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消亡
小時候，總覺得父親的眼神是憂鬱的，笑容難得一見。原因也模模糊糊知道一點。養家糊口的工資在減少，似乎在隔三差五地減少；家裏的住房也少了，原本的“客堂間”住進了別的人家；原來用“娘姨”（保姆）的，現在用不起了……
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百歲老人周有光先生在《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第2期“漫談中產階級”一文中提到了父親所在銀行的工資改革：“如何改革？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薪金改為工資，腦力勞動歸入體力勞動，取消‘腦體’差別。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麵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困化！”
1949年之前，父親是銀行高級職員。那個時代銀行職員和教授醫生工程師海關郵局職員一樣都屬於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1949年之後父親降為一般職員，收入少了一半多，據他後來講也能接受。過去是襄理（副行長），現在解放了，銀行的行長副行長由共產黨的南下幹部地下黨員來當天經地義，什麽叫改朝換代呢？至於領導對銀行業務一竅不通，這也無關大局，反正具體工作都是父親這幫“老銀行”幹的，領導隻管開會政治學習搞運動就行了。
銀行的“工資改革”對父親的打擊是致命的。以前每月300多元的收入變成了月工資65元，家裏吃飯的人隻少了一個保姆，阿爺、阿娘、母親和我吃飯還得靠父親。不過阿娘常常到姑姑家去管外孫，阿爺有點積蓄，零用錢之類是不會麻煩兒子的。銀行的減工資運動波及我們整個家族。我叔叔有3個子女，嬸嬸當時也不工作，因為也是銀行職員，收入從3位數變成2位數，負擔一下子加重了。姑父過去也在銀行任職，此時離開金融係統去了五金交電公司，收入當然一樣減少。姑姑家也是子女多，姑姑沒有職業，過去的銀行職員夫人都是全職太太。
我們這個家族可以算銀行世家了。阿爺是民國第一代老銀行，北洋政府時期在北京英國匯豐銀行，南京政府時期在中央銀行，後來在上海中央銀行任職，一解放就被動員退職回家，拿了幾個月工資作退職金。因為上海作為過去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銀行太多了，銀行職員也太多了，“上頭”深感頭痛。於是退職的退職，改行的改行，實在趕不走的，減工資。
所以銀行職員這一典型的中產階級從1950年代初就跌入了低穀。
“精神食糧”的匱乏
父親在銀行界是個另類，他喜愛文學藝術。剛進銀行的幾年，還給報刊投過稿。1961年父親病故後，我整理他遺物，發現了幾張剪報，是父親在1937年以“戈人”筆名發表的劇評和雜文。有一篇是關於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的文學評論。當時我都不知道紀德是何許人也，說起來我還算讀過不少外國文學作品的人。我知道父親在銀行同事中有一個聊文學的小圈子。一位是陳伯伯，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係；另一位是吳伯伯，和吳祖光先生是本家近親。不過從1950年代開始，他們就很少走動，以免遭到“小集團”的可怕下場。
