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


    我孤身一人,


    眼前的天空陰暗、寒冷,


    兩旁是沼澤和陷阱。


    一陣溫暖的南風


    伴隨著青翠山穀的清新;


    你帶著鮮花和綠葉


    輕輕地走進了我的生命。


    繞開了苦難的沼澤,


    跳過了危險的陷阱,


    每一個腳印啊


    都是一窪艱辛。


    路漸漸地變得平坦,


    我們卻不再年青;


    瑰麗的晚霞和你的白發


    交相輝映。


    你陪著我


    走過了大半的路程;


    你的心還是和我


    如此靠近。


    我們更要互相攙扶,


    現在是下山的光景;


    你會繼續伴著我,


    走完這人生的旅程。


    這是1995年12月為吾妻四九華誕(虛歲50)而作。


    坎坷的根源


    我原本是上海市業餘工業大學的物理教師,在“文革”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被“清理”出來,“隔離審查”了10個月——也就是關了10個月。“罪狀”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汙蔑三麵紅旗(造謠說安徽農村餓死過人);另有一條罪狀是認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反修防修,“反而會加速修正主義的到來”。這條罪狀被認為是我們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反革命綱領”。


    “小集團”成員大都是安大的老同學,牽連麵很廣,最後倒黴的人卻不多。在安徽工作的田振義兄作為“小集團”的頭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和初人兄被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定為“反革命性質、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俗稱“敵性內處”;工大的一位同事老高,是交大畢業的“摘帽右派”,不幸卻因和我們走得很近而重新被戴上了帽子。


    定案之後,我就隨學校大部隊去了市郊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半年後又隨學校大部隊去了奉賢和南匯海邊的農場“五七幹校”務農。這樣矛盾就來了:學校廣大教師是臭知識分子,是要通過勞動改造世界觀,但他們畢竟算革命群眾啊。我等沒有群眾身份的人也混在群眾裏一道幹活,豈非不太公平?於是學校工宣隊找到了一個以示區別的機會,把我們這些“有問題”的人送去“戰高溫”,算是清除出學校——上層建築——了。


    我到了玻璃廠我母親很高興。她認為我人在上海市區了,能找到女朋友了,於是到處托人替我介紹對象。我遠不如母親樂觀。這年頭姑娘找對象要考慮對方的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尋女朋友都會遇到阻力,何況我本人還倒過黴呢。


    倒也碰到過一位不計較我政治問題的姑娘。她是一個會計,不過我實在對她沒有感覺,接觸兩次就算了。介紹人是母親的老朋友鄒阿姨,她為此很生氣,對母親發了牢騷:“國慶這個樣子了,還要挑三揀四,要不得!”


    鄒阿姨和我母親都是四川人。


    四川北路1304號


    “敵性內處”的經典解釋是:帽子拎在“群眾手裏”,隨時可以給你戴上。我頭上懸著無形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應該處處小心,“夾緊尾巴做人”,以防從準賤民到賤民這種災難發生。


    我和老同學老朋友都不來往了,一來是免得連累他們,二來是擔心這些老的人際關係已在“組織”的掌控之中。然而鄙人決非“安分守己”之人。我的生活裏出現了許多新朋友,他們知道我的情況但仍然和我走得很近,他們就是查理、海豹和他的女朋友多多貓、海豹的新疆老同學(學長)4d、阿欒。正是他們,使我在嚴酷的歲月裏心智得以健全,沒有喪失思維的活躍和溝通能力。


    說是“新朋友”,其實有的朋友很早就認識。海豹的媽媽和我母親同屬四川路上的“四川幫”,都是四川老鄉。所以,1950年代當海豹兄妹還是小不點時我就熟知他們;查理則是1967年在海豹家中結識的。所以,盡管母親大人托人替我介紹女朋友均未成功,在我結婚前夕她仍很得意地提醒我:


    “沒有我你朗格認得我同鄉的兒子海豹?朗格認得蓋(介)紹人?朗格認得你老婆?”


    “曉得的,沒有媽我國慶人都沒得!好了吧?”


