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看守
我是在1968年夏天被學校革委會“抓”去“隔離審查”的，理由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出言不遜。
所謂隔離審查，就是在教室內用三夾板攔成若幹小間，一個人關一間，可“享用”一張草席、一個課桌和一隻凳子。白天坐在凳子上伏桌寫交代，晚上把卷起的草席打開睡覺，小間也就草席大小。看守人員常常在教室巡視，主要是防止我們講話。因為雖說“隔離”，隻有一板之隔的我們仍可以交談，但隻要一聽到聲音，看守便厲聲訓斥，甚至會打人，所以教室白天安靜得像墳地。
其實，所謂看守都是學校同事，有教師有職工，有幾個還是熟人。不過他們此時表現出和我素不相識的樣子，一個個革命義憤溢於言表。管理看守的領導是工人學員，他們平時在辦公室，沒有大事見不到。
我的右鄰是老梅，他很自覺，即使看守不在也不吭一聲；左鄰是老陳，他和我經常輕輕嘀咕，聲音小得我幾乎聽不見。有回老陳妻子來送衣物，當然是不能見老陳的，衣物就由看守交給了老陳。然而老陳認為他仿佛聽見了老婆的聲音，傷感了半天之後從板縫裏塞了一張字條給我，字條上是一首他寫的詞“摸魚兒”，對妻子的思念和愧疚盡在詞中——老陳婚後幾年和老婆沒少吵架拌嘴。我告訴老陳，想不到他作為一個機械工程教師有如此高明的古典詩詞造詣。於是我們的悄悄話愈加多了。
老陳對看守們一一評價。
最壞是和老陳同一教研室的高佑德。此人地主家庭出身，表現極其革命，他對革委會破格派他當看守此舉感激涕零，因此特別賣力、特別凶！有次為了一點小事打了難友老高一記耳光，出手之重致使老高一隻耳朵聾了。平時有機會就罵我們，但他不要說對領導哪怕對其他看守都很恭敬——別人出身都比他好。另一個看守小馬特點是“陰”。他常常悄無聲息地溜進教室，突然把反鎖的小間門打開，看你在幹什麽。倘若你不在寫交代或是沒在讀毛選，必定被他訓斥。其他看守還算馬馬虎虎，奉命行事而已。老陳說看守中最好的是小胡，他對小胡的評語4個字：“溫柔敦厚”，我完全讚同。
小胡是青年教師，“文革”之前大概被派去搞“四清”了，所以大家都不認識他。人長得秀氣，說話聲音輕輕的，舉止文雅。他對我們十分溫和，對我們的要求（比如上廁所或者出小間找水喝之類）從無二話，即使聽見我們違規交談也不幹涉，至多提醒我們聲音小點，所以大家都盼著他值班的時光。小胡從來不訓人。
這天和往常一樣，寂靜，死氣沉沉，幾個看守在我的小間外聊天（高佑德和小馬不在）。聊的是老電影，有個人在講蘇聯電影“白夜”，隻聽見小胡說：“白夜”嘸啥大意思，還是“白癡”好看。看守們說話對我們一點也不避諱啊！過了一會，小胡開門給我送晚飯（我等隔離審查對象的“牢飯”由看守送來），我瞥見小胡的眼裏有笑意。
轉眼間到了1970年，我已經在奉賢“五七幹校”了。學校開始搞“一打三反”，由於本人早已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倒過黴，對新運動而言自然是死老虎，隻須當觀眾而已。不久，在眾多揪出來的人之中，聽到了小胡的名字。據說小胡犯的是流氓罪——同性戀！雖說小胡結婚一年了，他妻子也懷孕生女，但小胡對妻女漠不關心，隻是在妻子坐月子時買過一隻雞送去。此前此後卻和一個交大的教師“同居”，像老婆一樣替人做飯洗衣裳。大概交大把他們一道逮住了，小胡就發落到學校當上了“一打三反”對象。
過了一陣子，幹校開“寬嚴大會”（全名是一打三反落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大會），小胡作為從寬對象在大會上作檢查。具體內容一點沒有（據說屬於“防擴散”），隻是空洞地批判自己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放鬆改造，不好好“鬥私批修”，所以犯了流氓錯誤。還舉了一個我當時覺得滑稽的例子：小胡說自己青少年時代特別喜歡《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和冬尼亞的戀愛情節，中毒很深。
小胡沒事了，人們說小胡的“老公”就沒那樣幸運了，可能要進大牢。
不過我從自己的經曆中認識到一點：同性戀群體中壞人很少（不敢說絕對沒有），他們對群體外的芸芸眾生沒有敵意。
美人之死
當年第1個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徐新老師曾經給全校美女教師排過名（前文有述），隨著每年有女大學畢業生進校排名會變化，但高居榜首的始終是王人麗，一位機械教研室的力學教師。
1973年夏天，我從“戰高溫”的玻璃廠回到了學校教材組，從事油印教材講義工作。教材組設在陝西北路總校新址，地方比原來九江路外灘兩層樓麵大多了。有兩幢洋房和花園，還有零星建築。比如我們油印部門就在兩間大平房裏，這兩間平房過去是花園舊主人（外國人）養馬的場所。想不到總校的勤雜清潔工竟然是王人麗。
