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記“中槍”
“文革”已經進行了一段日子，“牛鬼蛇神”也揪出了不少，運動卻毫無結束的跡象。這個局麵學校黨委意想不到，連市委也弄不清楚。
大字報上給人扣的帽子多到難以想象，除傳統的地富反壞右和“文革”專有的走資派反動權威之外，還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特務、漢奸、托派分子、漏網地主漏網富農漏網右派、反動天主教分子（龔品梅分子）、三青團分子、三開分子、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反革命分子臭老婆、國民黨反動工會分子……好家夥！學校裏有這麽多“牛鬼蛇神”。問問別的單位，也和我們差不多。這裏解釋一下那麽多“分子”的來曆：比如“三開分子”指的是某會計，日本人占領時期在企業算賬，1945年之後仍算賬，1949年之後繼續算賬當學校會計，便被稱作三個時代都吃得開，叫“三開分子”，屬“牛鬼蛇神”。
學校出現一張大字報，標題是“莊格同誌和我們的分歧”，署名是兩位校領導：李書記和明校長。“莊格同誌”也是校領導——莊校長。此前寫大字報的都是“革命群眾”，領導隻在幕後指揮，從不署名。據說領導一署名等於給人定性，因此不能過早表態。沒想到校領導竟然出手了，而且矛頭直指莊校長。所以這張大字報引來了全校的關注。大字報說莊校長在負責人事工作中不突出政治、亂招人；管財務突擊花錢，把市裏撥下的預算用光；當受到黨委批評時竟甩手不幹了，等等。當時學校領導有4位：江校長是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文革”初仍在農村領導四清工作，即將回校（有人講已經回校但不露麵）；李書記是黨委副書記，目前領導學校的運動；莊校長是主管行政的副校長；明校長是主管教學的副校長。校長是市總工會主席市委常委張祺，屬掛名校長，一年見不到一回。
當時的“革命左派”、“積極分子”完全是“黨指向哪裏，我們打到那裏”，而且很會揣摩領導意圖，盡管過去見到不苟言笑神情嚴厲的莊校長都會點頭哈腰（莊校長是1929年入黨、來自大別山紅四方麵軍的老幹部），現在紛紛寫大字報“聲討”莊格。更有一份長篇大字報，是姓蔣的科員的大作。他認為我校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黑線頭子莊格，下麵有陳鑫（校長辦公室主任、莊校長的助手）、黃林（基礎教研室主任、已“揪出”），並把學校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歸入這條黑線，包括初人兄。印象之中莊格始終在指揮學校全體“牛鬼蛇神”如何複辟資本主義。看了這份大字報不得不佩服蔣某豐富的想象力。同事老袁說蔣唯鏡運動結束後有望升科長了。
學校“文革”本來在黨委的掌控之下按部就班地進行，誰也沒料到一張校外來的大字報把局勢攪亂了，亂得一塌糊塗！
攪局大字報是李書記前妻貼在校門旁的。大字報上都是夫妻間才會講的私房話，譬如李書記說：寧可做雞頭不想當牛尾巴——前妻“上線上綱”為“有野心”；大字報“揭發”李書記熱衷於讀《資治通鑒》，從來不學《毛選》，心裏沒有毛主席……諸如此類的話和事不少。
李書記前妻的大字報猶如一個重磅炸彈，在學校展開了一陣陣衝擊波。有些“革命群眾”包括學員寫大字報聲援李書記前妻，責問李書記；原先的“革命左派”、黨團員積極分子如蔣科員等卻保持沉默。在倒李保李上出現了兩派，造反派保皇派之分初見端倪。
江校長掌控局勢
一天中午，我在樓梯拐角遇見李書記，他笑容滿麵地問我：吃過飯沒有？
我頗為意外，因為李書記平時總板著臉，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對別人的問候至多微微點下頭，絕對不會對他叫不出姓名的普通教師主動打招呼。記得一次我們教研室開會，李書記披著呢大衣出現在會議室門口，黃主任立即站起來讓出座位，他正眼也不瞧黃林，徑直踱進來坐在教研室黨支部書記老劉旁邊，弄得黃林主任好不尷尬。那時的李書記身穿一套嗶嘰料子中山裝，除了夏天、身上永遠披著呢大衣（很少穿上），頭上和腳下總是烏光鋥亮。端的是一位高官架勢。