    母親大人的話一點不錯,我第一次到四川北路1304號是跟海豹、查理去的。從北往南過了武進路,經過幾家店鋪,突然拐進了一道裂縫——這裏頭有住家?老實說,從武進路到海寧路這段四川路我走過無數次,從來沒有發現過這條夾弄。天空一下子變得無比狹窄,又一下子無比黑暗,我糊裏糊塗跟著他們進了類似門的什麽空間(是門應該有鎖、應該敲門,卻一概全免),上了吱嘎作響的樓梯,樓梯盡頭豁然開朗、大放光明。我見到了多多貓(從崇明農場回來度假。那時她和海豹去崇明不久)、洞察人間一切世事的胡伯母、笑容可掬的雨中行(她那天休息沒有上班)。


    如果能未卜先知,我應該大拍雨中行的馬屁。她就是未來改變我命運的人。因為她的牽線搭橋,我結識了我的太太。


    “賓至如歸”


    外人到1304號很有點到家的感覺,那裏的氣氛輕鬆、自在,完全是主隨客便。不是像到有些人家去拜訪:主人十分客氣,上茶衝麥乳精(上咖啡是1980年代以後才流行開的),於是客人規規矩矩坐好、小心翼翼聊天;有時主人留你用餐,特地多加兩隻菜,弄得你邊吃邊懊惱——忘了買點水果之類的禮物來,失禮了。在1304號絕無這般虛套,你去了不一定給你倒茶(尤其人多之時),但口渴了你可以自己去找個杯子倒水,在1304號吃飯一點不拘束,主人吃啥你吃啥。


    1971年夏天,我從幹校農場回到市區“戰高溫”之後,我常去1304號,也無需別人陪同。如果雨中行去上班,家裏隻有胡伯母(小輩統統在外地),就聽聽老太太開講舊上海二三十年代的奇聞軼事。這才了解老太太是位風趣、健談的人,知道的事真多,對京劇也相當懂,絕對內行。


    雨中行大姐雖然一直未婚(不知是否戀愛過——不便打聽),對朋友們的終身大事卻很關心。當時我就知道:囡囡和青雲、查理和芬芬還有誰都是雨中行很自然地促成的。尤其是查理如何結識他的太太我更是記憶猶新。當芬芬姐妹倆第一次來1304號時,大家在雨中行的帶領下向芬芬“隆重推出”一位傑出男士查理(該傑出男士因遠在寶山某校任教未能出席),我煞有介事地告訴芬芬:由於查理音樂上造詣太高,人稱“寶山音樂之父”。


    1972年春天一個晚上,我去1304號。雨中行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她們要安排一次會麵,讓我和一位姑娘相識。“她們”包括胡伯母,大概人是雨中行先想到的,胡伯母十分讚成。(陪老太太聊天是有回報的——未婚男性注意了)雨中行講了點姑娘的情況,胡伯母作了長時間的補充,聽得出她是很喜歡這位姑娘的。


    相親


    相親是對我而言。我完全清楚今天晚上要和一位可能成為我終身伴侶的姑娘會麵。她的來曆我也完全清楚,她是胡伯母貴陽兒媳的妹妹,在百貨公司工作,這些都是胡伯母原原本本告訴我的。雨中行特別強調,她是“文革”前的高中畢業生!大姐永遠是把人的文化素養擺在第一位。


    然而雨中行並沒有告訴姑娘今夜的主題。她不知是寫信還是打公用電話要姑娘來1304號白相,“姆媽想儂來”。雨中行一直認為男女初次會晤必須很自然,她不喜歡一本正經替人做媒。


    當我從四川路拐入“一線天”時,不經意地望了望狹窄的夜空,竟然見到了一顆閃爍發光的星星。大概是幻覺吧。我進了1304號,和雨中行、胡伯母交談了幾句,就在桌子裏側的椅子坐下,臉對西窗,等待姑娘的到來。


    等的時間不長,人就到了。姑娘對老太太、雨中行親熱地噓寒問暖,又提到貴陽姐姐什麽事,一陣歡聲笑語過後,雨中行替我們介紹:


    “南山,迪位是阿拉的老朋友國慶。”(升級變老朋友哉)


    “迪位是阿拉一個親眷,南山。”


    姑娘在桌子外側坐定,臉也對著西窗,她已經猜到今夜的主題了,所以顯得拘謹,略帶一點矜持。我轉過臉看了她一會兒,見到了一個秀美的側麵:長長的眼線、端正的鼻梁、微微上翹的嘴唇和天然微卷的秀發;當胡伯母端上一杯茶時,(難得的待遇)她有禮貌地站起來,身材又高又苗條。鄙人才1米70,對我來說,她是高了點。