總校門房間（傳達室）邊角落裏有時會見到王人麗在休息，她低頭安靜地坐在那裏，宛如一座雕像。奇怪！王人麗的勞動服裝總是幹幹淨淨的，她掃過的地麵當然也幹幹淨淨的。
油印部門大多數人是從市郊農場上調的知青。有一次我和他們走出平房，迎麵碰上正在打掃落葉的王人麗，她委婉地“命令”他們不要亂扔廢紙和其他垃圾。小陶他們笑嘻嘻地向她保證：今後一定注意！小陶還把剛才扔掉的煙頭撿起來。我不禁感慨：美人盡管落了難，美人的魅力依舊！
我從教材組的女知青那裏知道了不少王人麗的事。她們對她頗為同情，會主動和她聊聊，而過去的舊同事（指女同事）見了王人麗自然是唯恐避之不及，因為王人麗屬監督勞動的管製對象，再說王人麗沒出事之前就招女同事們恨，誰讓她這麽漂亮呢？聽說王人麗和自己2歲的兒子相依為命，她上班必須把兒子反鎖在家裏，免得孩子闖禍，中午趕回去把食堂的飯菜給小孩吃，再匆匆趕回學校繼續勞動，晚上下班也得趕緊回家，兒子還鎖在房裏呢。王人麗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加上她算“管製分子”，孩子上不了托兒所。娘家人又不肯幫忙，隻能苦了她母子倆。不過王人麗說她兒子非常乖，一點也不費手腳。
孩子的父親徐妙新此時也在南市分校監督勞動，也是“管製分子”。上頭規定：“管製”期間兩人不許見麵，若私自會麵罪加一等，徐妙新就住在南市分校。
我到教材組（“文革”前稱教材科）不久就聽說王徐兩人的管製期快滿了，這就意味著他們快熬出頭了，解除管製後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在一起過三口之家的小日子了。我見到王人麗的臉上有了笑容。
天有不測風雲！王人麗的孩子得了急病，有人說是壞血症。你想嘛：小孩成天關在小房間裏曬不到太陽，怎麽能不生病？病來得又凶又急，醫院搶救無效，死了。
據說孩子剛發病時，六神無主的王人麗曾打公用電話到南市分校找徐妙新商量，徐妙新考慮到沒有多少日子就熬出頭了，現在兩人碰頭便前功盡棄，所以就沒有去看孩子。這也是王人麗絕望的原因之一。此說法一直未向妙新兄證實——不敢觸人傷心之處。
王人麗臉色慘白，但平靜地對死去的孩子說了一句話：“你不要怕，媽媽不會讓你孤孤單單一個人的！”她從醫院回到家裏，就服毒自盡了。
據學校去參加火化儀式的人說（不是追悼會，隻是在火化前讓王人麗的親屬見一見），大家都哭——“太作孽了！一個大人一個小人睡在一道！”
徐妙新仍然不能去參加最後的告別，雖然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是他的情人。
才子佳人的悲劇
徐妙新聰敏絕頂，畢業於北大數學力學係，應該算才子；王人麗在同濟大學就讀時即為眾多男生的夢中情人，稱佳人更是實至名歸。妙新兄從力學研究所調到了我校機械教研室力學組，王人麗是力學教師，才子佳人會了麵。不過隻能是相見恨晚：佳人早已“名花有主”，才子也已“使君有婦”。他們的愛情從開始就注定了是悲劇。
王人麗一進大學就被一個姓卓的同班男生追上了手，說明“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句古話頗有道理（據說王人麗中學讀的是女中，否則也輪不到卓同學了）。於是她糊裏糊塗地懷了孕結了婚，大學畢業時已是青年母親，所以就被分配在我們學校。同濟對王人麗還是很不錯的，照理懷孕生子要留級，破例讓她換一個4年製的本科專業（原來的專業5年）和老公同時畢業。不知道是否美女的丈夫易招人嫉恨，卓同學卻被同濟分配在外地。這不明擺著要讓他們夫妻分離嗎？所以卓同學堅決不去，留在上海陪老婆孩子。
老高和王人麗同在力學教研組，而王人麗婆家在四川北路永樂坊，離我家和老高家很近，有幾回3人在電車上相遇，她會和老高聊聊自己孩子的事，有次還提到她的妹妹就是全國跳水冠軍王人智：“練跳水老苦格！阿拉妹妹眼睛也跳傷了！”
老高告訴我：他們力學組的男同事們曾去拜訪過王人麗，為了什麽工作上的事吧。王人麗的老公擺出一副相當不歡迎的樣子，氣量太小！不過老高表示可以理解：“如果我有這樣漂亮的老婆，肯定也不放心。”他對卓先生有點同情，那個年代不服從分配便意味著不可能有工作，連當臨時工也難。
大概沒有文化革命，王人麗就這樣安分守己過一生了，即使碰到徐妙新，也不會有什麽事。我們學校不實行坐班製，哪怕同一個教研組的人每周也隻見到兩次（開兩次會），彼此很難發展感情。再說當時誰敢“婚外戀”？連“婚外戀”的名詞都未發明呢。叫什麽？叫“搞腐化”，即腐化墮落道德敗壞阿飛流氓剝削階級行為，絕對是“大逆不道”。不過，後來我到玻璃廠“戰高溫”兩年，發現此類事不少，“勞動人民”並不當回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天天開會寫大字報搞幹革命，同一班組的同事天天碰頭，後來又下廠下鄉下幹校，才子佳人朝夕相處，徐王兩位就日久生情了。當然前提是他們的婚姻已經亮了紅燈。工宣隊進駐學校後，自然把徐王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腐化墮落的典型來抓，也不會批準他們各自的離婚請求（可能他們的配偶也不肯離），隻是會上“幫助”、會後談話；還把他們調到不同班組。畢竟是“生活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隻要他們“回頭是岸”就算了。