“吃過了、吃過了。”我和顏悅色地回答他，當時我對這些打過仗、年長的大幹部還是蠻尊敬的。
我注意到李書記穿得相當樸素，腳上換了一雙布鞋。因為有大字報批判李士吉（大字報不稱李書記）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穿著“三包一尖”。何謂“三包”？我到今天仍不明白，隻知道吹過風的頭發就有被稱作“大包頭”的風險。李書記穿的皮鞋，頭是尖的（老式男皮鞋均為尖頭），算“一尖”。這幾天街上中學生“革命小將”們拿剪刀正到處找“三包一尖”呢。
虹口長寧徐匯3個分校的學員敲鑼打鼓來到總校，為的是要對李士吉采取“革命行動”，要給李書記戴一頂紙糊並寫有“腐化墮落分子走資派”字樣的高帽子。李書記得到通報早已溜之大吉，學員們找不著他，氣得差點要砸東西。偏偏有一政工幹部薑正鴻，仗著自己也是畢業留校的工人學員，“大家都是工人階級”，居然對學員做起了“思想工作”，要他們不能偏聽偏信李書記前妻揭發的“腐化墮落”內容：夫妻相罵無好話，更何況離婚夫妻；要有真憑實據等等。（薑的話不錯，可惜他隻局限於李書記，對廣大“牛鬼蛇神”為何不要求“真憑實據”？）火頭上的工人學員不買他的賬，雙方吵了起來，還有了肢體動作，人多勢眾的學員把老薑捆了起來，把那頂高帽子上的字改成“保皇派”，給他戴上。
第二天另一個政工幹部把老薑受辱的經過寫了大字報貼出來，為老薑鳴不平。黨團員積極分子紛紛響應，也有不少工人學員表示不讚成3個分校學員的過激行動。有個姓過的人事幹部講殺了她的頭她也不相信李書記會有問題，之後被人稱為“過鐵頭”。無論如何，黨委副書記李士吉不大適合領導學校運動了。於是，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江競帆不得不從幕後轉到了台前。江校長是實際上的我校第一號人物。
江校長的做派和李書記截然不同。平時見到我們這些普通人總是如沐春風地點頭招呼：你好！有位同事下班回家，正巧碰上江校長的小轎車出門，江校長竟然會喊他上車搭一段路，車上江校長問他是哪個教研室的？姓甚名誰？上什麽課？這個同事受寵若驚了好一陣子。總之，江校長給大家的印象在4個校領導中最好！早就聽講江校長1950年代就是市委委員和楊浦區委第一書記，後來不知什麽事被柯慶施罷了官，貶到彭浦機器廠當廠長；1960年代初派到我們學校當黨委書記，算是相當委屈了。江校長是10級幹部，相當於部隊的副軍級。
學校開了全校師生學習“十六條”大會，江校長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說：要把學校的“文革”進行到底！黨委成員尤其他本人要在烈火中燒一燒！在萬噸水壓機壓一壓！考驗一下我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忠心！
黨團員積極分子組成的左派在江校長為首的黨委和各級黨支部領導下，把火力集中到了莊校長身上。大家心裏清楚：根據“文革”“十六條”精神，必須弄出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小還不行，必須是校領導這樣的大官；李書記是江校長的親密助手，而莊校長是和江校長有矛盾的，所以莊校長必須是走資派！江校長在各種場合都表示，那張說莊格是我校黑線頭子的大字報十分敏銳，是份革命的大字報。
多數派和少數派
這一天我們去江灣體育場開大會。沒進入會場就下起雨來。場地聚集了幾萬人，全上海高校師生都來了。有部分學生穿軍裝戴紅衛兵袖章顯得很威風，他們是第一批紅衛兵，隻有家庭出身紅五類的才能參加。（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稱“紅五類”，一般幹部還輪不上；第一批紅衛兵又稱老紅衛兵，他們最革命！隻有他們敢把老師活活打死。）
主席台突然燈光大亮，擴音器響起了“東方紅”，雨中的人們傻瓜似地歡呼：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我也伸長脖子向主席台張望：出現在主席台上的仍然是曹荻秋、馬天水等一些上海市委的領導，大家很失望——毛主席沒來！之後凡開重要大會，開場必放“東方紅”，江灣體育場是第一次，所以人們會有上當的感覺。