我很愛看電影。什麽“雞毛信”、“夏伯陽”、“帶槍的人”、“難忘的1919”、“上甘嶺”之類的，反正當時小朋友喜歡看的電影我都看，看後還一五一十告訴父母親。父親卻說這些算不上電影，他從來不看。母親說父親過去很愛看電影，不過他看的是美國電影。很多年之後當我看了那些經典大片：“亂世佳人”、“戰地鍾聲”、“北非諜影”、“碧血黃沙”、“出水芙蓉”，等等1949年之前就在上海放過的電影，方才明白：父親那一輩電影觀眾在1950年代是多麽失落。記得父親和祖父議論過卓別林和勞萊、哈台誰更惹人發笑，我聽了像聽神話似的。不過也有例外。那是幾年之後了，父親去看了一場蘇聯電影“第十二夜”，回家後顯得少有的興奮和開心，他向全家詳細地講了電影故事的全部。講得太長了，以至於祖父祖母甚至母親都走開忙自己的事去了，隻剩下我一個聽眾。父親有一套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知道“第十二夜”。
我對京劇的愛好完全是父親帶出來的。1950年代初，父親領我去看徐碧雲的“虞小翠”，黃桂秋的“別宮”、“祭江”，還有他最欣賞的程硯秋的戲“荒山淚”。然而小學生的我聽這類大段唱腔的青衣戲必定打瞌睡，於是父親帶我去“大世界”、“大新遊樂場”看京劇武打戲，這一下我來勁了。當我真正愛上京戲時，父親沒錢了——減工資的後果。所以我隻能在收音機旁過過戲癮。1956年北京京劇團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來上海演出，父親買了一張2元錢的票（最貴的戲票），讓我一個人去看。這件事在銀行引起轟動。看戲的同事很多，（銀行職員中京劇票友很多）都說父親：“太寶貝迪個獨養伲子！”
父親也是話劇迷，青年時代寫的劇評都是對話劇的觀後感。然而他不看那些歌頌革命的話劇，包括“龍須溝”、“方珍珠”之類的名劇，他說這些是活報劇。有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從外頭回到家，發現父親正全神貫注地聽收音機，是一場話劇的實況播出。過了一陣子，父親告訴我播的是蕭伯納的戲，“英雄與美人”，主演的是丹尼和喬奇。
“戲好！演得也好！”父親說。
五味雜陳的1956年
銀行的大幅度減工資行為負麵影響太大，據說黨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驚動了高層。所以在一年後的1956年，銀行職工人人加了一級工資，父親的月收入從65元變為74元，定行政20級；具體負責減工資運動的上海市銀行領導（行長兼黨組書記）被免職，降為一個肉類加工廠廠長。然而事情就到此為止了。至於有些老銀行希望“有錯必糾”，把工資從2位數還原為3位數（哪怕是部分還原，有100多元也行）無異白日做夢。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識時務的老銀行提到減工資的錯誤應該糾正而被打成了右派，連2位數也拿不到了。
到1956年，銀行的職工人數總算穩定下來，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設，不一定是銀行；2.本市教育係統（算好的去向）；3.本市財貿係統，少數有去工廠的。我所知道的有這麽幾位：鄰居汪先生因為畢業於浙大生物係，因此從銀行調到閘北區教師進修學校教生物；曾經在我家樓下住過的沈先生，解放前當過銀行會計主任（相當於現今的總會計師），此時派往小菜場任會計，不久加上了菜場經理頭銜，所以經常在菜場的攤位上賣菜；父親的老同事劉先生去了餘慶坊弄堂邊“四多”點心店當財務，有時也收銀，他把帽舌壓得很低，還戴口罩，見了熟人絕不打招呼。父親說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當過會計主任不用說了，汪先生是農村信貸的專家，劉先生更是國際金融業務的行家。現在銀行把大量人才都丟失了，銀行還能做什麽？不過是一個印鈔票、放鈔票的機關而已。