徐王兩人是鐵了心要在一起。此時我們已經在奉賢海濱“五七幹校”戰天鬥地了，幹校每月有3天休假可以回上海市區，王人麗卻回娘家從來不去四川北路永樂坊（她父母反對也無可奈何）；徐妙新也不回家探望老婆而是住在別處。在休假期間他們天天幽會。初人兄曾在市區見到才子和佳人在雨天漫步，徐妙新替王人麗打著傘，自己卻淋著雨，十分紳士。汪初人悄悄告訴了我，當然我們不會聲張。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我、汪初人、老高、老袁和“革命群眾”不同，對徐王兩位頗為同情。
幹校出了大事！徐王兩人“私奔”了。那個年代幹校是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的場所，休假結束晚半天回幹校都得寫檢查，他們兩個居然從幹校跑了，這就和犯人越獄一樣。學校工宣隊領導大發雷霆，派人派車到處尋找，終於在長途汽車站把他們抓了回來。於是對他們開了批鬥會，“革命群眾”個個怒不可遏對他們進行“聲討”，不料這兩位拒不認罪，尤其徐妙新“氣焰十分囂張”（其實就是表示非要和王人麗在一起），加上傳出了爆炸性新聞：王人麗懷孕了，孩子是徐妙新的。所以領導認為他們已經無可救藥，“矛盾的性質轉化了！”
學校把徐妙新送進了拘留所，王人麗因懷孕得以幸免，然而公安局認為定流氓罪定壞分子還夠不上，所以關了半個月隻得放了。工宣隊領導當然不可能放過他們，就代表徐王雙方配偶把兩人以“破壞婚姻法”的罪名告上法庭，公檢法軍管會判下來，徐王被“管製”2年，留在學校監督勞動。宣判之後，雙方的配偶終於同意和他們離婚。
他們本來可以在一起的，如果他們的孩子沒有發生不幸的話。然而造化弄人，有情人終究成不了眷屬。
據和徐妙新同住南市分校的老袁講，當得知噩耗之後，妙新兄就此再也不說話了，終日沉默，仿佛成了啞子。
專抓“流氓阿飛”的紅衛兵
我們業餘工大的學生是企業職工，成年人。“文革”時期大學中學都有紅衛兵，所以我校學員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起初是紅革會，後來發生了上海市紅革會“炮打”張春橋事件，為了和“犯錯誤”的紅革會劃清界線，學校紅革會更名為“新工大紅衛兵師”。“師長”是個絡腮胡子，某電器廠工人。聽他在大會上講話大家忍不住要笑：“我們紅衛兵小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紅衛兵小將？一臉胡子啊。
1967年春天，多數學員都回廠“抓革命促生產”了，一來是學校早已停課，二來學校“走資派”也打倒了，權也奪了，待在學校無事可幹。但還是有少數學員留在學校繼續革命，“誓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進行到底！”他們在離人民廣場不遠的南市區分校搞了一個“紅衛兵師治安組”，專門抓“流氓阿飛”。
所謂流氓阿飛就是晚上在街上遊蕩的青年男女。男青年會跟在姑娘後頭走一些路，接下來上前搭話“馬路求愛”，如果姑娘看他順眼或者他說話俏皮（行話叫“會得翻肮桃”），兩人則會搭上，到一個路燈照不到的角落去卿卿我我摟摟抱抱了。於是黃雀在後的治安組紅衛兵突然出現，個個凶神惡煞似的，把兩個“犯罪分子”押回“治安組”本部進行“教育”。按慣例，“教育”的第一階段是把男的打一頓“練練拳腳”，然後命令他滾蛋；第二階段命令女的徹底交代：和幾個人發生過關係？發生關係的細節，等等，交待徹底後教育幾句也放人。治安組成員都是男性，憐香惜玉之心還是有的，所以不打女人。
此時我還是革命群眾，又有一個學生在治安組，因此從他嘴裏知道不少治安組的“輝煌戰績”。他承認有出錯行為。一次抓了一對真正談戀愛的小青年：在同一單位工作（都有工作證），又叫得出對方姓名，顯然並非街上搭上的。但打也打過了罵也罵過了，怎麽辦？道歉、認錯？“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也得“教育”，“晚上出來軋啥鬧猛（湊什麽熱鬧）！現在什麽形勢？正是文化革命即將取得偉大勝利的關鍵時刻，不好好在家學習毛選或者兩個人共同學學社論，在馬路上學資產階級一套。小姑娘不要哭了，和你男朋友一道走吧。”
還有一件事，屬“家醜不可外揚”之類。治安組有一個成員看上了抓來的“壞姑娘”（不久以後這類女孩被稱作“拉三”），他單獨約定姑娘必須每周來南市分校報到一次——時間很晚且他一個人值班之際。結果當然是搞在一起了，而且很快就被發現。大胡子“師長”大發雷霆，一幫人把這個治安組紅衛兵痛打一頓。他灰溜溜地回了廠。
據治安組這個學生說，他們還是比較講政策的，“比‘上體司’好多了！”