    危機


    雨中行坐在我們對麵,背對西窗,聊天在我們3個人之間進行,老太太退出了談話圈子,不知隱身在哪個角落裏。


    雄鳥為了吸引雌鳥會展示自己的歌喉和羽毛,尤其雄孔雀見了自己中意的異性會開出絢麗奪目的彩屏,所以聊天就應該是我“開屏”的過程。此時的我已非當年吳下阿蒙(見前文“邂逅”、“戀愛歲月”),在漂亮姑娘跟前再不會怯場,照樣談笑風生。


    在談天說地中,我“不經意地”透露鄙人是學物理的大學畢業生,大凡女生見到物理課都有點望而生畏,這就是我亮出的第一根羽毛:“聰敏”,太笨的人物理專業畢不了業。當然不能吹麥克斯韋方程、測不準原理之類的專業內容,否則,不僅聽眾會昏昏欲睡,弄不好還被人認為是一個“書蠧頭”。所以接下來我聊的全是工廠裏的好笑見聞,不僅雨中行被逗笑了,南山也笑了,正好我轉過身去,見到了她的笑容:好一口雪白嶄齊的貝齒。我還注意到她穿的是深藏青色兩用衫、裏頭是一件紅白格子襯衫(後來知道這叫作朝陽格,當時是很時尚的),又雅致又得體。


    第二根羽毛“風趣”展示完畢,我打算進入文學話題,這是本人自認為的強項。所以將要亮出的羽毛就叫“博學多才”。此時談話已被我完全主導,不愧為當年查理所封的“沙龍騎士”。我剛剛把歐·亨利短篇小說的話匣子打開,才起了個頭,忽然南山起立告辭,邊對大姐告別邊走出去,於是雨中行也跟了出去。我聽到後邊老太太的聲音:“走啦?再白相一歇好來?”


    “辰光不早了。我路遠呀。姆媽再會噢。”


    由於她走得突然,我沒有思想準備,又是一個行動遠遠落後於思維的人,所以她走時我沒有站起來,我站起來時她已經在過道邊走邊和胡伯母道別(她坐在桌子外側,一步就到後間),雨中行送她下樓梯出去了,沒人提醒我應該送送她。


    雨中行回來了,一臉心事重重,她對我和胡伯母說:


    “我問過南山了,她對國慶儂的印象不大好。”


    去“天山”


    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十分沮喪。春天早已來臨,黑夜中的四川路卻聞不到一絲春天的氣息,路旁所有店鋪都黑燈瞎火、打烊了,本來就很少的行道樹在昏暗的路燈下見不到一點綠色,暗處的樹葉變成了褐色的噩夢。


    我在橫浜橋邊站了一會,吹過來一陣夾有臭味的夜風(當年橫浜河正在變向臭水溝),卻讓我明白了今晚的症結所在。“相親”的全過程在腦海裏過了一遍:覺得談話還是成功的,她不是還笑了嗎?毛病出在她起身告辭時,我沒有站起來,像個老爺似的坐著不動;又沒有采取補救措施趕緊下樓送她,所以留下一個印象不佳的評語完全是咎由自取。10年之前我就犯過類似錯誤。把“邂逅”化為回憶。但那時我是個毛頭小夥,可以原諒,如今到了而立之年,還如此愚不可及,真正朽木不可雕也。不過事情還能補救。明天我上中班(下午3點到廠),上午有空;而南山說過明天她在店裏,她是天山百貨商店營業員。


    第二天一早我換乘2部公交車來到了長寧區的天山路,也找到了這家天山路上最大的商店。不過天山百貨店尚未開門,我隻得在天山路一帶瞎逛,馬路兩邊都是新造樓房,當年被稱作“天山一條街”,新栽的梧桐樹已長成一片綠蔭,總算有點春意。終於,開門營業了。我走進商店,找到了南山所在的櫃台。


    她見到了我,愣了一下,我立即機敏地上去和她打招呼,說自己今天要去中山公園看一個親戚,“順路”來看看她。(這是一眼就看穿的謊言,中山公園一部21路就到了)於是她恢複了常態,我們聊了幾句天氣好壞之類後,我請她替我挑兩塊絹頭(手帕),說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買手帕四川路那麽多店不去,跨越虹口、黃浦、靜安、長寧4個區跑到天山)南山就揀了兩條手帕給我,我付了錢後,再說了一會話,見她開始忙了就告辭。此時,她對我的態度已經蠻不錯了。


    危機消除了,我們開始了交往。


    雨中行經常說的“緣分”是存在的。如果那天我不是上中班,我上午就不能去天山,我如果下午去的話,就見不到南山。她下午不在商店而是到公司去了,當年她經常去上級公司開會。