上海的外灘是傳統的金融區，從外灘向西直到河南路一帶曾經集中了上百家銀行和金融機構。很多巍峨、堅實的大樓是專門為銀行設計建造的，銀行建築必須給人有財富、恒久和安全的感覺，人們才會對銀行產生信任感，放心地把錢交給銀行打理。所以外灘一帶的銀行建築造價極高，其結實牢固在國內是無可比擬的。經過幾年的折騰，銀行關的關、並的並，銀行職工也趕走得差不多了。但人去樓不空，那些銀行大樓變成了機關、工廠、設計院和飯店，對大樓內部任意破壞，尤其是用作工廠的銀行建築，裏麵一塌糊塗。1960年代我去過上海鍾廠，過去是大陸銀行。原本金碧輝煌的營業大廳隔成了兩個車間，四周和頂部都是發黑的油垢，誰能想象，黑垢下精美的大理石浮雕？銀行內最牢不可破的部分是金庫，左右上下全是炮彈打不穿的鋼骨水泥（據說還夾有鋼板），金庫唯一與外界的出入口有一道厚度達半米的鋼門。現在這道門永遠開著，金庫變成放勞動保護用品的倉庫，用了原有的一道鐵柵門。大煉鋼鐵時有人動過這扇鋼門的念頭，後因鋼門太重又拆不下來而作罷。想想金庫派這種用場，多麽浪費。
1956年父親加了工資，心情好了許多。畢竟這是解放後父親首次加工資，以前都是減工資。對於父親這樣一位藝術愛好者而言，1956年是一個讓他高興的年頭。一是過去禁演的京劇可以上演了，如“四郎探母”、“遊龍戲鳳”等；二是又能看到久違了的西方電影，如英國電影“孤星血淚”、法國電影“勇士的奇遇”，還包括一些國產老電影“馬路天使”、“夜半歌聲”、“一江春水向東流”。老電影重新上映時我們全家3人都去看，他在看“勇士的奇遇”時開懷大笑，稱讚男主角演得出色、女主角很美，連替錢拉·菲力浦配音的韓非，他也評價配得好，換了為“王子複仇記”配音的孫道臨那就糟了。父親一點也不欣賞孫道臨，他最推崇的男電影演員是石揮。上海人藝演出英國戲劇大師蕭伯納的“英雄與美人”也是在1956年，他聽了收音機實況轉播全部，並說喬奇演得不錯，不過要是讓石揮演，可能更好。
也正是在1956年夏末，我家大禍臨頭：母親被診斷出得了癌。她從醫院回來號啕大哭，1950年代患癌症等於判死刑。父親強作鎮靜安慰她，並保證，她一定會治好。我媽媽沒什麽文化，還是很好騙的，所以那天晚上母親倒是睡著了，父親卻一夜未睡。我半夜醒來時發現他一個人坐在窗邊抽煙。
和病魔的鬥爭
1950年代上海治療癌症最著名的醫院是上海腫瘤醫院，舊名鐳錠醫院。父親陪母親多次去看病，醫院床位緊張住不進去，心急如焚的父親又領著母親到處去看中醫，也找過民間偏方如“四腳蛇”（壁虎）粉什麽的來治母親的病。那些日子我覺得父親忙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好不容易母親輪到了住院，進行了放射線治療，父親天天去醫院。我家和父親上班地點離醫院還是很遠的，所以我是每個星期天去。印象中母親住院了1個多月，放療結束後還服用腫瘤醫院專職中醫龐冸池的中藥方子，結果母親病愈出院。出院後定期去醫院複查，繼續服中藥，1年後中藥也停了，和她一道住院的病友一個個都複發去世，唯有母親再也沒有和癌症發生任何關係。
母親戰勝癌症的重要因素是她有一個樂觀健康的心態，用她的話來說，她“不想心事”。而父親就兩樣了，他總是心事重重，結果是母親的病好了，他倒有病了，患上了高血壓症。
1956年底父親因血壓太高第一次住醫院。家裏人發現父親很願意住院，這樣可以不必見到他頭疼的領導和隻會拍馬溜須打小報告的“積極分子”。出院後上了沒多久的班，他又病假在家。我現在才知道過去的降壓藥十分傷腎，父親由高血壓引發了慢性腎炎，以後的幾年裏每年至少住一次院，成了醫院的常客。1957年春天，父親正在家養病，有“積極分子”上門說領導請他去參加單位幫助黨整風的座談會，父親去了。會上氣氛很熱烈，許多老同事爭先恐後地發言，領導態度異常誠懇，對大家的批評全盤接受，還點名要一言不發的父親講講，不料父親不痛不癢地講了幾句便完了。會議結束時主持人拿來會議記錄請各位發言者核對並簽名，父親看了一下自己的發言記錄（別人都是興衝衝地立即簽名），覺得沒有什麽才簽上自己的名字。