“上體司”是以體育學院紅衛兵為主體加上一些青年運動員造反派的組織，他們在全市範圍內抓“流氓阿飛”和一切生活上“腐化墮落分子”。我有一個朋友和戀人分手了，他們是有過事的，但朋友還是堅持分手。那些日子朋友一直提心吊膽，生怕前戀人到“上體司”去告他“玩弄女性”。朋友講，“上體司”是不分青紅皂白的！他們一有借口就會來抄家打人，還可能把人抓進“上體司”關起來天天拷打。結果還算好，朋友的前戀人沒去“上體司”投訴，朋友太平無事。
孟德挨打
孟德絕對稱得上帥哥。近1米80的個頭，五官端正，身材勻稱。當年我們還是大學同學時，他就對自己的長相充滿信心。有個中文係的女生主動寫信給他表示愛意，這件事頗為轟動，我們這些男生好不羨慕哦。自然總有酸葡萄心理的人不以為然，說什麽男生普遍認為是笨蛋的人往往會被女生看作才子。言下之意便是認為孟德不聰敏。聰敏也好，不聰敏也罷，總之孟德討女孩子喜歡。這一點無可爭議。
我在舞池邊見過孟德和女生跳舞的光景。音樂一開始，他大步流星走到一位小姑娘麵前，用一個堅定的手勢請她共舞，小姑娘是一年級新生，剛從上海戲劇學院附中考入安大生物係，因為在1962級迎新晚會上表演了節目而備受注目。那天舞會上她隻和孟德一個人跳，孟德一直深情地凝視著她，嘴裏俏皮話不斷，逗得小姑娘格格地笑。
1963年夏天，我們幾個人都分配在上海市業餘工大，從同學變成了同事。“文革”之前我們之間比一般同事要親密，畢竟一道在安徽待過4年嘛。譬如那次拜訪豐子愷先生，便是孟德、初人和我3人同去的。
有一次孟德詳細告訴我他的最新戀愛動態。一個上海舞蹈學校女生成了他女朋友，身材之好不用說——跳芭蕾舞的，臉蛋也漂亮。孟德舉一例說明女孩對他的眷戀。當孟德“展望未來”說自己喜歡孩子很想當爸爸時，芭蕾舞女孩幽幽地插話：“我也不至於沒有生育能力。”
和芭蕾舞女孩的故事沒有了下文，孟德再也不提了。後來有流言，說是我們業餘工大第1號美女王人麗和孟德關係極其親密，由於孟德母親反對才使他們沒有進一步發展。對這個傳聞我始終懷疑。王人麗再漂亮，畢竟是個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年齡又比孟德大，孟德不會這樣糊塗吧？不過我沒問過他，因為我倆的交情此時已降至冰點。
交情破裂的原因前文交代過。“文革”開始時，孟德貼大字報“揭發”初人在安大說過“要殺共產黨”的反革命言論。此舉不僅把初人兄打成了牛鬼蛇神，還使我陷入處境困難的局麵。我在小組會上質問孟德為何要胡編亂造？結果被人製止，從此我和孟德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推心置腹了。
1973年初秋，我從“戰高溫”的玻璃廠回到學校，聽到了孟德“吃生活”（挨打）的消息。學校根據“大學還是要辦的”最高指示，在去年開始招生開班了，孟德在一個分校任教。奇怪的是他仍然未婚。他看上了班上的一個女同學，是什麽廠裏的青年女工，大概蠻漂亮（這一點我確信無疑）。然而女同學對孟德並不欣賞，於是孟德寫了幾封情書給她，不料女同學把這些信上交給了學校。學校領導現在都是工人幹部，對孟德這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企圖腐蝕拉攏無產階級接班人”極其氣憤！加上情書裏一不宣傳毛澤東思想二不歌頌文化大革命，全是些風花雪月“黃色”內容，領導決定開會批判他。據說孟德在會上“態度”不好，“拒不認罪”，一些男學員出自“革命義憤”衝上去打了孟德，還有打耳光的。（這些學員都是六六屆六七屆分在工廠裏的，當年均為紅衛兵，打老師是光榮傳統）批判會後，孟德被調離分校，去校辦工廠勞動。
孟德挨過打後，人完全變了，精神上從此走了下坡路。一直到60歲去世他始終單身未婚。
孟德之死·1
1970年代末，教學恢複正常，我們都回到了物理教研組，在各個分校上物理課，又和孟德成了同事。
從表麵上看，孟德風采依舊，仍然愛說話。有次小組會上他大談小吃油墩子：“油墩子是蘿卜絲加麵粉放在模子裏放入熱油裏滾一滾，吃得多了總是這個味道，不想吃了。這幾天做油墩子的攤主出新花頭，在油墩子上頭加一隻蝦！變油爆蝦墩子，看了胃口立刻吊起來，馬上掏鈔票買2隻嚐嚐。儂講這幫擺攤頭的人聰敏伐？”他這麽一帶頭，大家紛紛發表意見：有的說炸油墩子的油其實摻了水；有的講她那裏的油墩子比別的地方便宜。會議主持人哭笑不得，沒人回到討論主題上來了。
不光是開會跑題，孟德上課也跑題。他上一堂課有半堂課評論交通天氣或者早餐，有時宣布提前下課，理由是街上汽車喇叭聲音太吵，影響了他上課情緒。這樣一來學生有意見了。接到投訴，教研組長去聽課了，對孟德也提出了整改建議，但孟德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搞得學生告到校長那裏，教研組不得不把孟德換了下來，調別的教師去上課。本來要讓孟德去實驗室帶物理實驗課，遭拒絕後隻得讓他好好備課，之後再安排講課。誰也沒想到孟德這課一備就是幾年，再也沒有上過講台。
起初兩年，孟德天天來學校“上班”。上午坐在辦公室裏看看書看看報紙雜誌，在學校食堂吃午飯，飯後在辦公室打過盹，然後回家。也參加學校的大小會議和教研活動，會上仍然積極發言（多數發言和主題無關）。此時我發現他愛和人爭論，常常和人爭得麵紅耳赤。他和人辯論有一個特點，他隻顧自己長篇大論地說，從來不聽對方的論點。久而久之人們不願意和他爭辯，說和他討論問題是和聾子對話。
