對 策。 “七君子”終於取得了推遲審判的勝利，使國民黨政府的隨審隨判罪， 強迫送南京反省院的陰謀徹底破產了。韜奮他們利用休庭的幾天時間，對第 二次公審進行了準備。 6月25日，大雨滂淪，“七君子”案於上午9時30分在江蘇高等法院 再次審理。全天訊問達7小時之久。審判長訊問沈鈞儒什麽是“人民陣線”。 沈老先生說： “是聯合的意思。人民陣線在西班牙是對法西斯的，對內的， 我們誌在抗日重在抗日與聯合，主張不用人民陣線一語。” 輪到韜奮答辯的時候，他的情緒很激動。第一次審判期間，他說話聲音 低沉，旁聽的人聽不清楚。這次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以特別響亮的聲調和堅 決激昂的態度，口若懸河地陳述救國會的各項主張，聲色俱厲地駁斥檢察官 在 “起訴書”中所捏造的那些“罪狀”。檢察官大發雷霆要禁止韜奮發表意 見。韜奮無比激憤地說： “我不能侵害檢察官發表起訴意見的權利，但是檢 察官也沒有無理禁止我發表意見的權利！” 當檢察官提出“勾結西安叛變”的指控時，審判長還將一份過去救國會 致張學良等人的電文拿給韜奮看，韜奮看後大聲說： “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 希望張學良請命中央出兵援綏抗日，並非叫他舉行兵諫。並且同時還打了同 樣內容的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為什麽不說勾結國民政府？為什麽勾結 國民政府不管，而單問張學良？”檢察官說： “因為這電報引起事變。”韜 奮一點也不退讓，繼續問詢： “這個電報是關於綏遠的事，三個電文一樣， 請檢察官說明電報與西安事變究竟有什麽因果關係。”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侃 侃而談，駁得檢察官沒有話講，使全法庭法官、律師和旁聽者愕然相顧。 韜奮在被囚禁的日子裏，仍然勤奮讀書和寫作。除了 “出庭受審”，其 餘時間都專心致誌地埋頭著譯。他在被捕的第三天，就起草了 《江蘇上海第 二特區法院監獄全體在監在押人為了絕食助餉綏遠全體將士書》，發表在《生 活星期刊》上。從 1936年12月14日開始，他在獄中繼續撰寫《二十年來的 經歷》。1937年1月至7月，獄中的韜奮更加勤奮地讀書和寫作。他每天都 讀名著，做筆記，經常開出一張張書單，托請外邊的朋友向各處去借，還將 他在旅居倫敦時寫的一部分英文讀書筆記整理出來出版。在獄中的 8個月 中，韜奮共著譯30多萬字，包括 《經歷》（45節）、 《萍蹤憶語》（最後8 篇文章）和 《讀書倡譯》。此外，他還將自己在《生活星期刊》上發表的文 章加以整理，編成 《展望》一書。 1937年7月31日，經過韜奮等人的共同鬥爭和全國人民的聲勢浩大的
韜奮等關進 “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後，對他們的“偵訊”整整進行了 4個月。在 “七君子”被捕的時候國民黨當局就聲稱是“依據危害民國治罪 法”將他們逮捕的。從他們被移送 “高等法院”到1937年2月，一共經過5 次偵訊，時間長至兩個月。到第二、三次便已沒有可問的事，早就應該結束 偵訊，決定有罪無罪的。但是在2月29日，他們忽然又接到了江蘇高等法院 的 “裁定書”，將他們7人的羈押期從1937年2月4日起延長2個月。 在該案偵訊期間，國民黨政府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使盡各種卑鄙伎倆、 要把他們羅織入罪。韜奮在每次偵訊時都堅決果敢地據理爭辯，駁斥檢察官 的誣衊。雙方爭執的焦點是“陣線”問題。檢察官一再指斥韜奮與莫文華（即 劉少奇）的通信是“妄倡人民陣線”。事實上韜奮主張的是“民族聯合陣線”， 檢察官之所以要將這兩者混為一談，目的是為了節外生枝，以便把 “危害民 國”的罪名強加在韜奮身上。因為從字麵上理解， “人民陣線”是以階級為 出發點的，它的性質是對內的；“民族聯合陣線”則是對外不對內，是不論 階級，隻要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都應聯合起來一致抗敵救國。為了證明自己 所主張的是 “民族聯合陣線”，韜奮向家裏要來了 《生活日報》和《星期增 刊》的全本，用事實駁到了檢察官的誣衊。檢察官無計可施，竟然耍賴，說 韜奮寫文章是 “言不由衷”，意思是說韜奮明裏主張“民族聯合陣線”，實 際上還是提倡 “人民陣線”。這句話把一貫老實認真的韜奮氣得跳起來，連 聲大呼： “抗議，抗議，抗議檢察官的無理！”他聲明對自己所寫的一切文 字負百分之百的責任，沒有一個字是 “言不由衷”，抗議檢察官”侮辱人格 “並要求記錄入筆錄。韜奮還駁斥了檢察官關於他們“勾結軍人，圖謀軌外 行動”的無稽之談。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各界人士要求釋放“七君子”的呼聲越來 越高。可是在1937年4月4日——已經羈押4個月的法定偵查期滿的最後一 天的晚上8點鍾，檢察官卻送來了 “起訴書”，竟然誣衊他們有“共產黨犯 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嫌疑”而正式提起公訴。由此立即引起全國人 民的憤怒和抗議。韜奮等人毫不畏懼，在獄中積極準備材料，對抗法庭。他 們認為這是宣傳救亡的一種機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4月12日發表宣 言，要求立即釋放 “七君子”及全體政治犯，並指出：韜奮等“以坦白之襟 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此實為我中華男兒應盡責任與光榮模範”。