曹荻秋市長在講話中除“文革”套話外，還提到了在各個學校中都出現了少數派的現象，說對少數派應該保護一下，但少數派同學也應該認真思考：為什麽你們是少數？曹市長明顯支持多數派。當時的多數派是擁護校黨委擁護市委的，矛頭始終對著“牛鬼蛇神”或黨委拋出來的“當權派”；而少數派屬不聽話的一些人，會把矛頭對準黨委甚至市委。有些黨團員積極分子（多數派）放出狠話：目前相當於反右鬥爭“引蛇出洞”階段，讓這些反黨分子跳出來，以後算總賬！老紅衛兵是多數派的核心。
我們學校有點特殊，教職員工大多數是緊跟校黨委的，和其他學校的多數派一樣。學員則不然。我校學員來自上海各工廠，盡管他們在自己單位裏屬培養對象因此不會去找單位領導麻煩，但在學校裏大多數人不買校黨委的賬，成了誓把業餘工大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的主力軍。
此時各個學校湧現了許多“戰鬥組”、“戰鬥隊”甚至“戰鬥兵團”。這的確是“新生事物”。過去大字報上都具真名；幾個人合寫便以單位具名，如：總務科部分革命群眾；後來用筆名代表這幾個人，如：“千鈞棒”；最後便成了“千鈞棒戰鬥隊”。
我所在的物理教研組有部分教師成立了“紅旗戰鬥組”，這些教師都是黨團員，一貫的革命左派。“紅旗戰鬥組”的頭是教研室黨支部副書記老蔡，一位幹練的中年婦女。在校黨委的領導下，“紅旗戰鬥組”聯合學校其他左派組織了一次批鬥莊校長的大會，他們稱之為“首鬥莊格”。大會上多人發言批判，從批判發言中我們知道了莊校長曲折的過去：他生長在大別山下的湖北英山縣，1929年參加革命，許多高官如南京軍區副司令林維先當年還是他部下。1930年代初，紅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時他生病留下了，後來找不到黨組織便輾轉去了安徽（批判者說他開小差當逃兵），抗日戰爭開始後莊格才和新四軍接上頭，但黨齡從1938年開始，紅軍時代的黨齡不算了——據稱莊格對此相當不滿。1950年代，莊校長在安徽省委當辦公廳主任時和他的頂頭上司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鬧翻了，又把他納入“劉秀山反黨集團”開除了黨籍，直到1962年才平反到我們學校當副校長。批鬥大會上，莊格對他受到的指摘全部否認，態度異常強硬。幾個充滿“革命義憤”的人衝上台去打算“教訓”他一番，不料莊校長脫去外衣叫大家看他身上戰爭留下的傷疤！這一手鎮住了打算動手的左派，台下很多學員鬧了起來，表示聲援莊格，批鬥會開不下去了。
接著幾個學員找莊格了解校黨委內部狀況，並把莊格談話內容寫成大字報。莊校長隻對江校長一個人進行了反擊！他“揭發”江競帆曆史上犯過“不愛江山愛美人”的錯誤，對市委派他到業餘工大來當黨委書記更是心懷不滿，說這是把他“放到倉庫裏”。諸如此類，披露了許多。於是學員們把火力從李書記擴大到江校長身上。江校長的日子開始不好過了。
莊校長不是省油的燈！
阿娘闖禍
寧波人把祖父祖母稱作阿爺阿娘。阿爺阿娘住在前廂房，母親和我住後廂房，父親去世後阿爺阿娘和我們仍住在一起。
1966年8月上門打劫的大抄家開始之時，阿娘的小兄弟我稱之為小舅公的，神色緊張地來我家，告訴我們要有被抄家的思想準備。他聽說銀行的革命派奉黨委指示要對解放前當過舊銀行高管的人家統一采取“革命行動”。阿爺先是頗為害怕，後來卻對小舅公說大概不會有事。一來自己當中央銀行高管如九江辦事處主任桂林支行經理是1930年代的往事了，後來脫離中央銀行回滬，抗戰勝利後再進中央銀行隻是清閑差使，又在解放初退職了，恐怕銀行不會想到他；國慶他爸當過農行襄理不假，但人死了好幾年，不至於再來算舊賬吧？
阿爺在惶惶不安中等了一些日子，什麽事沒有。他放心了，一如既往地讀起了宋詞和《閱微草堂筆記》。
誰也想不到，阿娘會引來了抄家。
阿娘一輩子當家庭婦女，小腳老太，略識幾個字、永遠不懂政治，偏偏是她闖了禍！