教研組來了幾個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有男有女。有個女青年教師總是到辦公室裏備課，而孟德總要凝視她很長時間，但不開口搭話，過了幾天女青年告訴我們她感到害怕——孟德老師是否精神不正常？會不會動手打人？（有句話她不好意思說：會不會對她非禮？）我們向她保證：孟德沒有精神病，對人尤其對女性很有禮貌，看人時間長是因為他是個不戴眼鏡的近視眼，這才讓她安心下來。其實孟德隻有對女青年才會凝視良久，對男青年倒是有說有笑，表現絕對正常，所以幾個男青年和孟德關係挺融洽，還一道去飯店聚餐。
日子一天天過去，孟德永遠在備課，教研組永遠不安排他上課，他安之若素，也不要求上課或做其他工作。記不清從哪一天起，他不來學校了，隻是有時會去圖書館翻翻報紙雜誌。教研組長說孟德已不歸物理組管，他直屬學校人事處了。盡管孟德什麽事不做，工資照拿、一分不少！據領導解釋：雖然孟德在“文革”中沒有受過處分，沒有什麽書麵結論，“無反可平”，但他畢竟挨過打、“受過迫害”，所以學校對他要照顧一些。另一個理由領導不說我們卻很清楚：孟德有7個姐姐（他是家裏唯一的男孩），不知哪一個姐夫是市教衛辦領導，正是學校頭頭的頂頭上司，後來還官居市委常委。你說校領導會讓頂頭上司唯一的小舅子受委屈嗎？
孟德之死·2
孟德的“宅男”生涯維持了20年，始終是光棍一條。
如果時光倒退30年，有人預言孟德一輩子娶不到老婆，沒人會信！孟德不僅人長得帥，身體結實，而且其他方麵都遠比我們優越。在住房緊缺的1960年代，他在永嘉路一套新式裏弄房中有自己的單間（姐姐們擠在另一間內）；7個姐姐統統出嫁後，孟德擁有2間，他老母親住一間；1980年代母親去世，孟德有了一套房子，當時在上海依舊屬條件好的。大學畢業後孟德工資一直一個人花，從來不知道經濟拮據的滋味，穿的用的正如某同事語“都很高級”。記得“文革”前上海市麵上剛剛出現電動剃須刀時，他就買了。而且竭力向我推薦，說最大的好處是在赴緊急約會前用一用，十分省時。我一打聽，價格不菲，隻得謝絕他的好意。孟德還有一個長處：他見了漂亮女孩絕對不可能怯場，相反更能侃侃而談，妙語連珠，逗得姑娘們喜笑顏開。他這樣的人會打光棍？！
阿鮑也是孟德的老同學老同事，比我們年長幾歲，閱曆比我們豐富。他認為孟德父母和姐姐把他寵壞了，所以孟德一輩子不懂如何寵別人。而孟德看得上眼的女孩都是要男人寵男人疼的美女，結果必然是沒有結果。加上在那個講究政治講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孟德又是出身較好的，姐夫中革命幹部共產黨員不少。他住的新式裏弄裏，“文革”時期多數被抄家，他家安然無恙，因此孟德更不懂“夾緊尾巴做人”的滋味。他看上的女學員竟然會看不上他！還把信交上去讓他吃了苦頭。這是他萬萬想不到的！研究過心理學的初人兄說這是孟德受到的一次嚴重心理挫折！比挨打的心理傷害更大。
有消息傳來：孟德和鄰居的關係變得很糟。他懷疑鄰居要害他，因此他把居住多年的永嘉路住宅換了南京西路附近的公寓房，仍一個人住一套。但他和新鄰居仍然處不好。起因是孟德為了減肥在家裏練舉重，而且是晚上。當他把鐵啞鈴扔到地板上時震動很大，引起了樓下住戶不滿，和他吵架了。後來又不知道為什麽和同一樓層的鄰居也有了糾紛，還打過“110”報警。最後，孟德和所有鄰居都成了冤家。
學校定期派人去探望（因為孟德鄰居來學校投訴，要求我們單位送孟德去精神病院），孟德隻是在門口會見學校來人，若是來送工資則把錢收下，從來不叫人進屋，和人說話不超過兩分鍾。後來工資入銀行卡了，學校就不派人去了。人事處認定孟德是有些古怪，但還不是精神病人。
1990年代初，我在大光明電影院旁巧遇孟德，我們聊了一會。他說他一切還可以，講話思路也很清楚，他還奇怪學校怎麽還有政治學習？老早該取消了！我說過幾天我們大學老同學聚會，問他去不去？他笑笑回答：不去！沒什麽意思。
之後初人在人民公園也遇到過孟德，發現他人瘦了很多，他告訴初人他近來心髒不好。
2002年，終於聽到噩耗：孟德病故！經過是這樣的。鄰居們注意到孟德家信箱塞滿水電煤賬單和物業通知，估計孟德很久不開信箱，又想起很久沒見到他了（樓下鄰居也反映很久沒聽到乒乒乓乓響聲），都知道孟德從不旅遊，所以就報告了派出所。居委會、派出所、物業聯合撞開了門，發現孟德已成了幹屍。已經死了好些日子了。
參加追悼會的人除了孟德的親屬之外隻有我們幾個老同學：初人、阿鮑、輕舟、長河和我，還有人事處代表和前物理教研室主任。從孟德姐姐們的哭訴中得知：孟德生前最後幾年變得很怪，和姐姐們都不來往。她們深悔對他不夠關心。
在回家途中，孟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現。40年前在安大最後一次舞會上，我看著他在舞池裏和漂亮女生翩翩起舞大出風頭，當一曲終了時他走到我身邊神秘兮兮地說：儂放心！我隨便請啥人跳舞就是不會得請小妹子跳！君子不奪人所愛，迪格阿拉懂額。