    隱憂


    和那時所有“談戀愛”的青年一樣,我們的約會內容是蕩馬路、逛公園和看電影;不見麵時就是通信,那個年代不可能“電話訴衷情”,那時隻有公用電話或者工作單位電話。


    當年的電影實在糟糕。樣板戲都是號召鬥爭的、裏麵的人物永遠不戀愛的。這種電影當然不看。至於阿爾巴尼亞電影和朝鮮電影這類“進口大片”,比國產片稍好一點,因數量不多,隻看過一兩部。所以大都是看記錄片、科教片,有一部介紹火山爆發的外國科教片給我的印象很深。


    我給南山寄了許多信。據她說見到我信上的字嚇了一跳:“哪能迪個大學生字介蹩腳!”(1)以前她也收到過不少男性“粉絲”的信,個個字都比我好。不過她承認這些粉絲的信內容沒有一個比我精彩。可見關鍵時刻內容比形式重要。


    有時從公園裏出來,或者馬路蕩得久了,我總要請她上飯店或者點心店去坐坐,她總是謝絕;甚至建議到她提及比較愛去的南京路“喜臨門”去品嚐蛋糕咖啡,也不行。這一來錢是省了,但也有點擔心——還和我保持距離嘛。盡管胡伯母叫我放心,說:南山就是這種脾氣、勿歡喜讓人用銅鈿咯(2)、伊是熱水瓶外頭冷裏廂是熱額。那些日子我常到1304號去向老太太匯報,老太太已正式替代雨中行成為我倆的月老,畢竟她有無比豐富的人生閱曆。


    有一件真正的煩心事。南山是“組織”的“培養對象”!雖說她是營業員,卻不大站櫃台,經常被調到公司去搞“運動”。什麽“清隊”、“一打三反”她都參加專案組;近來老是在公司政宣組幫忙,什麽時候她入了黨,就要“以工代幹”脫產當幹部了。而我是一個“準賤民”,她能接受我嗎?


    隱瞞真相是不可能長久的,也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則,是告訴她一切的時候了。


    峰回路轉


    這天晚上我從南山家裏出來,沒有忘記和她的老爸道別,他對我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已經視我為“毛腳女婿”了。南山送我去乘21路公交車,當我們走到愚園路車站時,我請她再陪我走一段,說有重要事要告訴她。


    暮夏的愚園路人跡稀少,顯得十分幽靜;高大的法國梧桐沉默無語,和南山一道傾聽我的心聲。我從安大的饑餓經曆一直講到“文革”中我為何被批鬥,毫無保留地把我的審查結論和當前處境都告訴了她。她一言不發,隻是聽著、聽著……不知不覺我們已經走到北京西路泰興路了,我終於講完了。燈光下我看到她的臉發白,但眼裏卻充滿了憐惜和同情。


    車子來了,她輕輕地提醒我:


    “儂好上車了。”


    一連3天我都在緊張、不安和期待中度過,在家裏還哼起了一段京戲:“一天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


    突然,我接到了傳呼電話,叫我到1304號去。剛好這天是廠休有空,我立即趕到1304號,見到了滿臉春風的胡伯母。老太太一見我就開了一句英文,是好消息的意思。她告訴我,南山來過了。南山那天夜裏哭了一場,但她還是決定和儂國慶好下去。


    “伊還講伊會得管牢儂,不讓儂再闖禍!”


    我心裏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下了!從那時起南山的命運就和我緊緊連在一起了。


    能不能結婚


    1972年秋天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花前月下”的秋天。和所有熱戀中的青年一樣,相見時感覺時間怎麽那樣快!不在一起時日子怎麽如此漫長?


    我記得南山第一次來我家的情景。那天是我生日,我母親做了好多菜等她來和我們一道吃晚飯。在這之前母親逢人就講今晚兒子女朋友要上門,所以南山來時,我家的左鄰右舍都出來“恭候”,甚至我們用餐時也會有人借故進來張望。母親很喜歡我女朋友,她希望我快點結婚,越快越好。


    秋天很快地過去了,冬天是談婚論嫁的季節,我們倆開始籌劃結婚的事。登記結婚必須先要到工作單位去開證明材料,對南山這當然不是問題,而對我恐怕就是麻煩事。我雖然在玻璃廠已經待了一年半,但人事關係還在學校裏,本來聽說早就要轉到工廠了,不知什麽緣故拖到現在遲遲不動,這就意味著我必須到學校去開證明。他們會開給我嗎?