阿爺在寧波農村洪塘有一處祖屋，阿娘每年去住一兩個月（阿爺基本上不去），回上海時阿娘會帶一點寧波土產給阿爺，解解鄉愁。據阿娘講她要是不回老家，家裏東西早就被人偷光了。禍就闖在這裏。
那天從學校回到家裏，阿爺坐在沙發上緊皺雙眉一言不發，母親告訴我寧波鄉下來了兩個“貧下中農紅衛兵”（兩個中年人），聲稱阿爺老家被人翻得一塌糊塗！阿娘一聽急煞了，立刻收拾衣物就跟他們走了，去寧波了。阿爺終於開口說話：他覺得蹊蹺。這兩個人是本家晚輩，為啥見到他老人家伯伯叔叔也不叫一聲？恐怕來者不善。
果不其然，阿爺話音剛落，鄰居敲門進來說樓下後門對麵有一張批判阿娘的大字報。阿爺和我立刻下樓去看，大字報上阿娘的姓名赫然在目，還打上了叉叉。大字報稱阿娘是反動派四大家族成員，是宋美齡結拜姐妹，常在一起吃酒，在鄉下一貫反動，專和貧下中農作對。辱罵貧下中農是“搶犯”、是“賊骨頭”等等。署名是寧波洪塘公社貧下中農紅衛兵，但大字報是居委會受他們委托貼上的。
我扶阿爺回到家。臉色慘白的阿爺連聲講：老太婆闖禍了、老太婆闖禍了！對其講莫瞎講莫瞎講，其就是不聽。東西被人拿了就拿了，又不值幾個錢。硬是和別人吵。原來1930年代阿爺當中央銀行九江辦事處主任時還兼廬山辦事處主任，每年夏天待在山上。因為南京政府各大員夏天都上廬山辦公，中央銀行等於政府金庫，作為金庫的頭阿爺幾乎天天和財政部長孔祥熙打交道，當然也和中央銀行的頂頭上司宋子文有往來。孔祥熙舉行酒會，阿爺帶阿娘一道參加，自然見到宋靄齡甚至宋美齡蔣介石和許多要員。這段日子阿娘自認為很風光，因此我從小就聽阿娘常常把孔夫人蔣夫人孔部長宋部長委員長掛在嘴裏。經過大家勸說，委員長孔部長不提了，看來不提蔣夫人孔夫人阿娘很難做到，阿娘總說這兩位夫人對她“交關客氣”。
當天深夜，一幫人來敲門抄家了。他們一來就聲明他們是金星筆廠工人階級革命派，受居委會之托代寧波貧下中農抄家。抄家也有代的，真是匪夷所思。接著就叫阿爺站著接受批鬥，稱阿爺是“吸血鬼”，要他把手槍和“變天賬”交出來。嚇壞了的阿爺講，手槍他這一生一世不曾碰過。幾個人翻箱倒櫃找金銀首飾和“四舊”。我問他們：我們並非地主資本家，為什麽要抄我們家？革命工人說我態度不好，命令我也站著陪鬥，有人罵我是“狗崽子”。我高聲說，我是業餘工大的教師，你們廠的李金梅還是我的學生呢。（李是黨員團幹部）這一招果然有效，他們對我的態度變得和善了，讓我進了自己房間坐下，還扯了幾句要正確對待文化革命的套話。這支抄家隊伍是黨委領導下的左派，不是之後的造反派，所以吃黨員團幹部這一套。有個家夥眼尖，看見我書桌上放著一本《大戲考》，立刻嚴肅地說：
“你是個人民教師，怎麽還保存‘四舊’？我們代你掃了！”
我被拿走了《大戲考》，放到今天是一份珍貴的京劇資料。大概他們看在我是業餘工大教師的份上，沒有抄我房間的家（隻是看了一下），但是阿爺房間裏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還開了一份清單叫阿爺簽字，清單卻沒留給阿爺。第二天阿爺發現一件上衣口袋裏有阿娘不知什麽時候塞進去的幾百美元，他認為是抄家隊伍故意留下考驗他是否老實？！嚇破膽的阿爺去交給了居委會換了一張收據。為此阿爺懊悔了好幾年。
叔叔姑姑來我家勸慰阿爺、埋怨阿娘，不免也為去了寧波的阿娘擔心，然而無人敢去寧波。不久有親戚從鄉下來告訴了我們阿娘的遭遇，讓人啼笑皆非。原來，鄉下“貧下中農”開會批鬥阿娘，不料阿娘和批鬥她的人對罵，堅持拿她東西的人是賊。氣憤的“群眾”給她戴上高帽子遊街，她是小腳走得很慢，人們隻得陪著走。到了一家點心店，阿娘宣布她肚子餓了要吃點心，“殺頭還要讓人吃飽再殺呢”，人們隻得讓她進店，阿娘戴著高帽子慢條斯理地吃了兩碗湯圓。再走時貧下中農們沒有鬥誌了，遊街結束。沒人敢打阿娘。據說因為阿娘畢竟是長輩，又有其他本家說她不是地主富農本不該挨鬥，再說70歲的老人萬一打出人性命來怎麽辦？所以後來不了了之。
你們算了。阿娘卻不肯算了！阿娘到拿她家裏東西的人家，一家挨一家地去討回，你不還她坐在你家不走，還在你家燒夜飯吃。據阿娘講，他們繞她不過隻得還她，不然阿娘“賊坯”、“搶犯”罵到天亮。阿娘永遠不懂什麽叫貧下中農革命社員。
半年之後，阿娘大包小包從寧波凱旋而歸，還捎來鹹帶魚黃魚鯗龍頭烤臭冬瓜之類的寧波土產。兩個貧下中農送她上了輪船，東西太多了。