我是在1968年夏天被學校革委會“抓”去“隔離審查”的，理由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出言不遜。
所謂隔離審查，就是在教室內用三夾板攔成若幹小間，一個人關一間，可“享用”一張草席、一個課桌和一隻凳子。白天坐在凳子上伏桌寫交代，晚上把卷起的草席打開睡覺，小間也就草席大小。看守人員常常在教室巡視，主要是防止我們講話。因為雖說“隔離”，隻有一板之隔的我們仍可以交談，但隻要一聽到聲音，看守便厲聲訓斥，甚至會打人，所以教室白天安靜得像墳地。
其實，所謂看守都是學校同事，有教師有職工，有幾個還是熟人。不過他們此時表現出和我素不相識的樣子，一個個革命義憤溢於言表。管理看守的領導是工人學員，他們平時在辦公室，沒有大事見不到。
我的右鄰是老梅，他很自覺，即使看守不在也不吭一聲；左鄰是老陳，他和我經常輕輕嘀咕，聲音小得我幾乎聽不見。有回老陳妻子來送衣物，當然是不能見老陳的，衣物就由看守交給了老陳。然而老陳認為他仿佛聽見了老婆的聲音，傷感了半天之後從板縫裏塞了一張字條給我，字條上是一首他寫的詞“摸魚兒”，對妻子的思念和愧疚盡在詞中——老陳婚後幾年和老婆沒少吵架拌嘴。我告訴老陳，想不到他作為一個機械工程教師有如此高明的古典詩詞造詣。於是我們的悄悄話愈加多了。
老陳對看守們一一評價。
最壞是和老陳同一教研室的高佑德。此人地主家庭出身，表現極其革命，他對革委會破格派他當看守此舉感激涕零，因此特別賣力、特別凶！有次為了一點小事打了難友老高一記耳光，出手之重致使老高一隻耳朵聾了。平時有機會就罵我們，但他不要說對領導哪怕對其他看守都很恭敬——別人出身都比他好。另一個看守小馬特點是“陰”。他常常悄無聲息地溜進教室，突然把反鎖的小間門打開，看你在幹什麽。倘若你不在寫交代或是沒在讀毛選，必定被他訓斥。其他看守還算馬馬虎虎，奉命行事而已。老陳說看守中最好的是小胡，他對小胡的評語4個字：“溫柔敦厚”，我完全讚同。
小胡是青年教師，“文革”之前大概被派去搞“四清”了，所以大家都不認識他。人長得秀氣，說話聲音輕輕的，舉止文雅。他對我們十分溫和，對我們的要求（比如上廁所或者出小間找水喝之類）從無二話，即使聽見我們違規交談也不幹涉，至多提醒我們聲音小點，所以大家都盼著他值班的時光。小胡從來不訓人。
這天和往常一樣，寂靜，死氣沉沉，幾個看守在我的小間外聊天（高佑德和小馬不在）。聊的是老電影，有個人在講蘇聯電影“白夜”，隻聽見小胡說：“白夜”嘸啥大意思，還是“白癡”好看。看守們說話對我們一點也不避諱啊！過了一會，小胡開門給我送晚飯（我等隔離審查對象的“牢飯”由看守送來），我瞥見小胡的眼裏有笑意。
轉眼間到了1970年，我已經在奉賢“五七幹校”了。學校開始搞“一打三反”，由於本人早已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倒過黴，對新運動而言自然是死老虎，隻須當觀眾而已。不久，在眾多揪出來的人之中，聽到了小胡的名字。據說小胡犯的是流氓罪——同性戀！雖說小胡結婚一年了，他妻子也懷孕生女，但小胡對妻女漠不關心，隻是在妻子坐月子時買過一隻雞送去。此前此後卻和一個交大的教師“同居”，像老婆一樣替人做飯洗衣裳。大概交大把他們一道逮住了，小胡就發落到學校當上了“一打三反”對象。
過了一陣子，幹校開“寬嚴大會”（全名是一打三反落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大會），小胡作為從寬對象在大會上作檢查。具體內容一點沒有（據說屬於“防擴散”），隻是空洞地批判自己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放鬆改造，不好好“鬥私批修”，所以犯了流氓錯誤。還舉了一個我當時覺得滑稽的例子：小胡說自己青少年時代特別喜歡《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和冬尼亞的戀愛情節，中毒很深。
小胡沒事了，人們說小胡的“老公”就沒那樣幸運了，可能要進大牢。
不過我從自己的經曆中認識到一點：同性戀群體中壞人很少（不敢說絕對沒有），他們對群體外的芸芸眾生沒有敵意。
美人之死
當年第1個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徐新老師曾經給全校美女教師排過名（前文有述），隨著每年有女大學畢業生進校排名會變化，但高居榜首的始終是王人麗，一位機械教研室的力學教師。
1973年夏天，我從“戰高溫”的玻璃廠回到了學校教材組，從事油印教材講義工作。教材組設在陝西北路總校新址，地方比原來九江路外灘兩層樓麵大多了。有兩幢洋房和花園，還有零星建築。比如我們油印部門就在兩間大平房裏，這兩間平房過去是花園舊主人（外國人）養馬的場所。想不到總校的勤雜清潔工竟然是王人麗。
總校門房間（傳達室）邊角落裏有時會見到王人麗在休息，她低頭安靜地坐在那裏，宛如一座雕像。奇怪！王人麗的勞動服裝總是幹幹淨淨的，她掃過的地麵當然也幹幹淨淨的。