    一個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登場了。


    這天廠休,我請來的一位朋友正在替我油漆舊家具,準備結婚派用場。突然有人敲門,進來的是一個不認識的留平頂頭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紹是學校工宣隊的,找我談點事。


    沒等我開口請坐,他徑直找了一張舊沙發坐下。對我奉上待客的茶水視而不見,自己摸出一支煙點上,然後講了來意。他講,根據中央精神,大學還是要辦的;不僅在幹校的教工要回來,你們這批在工廠戰高溫的人也要回來,包括你這樣(他停頓了一刻,顯然在斟酌字句)——犯過嚴重政治錯誤的人,也要回校,以發揮你們的專長。


    這是好消息。在談話中我知道了他姓李,是不久前來學校的工宣隊員,目前是學校人事組織部門的領導。於是我不失時機地提了一個問題:


    “李師傅,像我這樣的人能不能結婚?”


    他又摸出一支煙,點上抽了一口,還想了一會,然後開口:


    “既然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嘛,可以結婚。”


    我高高興興地送李師傅下樓,到門口時他叫我不要送了,臨走時還說了一句:


    “你要結婚開介紹信,來組織組找我好了。”


    (“文革”期間學校人事處和組織部合並,稱“組織組”)


    登記


    我和南山商量好,在同一天去單位開結婚證明,然後馬上去登記。


    南山是到天山百貨商店的上級單位區百貨公司去開證明的,她和公司所有幹部都很熟,一個人事幹部什麽也不問就把證明開給了她,還笑著說:你到公司來發喜糖別忘了要多發一包給我啊。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的“培養對象”會選一個有問題的人。


    我碰到一點麻煩。當我步入學校組織組辦公室時,李師傅正在和人談話,那人也是去“戰高溫”的教師,自然不便打擾,我去了裏邊一間,但我知道李師傅已經看見了我。裏間辦公桌旁坐著老趙,“文革”前他就是人事幹部;這種1950年代靠曆次運動入黨的人多數心眼很壞。沒法子啊,他是做具體工作的,開介紹信、開證明是他的專職,隻能找他。


    當我說明了找他的原因時,他驚訝地抬起了頭:


    “你要開結婚證明?”


    沒等他把刁難我的理由說出口,我立刻說已向李師傅匯報過了。老趙一溜小跑到外間,我也跟到門口,看見老趙彎著腰向李師傅請示(李師傅坐著)。李師傅說了一句什麽,老趙依舊點頭哈腰說了一些,李師傅不耐煩地大聲命令:


    “開給他!”


    老趙一聲不吭地回到辦公桌邊,鐵青著臉但很爽快地把證明開給了我。隻是在給我開證明時厲聲說道:“你的情況告訴了對方沒有?不講你自己要負責啊!”


    我回答我已經告訴對方了,立刻走出裏間;當我經過外間出門時,李師傅仍在專心致誌和人嚴肅地談話,我為了不打擾他,就走了。


    1973年我回到學校時,李師傅已經調走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我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是什麽工廠派來的。李師傅,我欠你一句:“謝謝!”對於你,也許隻是舉手之勞,正是你的舉手之勞改善了我的命運。你是我命裏的“貴人”!


    當天下午我們就去街道辦理結婚登記。說來奇怪,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橫掃了一切法律(包括憲法),婚姻法卻巋然不動。所以從1972年12月22日我們拿到結婚證之後,我們就是合法的夫妻了。


    一式兩份的結婚證上,右頁蓋有“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革命委員會”的公章,左頁的語錄赫然在目:“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就預示了:南山的大麻煩要來了。


    黑雲壓城城不摧


    那年頭結婚證還兼買家具證明的功能。新婚夫婦憑新開出的結婚證可以到家具店購得木床、大櫥或五鬥櫥(二者隻能選一)及木椅之類(一年之前的結婚證明還不管用,必須近期的)。要想多置家具,隻有自己想辦法弄木材請人打造,所以當年業餘木工、油漆工大行其道。我們購置了一張床和五鬥櫥、兩把椅子,商量好在1973年2月5日春節年初二舉行婚禮。


    1973年元旦剛過,公司領導找南山談話,開給南山證明的人事幹部也哭喪著臉坐在旁邊,顯然挨過批評了。領導一上來就告訴她:你上當了!你知不知道對方的政治背景?他是一個寬大處理的反革命分子,組織上已經去他單位查過檔案。你辦了登記手續沒有?當南山回答已經登記過了時,領導幾乎跳腳。(反革命分子狡猾狡猾的!)他又批評南山:這幾年組織培養你不容易;你也參加過專案組、審查過壞人,怎麽階級鬥爭觀念這樣差。我們正考慮把你正式調到公司來,你這個樣子我們多被動。