“文革”已經進行了一段日子，“牛鬼蛇神”也揪出了不少，運動卻毫無結束的跡象。這個局麵學校黨委意想不到，連市委也弄不清楚。
大字報上給人扣的帽子多到難以想象，除傳統的地富反壞右和“文革”專有的走資派反動權威之外，還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特務、漢奸、托派分子、漏網地主漏網富農漏網右派、反動天主教分子（龔品梅分子）、三青團分子、三開分子、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反革命分子臭老婆、國民黨反動工會分子……好家夥！學校裏有這麽多“牛鬼蛇神”。問問別的單位，也和我們差不多。這裏解釋一下那麽多“分子”的來曆：比如“三開分子”指的是某會計，日本人占領時期在企業算賬，1945年之後仍算賬，1949年之後繼續算賬當學校會計，便被稱作三個時代都吃得開，叫“三開分子”，屬“牛鬼蛇神”。
學校出現一張大字報，標題是“莊格同誌和我們的分歧”，署名是兩位校領導：李書記和明校長。“莊格同誌”也是校領導——莊校長。此前寫大字報的都是“革命群眾”，領導隻在幕後指揮，從不署名。據說領導一署名等於給人定性，因此不能過早表態。沒想到校領導竟然出手了，而且矛頭直指莊校長。所以這張大字報引來了全校的關注。大字報說莊校長在負責人事工作中不突出政治、亂招人；管財務突擊花錢，把市裏撥下的預算用光；當受到黨委批評時竟甩手不幹了，等等。當時學校領導有4位：江校長是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文革”初仍在農村領導四清工作，即將回校（有人講已經回校但不露麵）；李書記是黨委副書記，目前領導學校的運動；莊校長是主管行政的副校長；明校長是主管教學的副校長。校長是市總工會主席市委常委張祺，屬掛名校長，一年見不到一回。
當時的“革命左派”、“積極分子”完全是“黨指向哪裏，我們打到那裏”，而且很會揣摩領導意圖，盡管過去見到不苟言笑神情嚴厲的莊校長都會點頭哈腰（莊校長是1929年入黨、來自大別山紅四方麵軍的老幹部），現在紛紛寫大字報“聲討”莊格。更有一份長篇大字報，是姓蔣的科員的大作。他認為我校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黑線頭子莊格，下麵有陳鑫（校長辦公室主任、莊校長的助手）、黃林（基礎教研室主任、已“揪出”），並把學校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歸入這條黑線，包括初人兄。印象之中莊格始終在指揮學校全體“牛鬼蛇神”如何複辟資本主義。看了這份大字報不得不佩服蔣某豐富的想象力。同事老袁說蔣唯鏡運動結束後有望升科長了。
學校“文革”本來在黨委的掌控之下按部就班地進行，誰也沒料到一張校外來的大字報把局勢攪亂了，亂得一塌糊塗！
攪局大字報是李書記前妻貼在校門旁的。大字報上都是夫妻間才會講的私房話，譬如李書記說：寧可做雞頭不想當牛尾巴——前妻“上線上綱”為“有野心”；大字報“揭發”李書記熱衷於讀《資治通鑒》，從來不學《毛選》，心裏沒有毛主席……諸如此類的話和事不少。
李書記前妻的大字報猶如一個重磅炸彈，在學校展開了一陣陣衝擊波。有些“革命群眾”包括學員寫大字報聲援李書記前妻，責問李書記；原先的“革命左派”、黨團員積極分子如蔣科員等卻保持沉默。在倒李保李上出現了兩派，造反派保皇派之分初見端倪。
江校長掌控局勢
一天中午，我在樓梯拐角遇見李書記，他笑容滿麵地問我：吃過飯沒有？
我頗為意外，因為李書記平時總板著臉，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對別人的問候至多微微點下頭，絕對不會對他叫不出姓名的普通教師主動打招呼。記得一次我們教研室開會，李書記披著呢大衣出現在會議室門口，黃主任立即站起來讓出座位，他正眼也不瞧黃林，徑直踱進來坐在教研室黨支部書記老劉旁邊，弄得黃林主任好不尷尬。那時的李書記身穿一套嗶嘰料子中山裝，除了夏天、身上永遠披著呢大衣（很少穿上），頭上和腳下總是烏光鋥亮。端的是一位高官架勢。