油印部門大多數人是從市郊農場上調的知青。有一次我和他們走出平房，迎麵碰上正在打掃落葉的王人麗，她委婉地“命令”他們不要亂扔廢紙和其他垃圾。小陶他們笑嘻嘻地向她保證：今後一定注意！小陶還把剛才扔掉的煙頭撿起來。我不禁感慨：美人盡管落了難，美人的魅力依舊！
我從教材組的女知青那裏知道了不少王人麗的事。她們對她頗為同情，會主動和她聊聊，而過去的舊同事（指女同事）見了王人麗自然是唯恐避之不及，因為王人麗屬監督勞動的管製對象，再說王人麗沒出事之前就招女同事們恨，誰讓她這麽漂亮呢？聽說王人麗和自己2歲的兒子相依為命，她上班必須把兒子反鎖在家裏，免得孩子闖禍，中午趕回去把食堂的飯菜給小孩吃，再匆匆趕回學校繼續勞動，晚上下班也得趕緊回家，兒子還鎖在房裏呢。王人麗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加上她算“管製分子”，孩子上不了托兒所。娘家人又不肯幫忙，隻能苦了她母子倆。不過王人麗說她兒子非常乖，一點也不費手腳。
孩子的父親徐妙新此時也在南市分校監督勞動，也是“管製分子”。上頭規定：“管製”期間兩人不許見麵，若私自會麵罪加一等，徐妙新就住在南市分校。
我到教材組（“文革”前稱教材科）不久就聽說王徐兩人的管製期快滿了，這就意味著他們快熬出頭了，解除管製後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在一起過三口之家的小日子了。我見到王人麗的臉上有了笑容。
天有不測風雲！王人麗的孩子得了急病，有人說是壞血症。你想嘛：小孩成天關在小房間裏曬不到太陽，怎麽能不生病？病來得又凶又急，醫院搶救無效，死了。
據說孩子剛發病時，六神無主的王人麗曾打公用電話到南市分校找徐妙新商量，徐妙新考慮到沒有多少日子就熬出頭了，現在兩人碰頭便前功盡棄，所以就沒有去看孩子。這也是王人麗絕望的原因之一。此說法一直未向妙新兄證實——不敢觸人傷心之處。
王人麗臉色慘白，但平靜地對死去的孩子說了一句話：“你不要怕，媽媽不會讓你孤孤單單一個人的！”她從醫院回到家裏，就服毒自盡了。
據學校去參加火化儀式的人說（不是追悼會，隻是在火化前讓王人麗的親屬見一見），大家都哭——“太作孽了！一個大人一個小人睡在一道！”
徐妙新仍然不能去參加最後的告別，雖然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是他的情人。
才子佳人的悲劇
徐妙新聰敏絕頂，畢業於北大數學力學係，應該算才子；王人麗在同濟大學就讀時即為眾多男生的夢中情人，稱佳人更是實至名歸。妙新兄從力學研究所調到了我校機械教研室力學組，王人麗是力學教師，才子佳人會了麵。不過隻能是相見恨晚：佳人早已“名花有主”，才子也已“使君有婦”。他們的愛情從開始就注定了是悲劇。
王人麗一進大學就被一個姓卓的同班男生追上了手，說明“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句古話頗有道理（據說王人麗中學讀的是女中，否則也輪不到卓同學了）。於是她糊裏糊塗地懷了孕結了婚，大學畢業時已是青年母親，所以就被分配在我們學校。同濟對王人麗還是很不錯的，照理懷孕生子要留級，破例讓她換一個4年製的本科專業（原來的專業5年）和老公同時畢業。不知道是否美女的丈夫易招人嫉恨，卓同學卻被同濟分配在外地。這不明擺著要讓他們夫妻分離嗎？所以卓同學堅決不去，留在上海陪老婆孩子。
老高和王人麗同在力學教研組，而王人麗婆家在四川北路永樂坊，離我家和老高家很近，有幾回3人在電車上相遇，她會和老高聊聊自己孩子的事，有次還提到她的妹妹就是全國跳水冠軍王人智：“練跳水老苦格！阿拉妹妹眼睛也跳傷了！”
老高告訴我：他們力學組的男同事們曾去拜訪過王人麗，為了什麽工作上的事吧。王人麗的老公擺出一副相當不歡迎的樣子，氣量太小！不過老高表示可以理解：“如果我有這樣漂亮的老婆，肯定也不放心。”他對卓先生有點同情，那個年代不服從分配便意味著不可能有工作，連當臨時工也難。
大概沒有文化革命，王人麗就這樣安分守己過一生了，即使碰到徐妙新，也不會有什麽事。我們學校不實行坐班製，哪怕同一個教研組的人每周也隻見到兩次（開兩次會），彼此很難發展感情。再說當時誰敢“婚外戀”？連“婚外戀”的名詞都未發明呢。叫什麽？叫“搞腐化”，即腐化墮落道德敗壞阿飛流氓剝削階級行為，絕對是“大逆不道”。不過，後來我到玻璃廠“戰高溫”兩年，發現此類事不少，“勞動人民”並不當回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天天開會寫大字報搞幹革命，同一班組的同事天天碰頭，後來又下廠下鄉下幹校，才子佳人朝夕相處，徐王兩位就日久生情了。當然前提是他們的婚姻已經亮了紅燈。工宣隊進駐學校後，自然把徐王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腐化墮落的典型來抓，也不會批準他們各自的離婚請求（可能他們的配偶也不肯離），隻是會上“幫助”、會後談話；還把他們調到不同班組。畢竟是“生活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隻要他們“回頭是岸”就算了。