不出父親所料，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那些發言熱烈的老同事都變成了右派分子。不過沒有想到的是，那位上門請父親去開會的“積極分子”也當上了右派。他可是一貫緊跟黨組織的：“三反運動”當過“打虎隊員”、“肅反運動”中查抄過審查對象的信件，馬上就要入黨了。父親估計，他可能是在“整風”中積極過了頭。慶幸的是父親逃過一劫。因為病假他可以不去參加批鬥右派老同事的大小會議，老同事畢竟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父親為他們心裏難受。
後來父親講並非自己有什麽先見之明，而是上過當的人不大會再上當。1949年解放前夕，作為國家銀行之一農民銀行的襄理，父親已經接到了上峰命令，要他撤退飛往台灣（可帶妻、子兩名家屬）。然而此時中共地下黨頻頻和他接觸，不是約見會談便是發信，要父親留下來領導保護銀行資產迎接解放，並保證將來要重用父親，組織上知道父親是個金融人才，等等。父親相信了。而且考慮到去台灣會和他的老父老母天各一方，所以毅然決定不走，留在上海。剛解放時對銀行實行軍管的軍代表對父親還蠻客氣，因為清點移交財物父親非常配合。日子一久軍代表就變臉了，什麽繼續發揮作用的話好像從來沒有講過似的，父親再賣力也是白搭。所以一氣之下父親就離開銀行，辭職！這一來正中下懷，不必再為安排父親什麽掛名無實權的職務費心。父親和一個朋友到杭州開了一家麻袋廠，從事實業，半年後麻袋廠倒閉。實際上是上了這個朋友的當。父親隻得又回上海，由於他在銀行界頗有聲望，又破例重回銀行。經過這次遭遇，父親什麽都明白了，什麽都看透了。
離去的日子
從1957年之後，父親不再上班了，或是住院或是在家養病。腎炎漸漸地改變了他的容顏，頭發日見稀疏，臉色日見灰暗。過去父親是個美男子，人長得高大、帥氣，比成年的我至少高半個頭。小時候，一些第一次見到我的太太們總是對母親說：你兒子長得不錯，不過沒有他爸爸漂亮。印象中父親的紅粉知己不少，對此，母親在不高興之餘還有點得意。困難時期香港有位女士給我家寄來了食品，母親告訴我那是寄給父親的：“她去香港之前喜歡過你爸爸。”
父親開始拿病假工資了，收入減少了許多。我家從此開始變賣黃金首飾一類值錢的東西，記得有一次父母帶我去南京東路一家珠寶店賣掉一隻翡翠戒，換得100多元。挺奇怪的，這些珠寶店實際上是珠寶收購部，隻收進不賣出。當時人民政府鼓勵百姓把珠寶黃金賣給國家，讓國家換外匯建設社會主義。這些話都是收購部的人講的，至今不忘。不過他們不收金條之類的非工藝品，黃金由銀行收購，當然也是隻進不出。黃金珠寶隻允許賣給國家，私下裏買賣屬於非法行為。所以，我去了一趟倒也受到“教育”，知道了黃金珠寶對黨和國家的重要性。1966年席卷全國的大抄家運動讓國家收進無數黃金珠寶，其數字至今未見公布。
1959年我高中畢業時，在報考什麽專業方向上父親起了決定性作用，他要我選理工科。其實我的數理化並不好，我想選曆史專業或者圖書館專業，父親不讚成，理由是讀文科容易“犯政治錯誤”。父命難違，我選了理工科，稀裏糊塗地考上了安徽大學物理係，畢業後當了物理教師。父親不會知道，我不學文科也要“犯政治錯誤”，命中注定了“犯政治錯誤”，逃也逃不掉。
第一年寒假和接下來的暑假我都回了上海。眼見父親日趨衰弱，心裏難過。曾經和父親商量幹脆退學回家找工作，可以減輕父親負擔，遭到父親斥責，他要我堅持到畢業。後知道了安徽在挨餓，盡管上海食物也短缺，他想方設法給我寄吃的。
1961年初我收到家人發來的電報：“父親病危”。從火車站回到家才知道父親已經病故！我在太平間見了父親最後一麵，望著他又黑又瘦的臉，我又是悲傷又是無名地憤怒。父親走得太早了，他才44歲。
雖然父親病故時我才19歲，然而一生中他對我的影響最大。