“吃過了、吃過了。”我和顏悅色地回答他，當時我對這些打過仗、年長的大幹部還是蠻尊敬的。
我注意到李書記穿得相當樸素，腳上換了一雙布鞋。因為有大字報批判李士吉（大字報不稱李書記）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穿著“三包一尖”。何謂“三包”？我到今天仍不明白，隻知道吹過風的頭發就有被稱作“大包頭”的風險。李書記穿的皮鞋，頭是尖的（老式男皮鞋均為尖頭），算“一尖”。這幾天街上中學生“革命小將”們拿剪刀正到處找“三包一尖”呢。
虹口長寧徐匯3個分校的學員敲鑼打鼓來到總校，為的是要對李士吉采取“革命行動”，要給李書記戴一頂紙糊並寫有“腐化墮落分子走資派”字樣的高帽子。李書記得到通報早已溜之大吉，學員們找不著他，氣得差點要砸東西。偏偏有一政工幹部薑正鴻，仗著自己也是畢業留校的工人學員，“大家都是工人階級”，居然對學員做起了“思想工作”，要他們不能偏聽偏信李書記前妻揭發的“腐化墮落”內容：夫妻相罵無好話，更何況離婚夫妻；要有真憑實據等等。（薑的話不錯，可惜他隻局限於李書記，對廣大“牛鬼蛇神”為何不要求“真憑實據”？）火頭上的工人學員不買他的賬，雙方吵了起來，還有了肢體動作，人多勢眾的學員把老薑捆了起來，把那頂高帽子上的字改成“保皇派”，給他戴上。
第二天另一個政工幹部把老薑受辱的經過寫了大字報貼出來，為老薑鳴不平。黨團員積極分子紛紛響應，也有不少工人學員表示不讚成3個分校學員的過激行動。有個姓過的人事幹部講殺了她的頭她也不相信李書記會有問題，之後被人稱為“過鐵頭”。無論如何，黨委副書記李士吉不大適合領導學校運動了。於是，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江競帆不得不從幕後轉到了台前。江校長是實際上的我校第一號人物。
江校長的做派和李書記截然不同。平時見到我們這些普通人總是如沐春風地點頭招呼：你好！有位同事下班回家，正巧碰上江校長的小轎車出門，江校長竟然會喊他上車搭一段路，車上江校長問他是哪個教研室的？姓甚名誰？上什麽課？這個同事受寵若驚了好一陣子。總之，江校長給大家的印象在4個校領導中最好！早就聽講江校長1950年代就是市委委員和楊浦區委第一書記，後來不知什麽事被柯慶施罷了官，貶到彭浦機器廠當廠長；1960年代初派到我們學校當黨委書記，算是相當委屈了。江校長是10級幹部，相當於部隊的副軍級。
學校開了全校師生學習“十六條”大會，江校長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說：要把學校的“文革”進行到底！黨委成員尤其他本人要在烈火中燒一燒！在萬噸水壓機壓一壓！考驗一下我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忠心！
黨團員積極分子組成的左派在江校長為首的黨委和各級黨支部領導下，把火力集中到了莊校長身上。大家心裏清楚：根據“文革”“十六條”精神，必須弄出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小還不行，必須是校領導這樣的大官；李書記是江校長的親密助手，而莊校長是和江校長有矛盾的，所以莊校長必須是走資派！江校長在各種場合都表示，那張說莊格是我校黑線頭子的大字報十分敏銳，是份革命的大字報。
多數派和少數派
這一天我們去江灣體育場開大會。沒進入會場就下起雨來。場地聚集了幾萬人，全上海高校師生都來了。有部分學生穿軍裝戴紅衛兵袖章顯得很威風，他們是第一批紅衛兵，隻有家庭出身紅五類的才能參加。（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稱“紅五類”，一般幹部還輪不上；第一批紅衛兵又稱老紅衛兵，他們最革命！隻有他們敢把老師活活打死。）
主席台突然燈光大亮，擴音器響起了“東方紅”，雨中的人們傻瓜似地歡呼：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我也伸長脖子向主席台張望：出現在主席台上的仍然是曹荻秋、馬天水等一些上海市委的領導，大家很失望——毛主席沒來！之後凡開重要大會，開場必放“東方紅”，江灣體育場是第一次，所以人們會有上當的感覺。