    第二天公司開大會,主席團成員名單上仍有南山。她坐在台下不上去,大會主持人在麥克風前喊:南山同誌呢?南山同誌請上主席台就座。南山卻溜出了會場。


    公司領導繼續找南山談話,“苦口婆心”地對她進行“教育”。要她“回頭是岸”,撤消婚約!至於如何取消,組織上會有辦法的,隻要她同意。又表示,組織還是信任她的,對外會保密的。南山的回答是不撤消婚姻,還說了一句讓領導大失所望的話:“我覺得伊是好人!”


    南山單位怎麽會“事後諸葛亮”地去我學校調查?後來聽說是在開證明好幾天後,學校有人給長寧區百貨公司打電話通報情況。老趙在給我出具證明時問過我對方單位,這是必需的例行公事,要寫在證明上。打電話的人十有八九是老趙。


    過了幾天南山接到通知,要她到區委區革委會去,區有關領導要找她。


    接見南山的是一位戴眼鏡操北方口音大約40多歲的女領導,和顏悅色中透著點威嚴,一看就知道是老幹部。她說了許多道理:她說我們黨是主張自由戀愛的,但一定要從革命的大局出發,一定要講階級、講階級鬥爭!你的成分是好的(南山父親是工人),過去的表現也是好的,為什麽要和一個政治上沒有前途的人結婚?當然你們單位也有責任,對青年階級鬥爭教育沒有抓緊,你的問題講到底就是兩個階級爭奪青年的鬥爭!我們如果不管,就是路線問題!


    南山一直沉默不語。女領導忽然想起什麽,把聲音放輕:“你是不是和那個男的有事了吧?這裏沒人你說好了。”


    南山紅著臉回答沒有。女領導很滿意,她說看來你這個小同誌還是比較嚴肅的。


    你考慮過沒有?要是你和他有了孩子那也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領導上為你考慮希望你做到兩點:一、解除婚姻。男方不同意沒用!我們會出麵解決。二、斷絕和男方來往。你看行不行?


    沉默的南山終於開口:“不行!我覺得他是個好人!”


    談話不歡而散。


    結婚


    不聽“組織”的話,其後果可想而知。南山從此天天在天山百貨商店站櫃台,“以工代幹”的門永遠對她關上,她再也去不了公司,永遠是一個普通營業員。但是我們的婚姻保住了,盡管發給我們結婚證的江蘇路街道屬於長寧區管轄,長寧區委和區革委會不能追回結婚證或者判定我們的婚姻無效,畢竟還有婚姻法。


    5年以後,學校給我平了反。此時南山已經調到虹口區四川北路一家百貨店。應她的要求,學校不僅把平反通知書寄到她現在的單位,還發給了她老單位長寧區百貨公司。她說,就是要讓老單位那些人知道:她嫁的人是好人!而他們的判斷是錯的!虹口百貨公司的領導找南山談話,大大地讚揚她一番,誇她有眼力,找了個反對四人幫的革命知識分子。(平反書上認定我“‘文革’中因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不過南山滿足於相夫教女,對自己的“仕途”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了。


    1973年2月5日晚,在我家擺了兩桌酒席,算是婚宴,參加的是親戚長輩還有“月老”胡伯母;同時在南山家有五六桌婚宴(連吃3天),嶽父大人嫁寶貝女兒大力地操辦了一通。2月6日晚,我們請朋友來家隨意地吃了一頓晚餐,來的人有“紅娘”雨中行,還有查理和芬芬姐妹、多多貓和海豹、小丁和一對畫家夫婦。


    雖然南山在長寧區百貨公司熟人如雲,她卻不發喜糖。有許多同事知道她結婚卻不敢向她討糖(怕領導不高興),隻有那些特別要好的大膽同事向她祝賀時,她才悄悄發糖給她們。我所在的玻璃廠就不同了,熟的不熟的人都來向我道喜討糖,不僅是老王、傅師傅、徐生浩、小張、小顧、邱師傅、老楊、各位高溫美女、高師傅,甚至大組長夏師傅和其他師傅我都發了糖。那幾天車間裏真是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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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哪能迪個大學生字介蹩腳:滬語,這個大學生寫的字怎麽這麽差。


    (2) 用銅鈿:滬語,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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