小時候，總覺得父親的眼神是憂鬱的，笑容難得一見。原因也模模糊糊知道一點。養家糊口的工資在減少，似乎在隔三差五地減少；家裏的住房也少了，原本的“客堂間”住進了別的人家；原來用“娘姨”（保姆）的，現在用不起了……
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百歲老人周有光先生在《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第2期“漫談中產階級”一文中提到了父親所在銀行的工資改革：“如何改革？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薪金改為工資，腦力勞動歸入體力勞動，取消‘腦體’差別。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麵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困化！”
1949年之前，父親是銀行高級職員。那個時代銀行職員和教授醫生工程師海關郵局職員一樣都屬於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1949年之後父親降為一般職員，收入少了一半多，據他後來講也能接受。過去是襄理（副行長），現在解放了，銀行的行長副行長由共產黨的南下幹部地下黨員來當天經地義，什麽叫改朝換代呢？至於領導對銀行業務一竅不通，這也無關大局，反正具體工作都是父親這幫“老銀行”幹的，領導隻管開會政治學習搞運動就行了。
銀行的“工資改革”對父親的打擊是致命的。以前每月300多元的收入變成了月工資65元，家裏吃飯的人隻少了一個保姆，阿爺、阿娘、母親和我吃飯還得靠父親。不過阿娘常常到姑姑家去管外孫，阿爺有點積蓄，零用錢之類是不會麻煩兒子的。銀行的減工資運動波及我們整個家族。我叔叔有3個子女，嬸嬸當時也不工作，因為也是銀行職員，收入從3位數變成2位數，負擔一下子加重了。姑父過去也在銀行任職，此時離開金融係統去了五金交電公司，收入當然一樣減少。姑姑家也是子女多，姑姑沒有職業，過去的銀行職員夫人都是全職太太。
我們這個家族可以算銀行世家了。阿爺是民國第一代老銀行，北洋政府時期在北京英國匯豐銀行，南京政府時期在中央銀行，後來在上海中央銀行任職，一解放就被動員退職回家，拿了幾個月工資作退職金。因為上海作為過去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銀行太多了，銀行職員也太多了，“上頭”深感頭痛。於是退職的退職，改行的改行，實在趕不走的，減工資。
所以銀行職員這一典型的中產階級從1950年代初就跌入了低穀。
“精神食糧”的匱乏
父親在銀行界是個另類，他喜愛文學藝術。剛進銀行的幾年，還給報刊投過稿。1961年父親病故後，我整理他遺物，發現了幾張剪報，是父親在1937年以“戈人”筆名發表的劇評和雜文。有一篇是關於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的文學評論。當時我都不知道紀德是何許人也，說起來我還算讀過不少外國文學作品的人。我知道父親在銀行同事中有一個聊文學的小圈子。一位是陳伯伯，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係；另一位是吳伯伯，和吳祖光先生是本家近親。不過從1950年代開始，他們就很少走動，以免遭到“小集團”的可怕下場。