曹荻秋市長在講話中除“文革”套話外，還提到了在各個學校中都出現了少數派的現象，說對少數派應該保護一下，但少數派同學也應該認真思考：為什麽你們是少數？曹市長明顯支持多數派。當時的多數派是擁護校黨委擁護市委的，矛頭始終對著“牛鬼蛇神”或黨委拋出來的“當權派”；而少數派屬不聽話的一些人，會把矛頭對準黨委甚至市委。有些黨團員積極分子（多數派）放出狠話：目前相當於反右鬥爭“引蛇出洞”階段，讓這些反黨分子跳出來，以後算總賬！老紅衛兵是多數派的核心。
我們學校有點特殊，教職員工大多數是緊跟校黨委的，和其他學校的多數派一樣。學員則不然。我校學員來自上海各工廠，盡管他們在自己單位裏屬培養對象因此不會去找單位領導麻煩，但在學校裏大多數人不買校黨委的賬，成了誓把業餘工大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的主力軍。
此時各個學校湧現了許多“戰鬥組”、“戰鬥隊”甚至“戰鬥兵團”。這的確是“新生事物”。過去大字報上都具真名；幾個人合寫便以單位具名，如：總務科部分革命群眾；後來用筆名代表這幾個人，如：“千鈞棒”；最後便成了“千鈞棒戰鬥隊”。
我所在的物理教研組有部分教師成立了“紅旗戰鬥組”，這些教師都是黨團員，一貫的革命左派。“紅旗戰鬥組”的頭是教研室黨支部副書記老蔡，一位幹練的中年婦女。在校黨委的領導下，“紅旗戰鬥組”聯合學校其他左派組織了一次批鬥莊校長的大會，他們稱之為“首鬥莊格”。大會上多人發言批判，從批判發言中我們知道了莊校長曲折的過去：他生長在大別山下的湖北英山縣，1929年參加革命，許多高官如南京軍區副司令林維先當年還是他部下。1930年代初，紅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時他生病留下了，後來找不到黨組織便輾轉去了安徽（批判者說他開小差當逃兵），抗日戰爭開始後莊格才和新四軍接上頭，但黨齡從1938年開始，紅軍時代的黨齡不算了——據稱莊格對此相當不滿。1950年代，莊校長在安徽省委當辦公廳主任時和他的頂頭上司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鬧翻了，又把他納入“劉秀山反黨集團”開除了黨籍，直到1962年才平反到我們學校當副校長。批鬥大會上，莊格對他受到的指摘全部否認，態度異常強硬。幾個充滿“革命義憤”的人衝上台去打算“教訓”他一番，不料莊校長脫去外衣叫大家看他身上戰爭留下的傷疤！這一手鎮住了打算動手的左派，台下很多學員鬧了起來，表示聲援莊格，批鬥會開不下去了。
接著幾個學員找莊格了解校黨委內部狀況，並把莊格談話內容寫成大字報。莊校長隻對江校長一個人進行了反擊！他“揭發”江競帆曆史上犯過“不愛江山愛美人”的錯誤，對市委派他到業餘工大來當黨委書記更是心懷不滿，說這是把他“放到倉庫裏”。諸如此類，披露了許多。於是學員們把火力從李書記擴大到江校長身上。江校長的日子開始不好過了。
莊校長不是省油的燈！
阿娘闖禍
寧波人把祖父祖母稱作阿爺阿娘。阿爺阿娘住在前廂房，母親和我住後廂房，父親去世後阿爺阿娘和我們仍住在一起。
1966年8月上門打劫的大抄家開始之時，阿娘的小兄弟我稱之為小舅公的，神色緊張地來我家，告訴我們要有被抄家的思想準備。他聽說銀行的革命派奉黨委指示要對解放前當過舊銀行高管的人家統一采取“革命行動”。阿爺先是頗為害怕，後來卻對小舅公說大概不會有事。一來自己當中央銀行高管如九江辦事處主任桂林支行經理是1930年代的往事了，後來脫離中央銀行回滬，抗戰勝利後再進中央銀行隻是清閑差使，又在解放初退職了，恐怕銀行不會想到他；國慶他爸當過農行襄理不假，但人死了好幾年，不至於再來算舊賬吧？
阿爺在惶惶不安中等了一些日子，什麽事沒有。他放心了，一如既往地讀起了宋詞和《閱微草堂筆記》。
誰也想不到，阿娘會引來了抄家。
阿娘一輩子當家庭婦女，小腳老太，略識幾個字、永遠不懂政治，偏偏是她闖了禍！
阿爺在寧波農村洪塘有一處祖屋，阿娘每年去住一兩個月（阿爺基本上不去），回上海時阿娘會帶一點寧波土產給阿爺，解解鄉愁。據阿娘講她要是不回老家，家裏東西早就被人偷光了。禍就闖在這裏。