要求國民黨政府 “立 即釋放沈、章、鄒、李、王、沙、史諸愛國領袖及全體政治犯”。以後，宋 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又發起 “救國入獄運動”，製定“救國入獄規 約”，並且由宋慶齡率領，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親往蘇州 高等法院 “請求羈押”，以此營救被囚禁的救國會諸負責人；同時發表“救 國入獄運動宣言”。 這個時候，被捕的救國會諸領袖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展開了一場針鋒相 對的鬥爭。韜奮在獄中曾給來訪者題詞： “力爭救國無罪，不是為個人是為 著救亡運動的前途。不許侮辱人格，也不是為個人是為中華民族人格的光 輝。” 1937年6月11日，國民黨政府不顧人民的反對，在蘇州高等法院對此 案開庭審判。開審時間定在下午1時，人們卻在午前都冒雨來到街頭，在馬 路旁邊等著目睹 “七君子”的風采，並對他們表示敬意。看守所和法院門口 防衛森嚴，警察林立。韜奮等11時30分登車，精神振作，服飾整潔。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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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國民黨憲兵警察封鎖了法院，突然貼出布告 “停止公開審訊”，不準 記者和家屬旁聽。韜奮等人堅決表示，此案根本沒有秘密審理的必要，如不 公開，就拒絕出庭。法院迫於壓力，隻好允許記者和家屬旁聽。 拖延到下午1時50分正式開庭。25名著名律師自願免費為 “七君子” 辯護。頭一個受審的是沈鈞儒，曾被問到 “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你信 仰共產主義嗎？”等問題。他答話很堅決，很從容，當他說到 “共產黨要吃 飯，我們也要吃飯，共產黨抗日，我們難道不能抗日？”的時候，全場為之 動容。審判時，法官除仍舊咬住 “人民陣線”一詞胡攪蠻纏，又提出西安事 變等事來問訊，沈鈞儒要求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 這些要求本來都是合理合法的，卻都被法官拒絕了。這一次審訊，被告 和律師一再要求對起訴書列舉的事實有關人員進行調查和對證，但是審判長 不予考慮。因此，他們利用這個要求作理由，聲請迴避，拖延時間，以謀對 策。 “七君子”終於取得了推遲審判的勝利，使國民黨政府的隨審隨判罪， 強迫送南京反省院的陰謀徹底破產了。韜奮他們利用休庭的幾天時間，對第 二次公審進行了準備。 6月25日，大雨滂淪，“七君子”案於上午9時30分在江蘇高等法院 再次審理。全天訊問達7小時之久。審判長訊問沈鈞儒什麽是“人民陣線”。 沈老先生說： “是聯合的意思。人民陣線在西班牙是對法西斯的，對內的， 我們誌在抗日重在抗日與聯合，主張不用人民陣線一語。” 輪到韜奮答辯的時候，他的情緒很激動。第一次審判期間，他說話聲音 低沉，旁聽的人聽不清楚。這次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以特別響亮的聲調和堅 決激昂的態度，口若懸河地陳述救國會的各項主張，聲色俱厲地駁斥檢察官 在 “起訴書”中所捏造的那些“罪狀”。檢察官大發雷霆要禁止韜奮發表意 見。韜奮無比激憤地說： “我不能侵害檢察官發表起訴意見的權利，但是檢 察官也沒有無理禁止我發表意見的權利！” 當檢察官提出“勾結西安叛變”的指控時，審判長還將一份過去救國會 致張學良等人的電文拿給韜奮看，韜奮看後大聲說： “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 希望張學良請命中央出兵援綏抗日，並非叫他舉行兵諫。並且同時還打了同 樣內容的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為什麽不說勾結國民政府？為什麽勾結 國民政府不管，而單問張學良？”檢察官說： “因為這電報引起事變。”韜 奮一點也不退讓，繼續問詢： “這個電報是關於綏遠的事，三個電文一樣， 請檢察官說明電報與西安事變究竟有什麽因果關係。”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侃 侃而談，駁得檢察官沒有話講，使全法庭法官、律師和旁聽者愕然相顧。 韜奮在被囚禁的日子裏，仍然勤奮讀書和寫作。除了 “出庭受審”，其 餘時間都專心致誌地埋頭著譯。他在被捕的第三天，就起草了 《江蘇上海第 二特區法院監獄全體在監在押人為了絕食助餉綏遠全體將士書》，發表在《生 活星期刊》上。從 1936年12月14日開始，他在獄中繼續撰寫《二十年來的 經歷》。1937年1月至7月，獄中的韜奮更加勤奮地讀書和寫作。他每天都 讀名著，做筆記，經常開出一張張書單，托請外邊的朋友向各處去借，還將 他在旅居倫敦時寫的一部分英文讀書筆記整理出來出版。在獄中的 8個月 中，韜奮共著譯30多萬字，包括 《經歷》（45節）、 《萍蹤憶語》（最後8 篇文章）和 《讀書倡譯》。此外，他還將自己在《生活星期刊》上發表的文 章加以整理，編成 《展望》一書。 1937年7月31日，經過韜奮等人的共同鬥爭和全國人民的聲勢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