我很愛看電影。什麽“雞毛信”、“夏伯陽”、“帶槍的人”、“難忘的1919”、“上甘嶺”之類的，反正當時小朋友喜歡看的電影我都看，看後還一五一十告訴父母親。父親卻說這些算不上電影，他從來不看。母親說父親過去很愛看電影，不過他看的是美國電影。很多年之後當我看了那些經典大片：“亂世佳人”、“戰地鍾聲”、“北非諜影”、“碧血黃沙”、“出水芙蓉”，等等1949年之前就在上海放過的電影，方才明白：父親那一輩電影觀眾在1950年代是多麽失落。記得父親和祖父議論過卓別林和勞萊、哈台誰更惹人發笑，我聽了像聽神話似的。不過也有例外。那是幾年之後了，父親去看了一場蘇聯電影“第十二夜”，回家後顯得少有的興奮和開心，他向全家詳細地講了電影故事的全部。講得太長了，以至於祖父祖母甚至母親都走開忙自己的事去了，隻剩下我一個聽眾。父親有一套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知道“第十二夜”。
我對京劇的愛好完全是父親帶出來的。1950年代初，父親領我去看徐碧雲的“虞小翠”，黃桂秋的“別宮”、“祭江”，還有他最欣賞的程硯秋的戲“荒山淚”。然而小學生的我聽這類大段唱腔的青衣戲必定打瞌睡，於是父親帶我去“大世界”、“大新遊樂場”看京劇武打戲，這一下我來勁了。當我真正愛上京戲時，父親沒錢了——減工資的後果。所以我隻能在收音機旁過過戲癮。1956年北京京劇團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來上海演出，父親買了一張2元錢的票（最貴的戲票），讓我一個人去看。這件事在銀行引起轟動。看戲的同事很多，（銀行職員中京劇票友很多）都說父親：“太寶貝迪個獨養伲子！”
父親也是話劇迷，青年時代寫的劇評都是對話劇的觀後感。然而他不看那些歌頌革命的話劇，包括“龍須溝”、“方珍珠”之類的名劇，他說這些是活報劇。有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從外頭回到家，發現父親正全神貫注地聽收音機，是一場話劇的實況播出。過了一陣子，父親告訴我播的是蕭伯納的戲，“英雄與美人”，主演的是丹尼和喬奇。
“戲好！演得也好！”父親說。
五味雜陳的1956年
銀行的大幅度減工資行為負麵影響太大，據說黨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驚動了高層。所以在一年後的1956年，銀行職工人人加了一級工資，父親的月收入從65元變為74元，定行政20級；具體負責減工資運動的上海市銀行領導（行長兼黨組書記）被免職，降為一個肉類加工廠廠長。然而事情就到此為止了。至於有些老銀行希望“有錯必糾”，把工資從2位數還原為3位數（哪怕是部分還原，有100多元也行）無異白日做夢。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識時務的老銀行提到減工資的錯誤應該糾正而被打成了右派，連2位數也拿不到了。
到1956年，銀行的職工人數總算穩定下來，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設，不一定是銀行；2.本市教育係統（算好的去向）；3.本市財貿係統，少數有去工廠的。我所知道的有這麽幾位：鄰居汪先生因為畢業於浙大生物係，因此從銀行調到閘北區教師進修學校教生物；曾經在我家樓下住過的沈先生，解放前當過銀行會計主任（相當於現今的總會計師），此時派往小菜場任會計，不久加上了菜場經理頭銜，所以經常在菜場的攤位上賣菜；父親的老同事劉先生去了餘慶坊弄堂邊“四多”點心店當財務，有時也收銀，他把帽舌壓得很低，還戴口罩，見了熟人絕不打招呼。父親說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當過會計主任不用說了，汪先生是農村信貸的專家，劉先生更是國際金融業務的行家。現在銀行把大量人才都丟失了，銀行還能做什麽？不過是一個印鈔票、放鈔票的機關而已。