那天從學校回到家裏，阿爺坐在沙發上緊皺雙眉一言不發，母親告訴我寧波鄉下來了兩個“貧下中農紅衛兵”（兩個中年人），聲稱阿爺老家被人翻得一塌糊塗！阿娘一聽急煞了，立刻收拾衣物就跟他們走了，去寧波了。阿爺終於開口說話：他覺得蹊蹺。這兩個人是本家晚輩，為啥見到他老人家伯伯叔叔也不叫一聲？恐怕來者不善。
果不其然，阿爺話音剛落，鄰居敲門進來說樓下後門對麵有一張批判阿娘的大字報。阿爺和我立刻下樓去看，大字報上阿娘的姓名赫然在目，還打上了叉叉。大字報稱阿娘是反動派四大家族成員，是宋美齡結拜姐妹，常在一起吃酒，在鄉下一貫反動，專和貧下中農作對。辱罵貧下中農是“搶犯”、是“賊骨頭”等等。署名是寧波洪塘公社貧下中農紅衛兵，但大字報是居委會受他們委托貼上的。
我扶阿爺回到家。臉色慘白的阿爺連聲講：老太婆闖禍了、老太婆闖禍了！對其講莫瞎講莫瞎講，其就是不聽。東西被人拿了就拿了，又不值幾個錢。硬是和別人吵。原來1930年代阿爺當中央銀行九江辦事處主任時還兼廬山辦事處主任，每年夏天待在山上。因為南京政府各大員夏天都上廬山辦公，中央銀行等於政府金庫，作為金庫的頭阿爺幾乎天天和財政部長孔祥熙打交道，當然也和中央銀行的頂頭上司宋子文有往來。孔祥熙舉行酒會，阿爺帶阿娘一道參加，自然見到宋靄齡甚至宋美齡蔣介石和許多要員。這段日子阿娘自認為很風光，因此我從小就聽阿娘常常把孔夫人蔣夫人孔部長宋部長委員長掛在嘴裏。經過大家勸說，委員長孔部長不提了，看來不提蔣夫人孔夫人阿娘很難做到，阿娘總說這兩位夫人對她“交關客氣”。
當天深夜，一幫人來敲門抄家了。他們一來就聲明他們是金星筆廠工人階級革命派，受居委會之托代寧波貧下中農抄家。抄家也有代的，真是匪夷所思。接著就叫阿爺站著接受批鬥，稱阿爺是“吸血鬼”，要他把手槍和“變天賬”交出來。嚇壞了的阿爺講，手槍他這一生一世不曾碰過。幾個人翻箱倒櫃找金銀首飾和“四舊”。我問他們：我們並非地主資本家，為什麽要抄我們家？革命工人說我態度不好，命令我也站著陪鬥，有人罵我是“狗崽子”。我高聲說，我是業餘工大的教師，你們廠的李金梅還是我的學生呢。（李是黨員團幹部）這一招果然有效，他們對我的態度變得和善了，讓我進了自己房間坐下，還扯了幾句要正確對待文化革命的套話。這支抄家隊伍是黨委領導下的左派，不是之後的造反派，所以吃黨員團幹部這一套。有個家夥眼尖，看見我書桌上放著一本《大戲考》，立刻嚴肅地說：
“你是個人民教師，怎麽還保存‘四舊’？我們代你掃了！”
我被拿走了《大戲考》，放到今天是一份珍貴的京劇資料。大概他們看在我是業餘工大教師的份上，沒有抄我房間的家（隻是看了一下），但是阿爺房間裏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還開了一份清單叫阿爺簽字，清單卻沒留給阿爺。第二天阿爺發現一件上衣口袋裏有阿娘不知什麽時候塞進去的幾百美元，他認為是抄家隊伍故意留下考驗他是否老實？！嚇破膽的阿爺去交給了居委會換了一張收據。為此阿爺懊悔了好幾年。
叔叔姑姑來我家勸慰阿爺、埋怨阿娘，不免也為去了寧波的阿娘擔心，然而無人敢去寧波。不久有親戚從鄉下來告訴了我們阿娘的遭遇，讓人啼笑皆非。原來，鄉下“貧下中農”開會批鬥阿娘，不料阿娘和批鬥她的人對罵，堅持拿她東西的人是賊。氣憤的“群眾”給她戴上高帽子遊街，她是小腳走得很慢，人們隻得陪著走。到了一家點心店，阿娘宣布她肚子餓了要吃點心，“殺頭還要讓人吃飽再殺呢”，人們隻得讓她進店，阿娘戴著高帽子慢條斯理地吃了兩碗湯圓。再走時貧下中農們沒有鬥誌了，遊街結束。沒人敢打阿娘。據說因為阿娘畢竟是長輩，又有其他本家說她不是地主富農本不該挨鬥，再說70歲的老人萬一打出人性命來怎麽辦？所以後來不了了之。
你們算了。阿娘卻不肯算了！阿娘到拿她家裏東西的人家，一家挨一家地去討回，你不還她坐在你家不走，還在你家燒夜飯吃。據阿娘講，他們繞她不過隻得還她，不然阿娘“賊坯”、“搶犯”罵到天亮。阿娘永遠不懂什麽叫貧下中農革命社員。
半年之後，阿娘大包小包從寧波凱旋而歸，還捎來鹹帶魚黃魚鯗龍頭烤臭冬瓜之類的寧波土產。兩個貧下中農送她上了輪船，東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