上海的外灘是傳統的金融區，從外灘向西直到河南路一帶曾經集中了上百家銀行和金融機構。很多巍峨、堅實的大樓是專門為銀行設計建造的，銀行建築必須給人有財富、恒久和安全的感覺，人們才會對銀行產生信任感，放心地把錢交給銀行打理。所以外灘一帶的銀行建築造價極高，其結實牢固在國內是無可比擬的。經過幾年的折騰，銀行關的關、並的並，銀行職工也趕走得差不多了。但人去樓不空，那些銀行大樓變成了機關、工廠、設計院和飯店，對大樓內部任意破壞，尤其是用作工廠的銀行建築，裏麵一塌糊塗。1960年代我去過上海鍾廠，過去是大陸銀行。原本金碧輝煌的營業大廳隔成了兩個車間，四周和頂部都是發黑的油垢，誰能想象，黑垢下精美的大理石浮雕？銀行內最牢不可破的部分是金庫，左右上下全是炮彈打不穿的鋼骨水泥（據說還夾有鋼板），金庫唯一與外界的出入口有一道厚度達半米的鋼門。現在這道門永遠開著，金庫變成放勞動保護用品的倉庫，用了原有的一道鐵柵門。大煉鋼鐵時有人動過這扇鋼門的念頭，後因鋼門太重又拆不下來而作罷。想想金庫派這種用場，多麽浪費。
1956年父親加了工資，心情好了許多。畢竟這是解放後父親首次加工資，以前都是減工資。對於父親這樣一位藝術愛好者而言，1956年是一個讓他高興的年頭。一是過去禁演的京劇可以上演了，如“四郎探母”、“遊龍戲鳳”等；二是又能看到久違了的西方電影，如英國電影“孤星血淚”、法國電影“勇士的奇遇”，還包括一些國產老電影“馬路天使”、“夜半歌聲”、“一江春水向東流”。老電影重新上映時我們全家3人都去看，他在看“勇士的奇遇”時開懷大笑，稱讚男主角演得出色、女主角很美，連替錢拉·菲力浦配音的韓非，他也評價配得好，換了為“王子複仇記”配音的孫道臨那就糟了。父親一點也不欣賞孫道臨，他最推崇的男電影演員是石揮。上海人藝演出英國戲劇大師蕭伯納的“英雄與美人”也是在1956年，他聽了收音機實況轉播全部，並說喬奇演得不錯，不過要是讓石揮演，可能更好。
也正是在1956年夏末，我家大禍臨頭：母親被診斷出得了癌。她從醫院回來號啕大哭，1950年代患癌症等於判死刑。父親強作鎮靜安慰她，並保證，她一定會治好。我媽媽沒什麽文化，還是很好騙的，所以那天晚上母親倒是睡著了，父親卻一夜未睡。我半夜醒來時發現他一個人坐在窗邊抽煙。
和病魔的鬥爭
1950年代上海治療癌症最著名的醫院是上海腫瘤醫院，舊名鐳錠醫院。父親陪母親多次去看病，醫院床位緊張住不進去，心急如焚的父親又領著母親到處去看中醫，也找過民間偏方如“四腳蛇”（壁虎）粉什麽的來治母親的病。那些日子我覺得父親忙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好不容易母親輪到了住院，進行了放射線治療，父親天天去醫院。我家和父親上班地點離醫院還是很遠的，所以我是每個星期天去。印象中母親住院了1個多月，放療結束後還服用腫瘤醫院專職中醫龐冸池的中藥方子，結果母親病愈出院。出院後定期去醫院複查，繼續服中藥，1年後中藥也停了，和她一道住院的病友一個個都複發去世，唯有母親再也沒有和癌症發生任何關係。
母親戰勝癌症的重要因素是她有一個樂觀健康的心態，用她的話來說，她“不想心事”。而父親就兩樣了，他總是心事重重，結果是母親的病好了，他倒有病了，患上了高血壓症。
1956年底父親因血壓太高第一次住醫院。家裏人發現父親很願意住院，這樣可以不必見到他頭疼的領導和隻會拍馬溜須打小報告的“積極分子”。出院後上了沒多久的班，他又病假在家。我現在才知道過去的降壓藥十分傷腎，父親由高血壓引發了慢性腎炎，以後的幾年裏每年至少住一次院，成了醫院的常客。1957年春天，父親正在家養病，有“積極分子”上門說領導請他去參加單位幫助黨整風的座談會，父親去了。會上氣氛很熱烈，許多老同事爭先恐後地發言，領導態度異常誠懇，對大家的批評全盤接受，還點名要一言不發的父親講講，不料父親不痛不癢地講了幾句便完了。會議結束時主持人拿來會議記錄請各位發言者核對並簽名，父親看了一下自己的發言記錄（別人都是興衝衝地立即簽名），覺得沒有什麽才簽上自己的名字。
不出父親所料，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那些發言熱烈的老同事都變成了右派分子。不過沒有想到的是，那位上門請父親去開會的“積極分子”也當上了右派。他可是一貫緊跟黨組織的：“三反運動”當過“打虎隊員”、“肅反運動”中查抄過審查對象的信件，馬上就要入黨了。父親估計，他可能是在“整風”中積極過了頭。慶幸的是父親逃過一劫。因為病假他可以不去參加批鬥右派老同事的大小會議，老同事畢竟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父親為他們心裏難受。
後來父親講並非自己有什麽先見之明，而是上過當的人不大會再上當。1949年解放前夕，作為國家銀行之一農民銀行的襄理，父親已經接到了上峰命令，要他撤退飛往台灣（可帶妻、子兩名家屬）。然而此時中共地下黨頻頻和他接觸，不是約見會談便是發信，要父親留下來領導保護銀行資產迎接解放，並保證將來要重用父親，組織上知道父親是個金融人才，等等。父親相信了。而且考慮到去台灣會和他的老父老母天各一方，所以毅然決定不走，留在上海。剛解放時對銀行實行軍管的軍代表對父親還蠻客氣，因為清點移交財物父親非常配合。日子一久軍代表就變臉了，什麽繼續發揮作用的話好像從來沒有講過似的，父親再賣力也是白搭。所以一氣之下父親就離開銀行，辭職！這一來正中下懷，不必再為安排父親什麽掛名無實權的職務費心。父親和一個朋友到杭州開了一家麻袋廠，從事實業，半年後麻袋廠倒閉。實際上是上了這個朋友的當。父親隻得又回上海，由於他在銀行界頗有聲望，又破例重回銀行。經過這次遭遇，父親什麽都明白了，什麽都看透了。
離去的日子
從1957年之後，父親不再上班了，或是住院或是在家養病。腎炎漸漸地改變了他的容顏，頭發日見稀疏，臉色日見灰暗。過去父親是個美男子，人長得高大、帥氣，比成年的我至少高半個頭。小時候，一些第一次見到我的太太們總是對母親說：你兒子長得不錯，不過沒有他爸爸漂亮。印象中父親的紅粉知己不少，對此，母親在不高興之餘還有點得意。困難時期香港有位女士給我家寄來了食品，母親告訴我那是寄給父親的：“她去香港之前喜歡過你爸爸。”
父親開始拿病假工資了，收入減少了許多。我家從此開始變賣黃金首飾一類值錢的東西，記得有一次父母帶我去南京東路一家珠寶店賣掉一隻翡翠戒，換得100多元。挺奇怪的，這些珠寶店實際上是珠寶收購部，隻收進不賣出。當時人民政府鼓勵百姓把珠寶黃金賣給國家，讓國家換外匯建設社會主義。這些話都是收購部的人講的，至今不忘。不過他們不收金條之類的非工藝品，黃金由銀行收購，當然也是隻進不出。黃金珠寶隻允許賣給國家，私下裏買賣屬於非法行為。所以，我去了一趟倒也受到“教育”，知道了黃金珠寶對黨和國家的重要性。1966年席卷全國的大抄家運動讓國家收進無數黃金珠寶，其數字至今未見公布。
1959年我高中畢業時，在報考什麽專業方向上父親起了決定性作用，他要我選理工科。其實我的數理化並不好，我想選曆史專業或者圖書館專業，父親不讚成，理由是讀文科容易“犯政治錯誤”。父命難違，我選了理工科，稀裏糊塗地考上了安徽大學物理係，畢業後當了物理教師。父親不會知道，我不學文科也要“犯政治錯誤”，命中注定了“犯政治錯誤”，逃也逃不掉。
第一年寒假和接下來的暑假我都回了上海。眼見父親日趨衰弱，心裏難過。曾經和父親商量幹脆退學回家找工作，可以減輕父親負擔，遭到父親斥責，他要我堅持到畢業。後知道了安徽在挨餓，盡管上海食物也短缺，他想方設法給我寄吃的。
1961年初我收到家人發來的電報：“父親病危”。從火車站回到家才知道父親已經病故！我在太平間見了父親最後一麵，望著他又黑又瘦的臉，我又是悲傷又是無名地憤怒。父親走得太早了，他才44歲。
雖然父親病故時我才19歲，然而一生中他對我的影響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