徐王兩人是鐵了心要在一起。此時我們已經在奉賢海濱“五七幹校”戰天鬥地了，幹校每月有3天休假可以回上海市區，王人麗卻回娘家從來不去四川北路永樂坊（她父母反對也無可奈何）；徐妙新也不回家探望老婆而是住在別處。在休假期間他們天天幽會。初人兄曾在市區見到才子和佳人在雨天漫步，徐妙新替王人麗打著傘，自己卻淋著雨，十分紳士。汪初人悄悄告訴了我，當然我們不會聲張。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我、汪初人、老高、老袁和“革命群眾”不同，對徐王兩位頗為同情。
幹校出了大事！徐王兩人“私奔”了。那個年代幹校是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的場所，休假結束晚半天回幹校都得寫檢查，他們兩個居然從幹校跑了，這就和犯人越獄一樣。學校工宣隊領導大發雷霆，派人派車到處尋找，終於在長途汽車站把他們抓了回來。於是對他們開了批鬥會，“革命群眾”個個怒不可遏對他們進行“聲討”，不料這兩位拒不認罪，尤其徐妙新“氣焰十分囂張”（其實就是表示非要和王人麗在一起），加上傳出了爆炸性新聞：王人麗懷孕了，孩子是徐妙新的。所以領導認為他們已經無可救藥，“矛盾的性質轉化了！”
學校把徐妙新送進了拘留所，王人麗因懷孕得以幸免，然而公安局認為定流氓罪定壞分子還夠不上，所以關了半個月隻得放了。工宣隊領導當然不可能放過他們，就代表徐王雙方配偶把兩人以“破壞婚姻法”的罪名告上法庭，公檢法軍管會判下來，徐王被“管製”2年，留在學校監督勞動。宣判之後，雙方的配偶終於同意和他們離婚。
他們本來可以在一起的，如果他們的孩子沒有發生不幸的話。然而造化弄人，有情人終究成不了眷屬。
據和徐妙新同住南市分校的老袁講，當得知噩耗之後，妙新兄就此再也不說話了，終日沉默，仿佛成了啞子。
專抓“流氓阿飛”的紅衛兵
我們業餘工大的學生是企業職工，成年人。“文革”時期大學中學都有紅衛兵，所以我校學員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起初是紅革會，後來發生了上海市紅革會“炮打”張春橋事件，為了和“犯錯誤”的紅革會劃清界線，學校紅革會更名為“新工大紅衛兵師”。“師長”是個絡腮胡子，某電器廠工人。聽他在大會上講話大家忍不住要笑：“我們紅衛兵小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紅衛兵小將？一臉胡子啊。
1967年春天，多數學員都回廠“抓革命促生產”了，一來是學校早已停課，二來學校“走資派”也打倒了，權也奪了，待在學校無事可幹。但還是有少數學員留在學校繼續革命，“誓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進行到底！”他們在離人民廣場不遠的南市區分校搞了一個“紅衛兵師治安組”，專門抓“流氓阿飛”。
所謂流氓阿飛就是晚上在街上遊蕩的青年男女。男青年會跟在姑娘後頭走一些路，接下來上前搭話“馬路求愛”，如果姑娘看他順眼或者他說話俏皮（行話叫“會得翻肮桃”），兩人則會搭上，到一個路燈照不到的角落去卿卿我我摟摟抱抱了。於是黃雀在後的治安組紅衛兵突然出現，個個凶神惡煞似的，把兩個“犯罪分子”押回“治安組”本部進行“教育”。按慣例，“教育”的第一階段是把男的打一頓“練練拳腳”，然後命令他滾蛋；第二階段命令女的徹底交代：和幾個人發生過關係？發生關係的細節，等等，交待徹底後教育幾句也放人。治安組成員都是男性，憐香惜玉之心還是有的，所以不打女人。
此時我還是革命群眾，又有一個學生在治安組，因此從他嘴裏知道不少治安組的“輝煌戰績”。他承認有出錯行為。一次抓了一對真正談戀愛的小青年：在同一單位工作（都有工作證），又叫得出對方姓名，顯然並非街上搭上的。但打也打過了罵也罵過了，怎麽辦？道歉、認錯？“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也得“教育”，“晚上出來軋啥鬧猛（湊什麽熱鬧）！現在什麽形勢？正是文化革命即將取得偉大勝利的關鍵時刻，不好好在家學習毛選或者兩個人共同學學社論，在馬路上學資產階級一套。小姑娘不要哭了，和你男朋友一道走吧。”
還有一件事，屬“家醜不可外揚”之類。治安組有一個成員看上了抓來的“壞姑娘”（不久以後這類女孩被稱作“拉三”），他單獨約定姑娘必須每周來南市分校報到一次——時間很晚且他一個人值班之際。結果當然是搞在一起了，而且很快就被發現。大胡子“師長”大發雷霆，一幫人把這個治安組紅衛兵痛打一頓。他灰溜溜地回了廠。
據治安組這個學生說，他們還是比較講政策的，“比‘上體司’好多了！”
“上體司”是以體育學院紅衛兵為主體加上一些青年運動員造反派的組織，他們在全市範圍內抓“流氓阿飛”和一切生活上“腐化墮落分子”。我有一個朋友和戀人分手了，他們是有過事的，但朋友還是堅持分手。那些日子朋友一直提心吊膽，生怕前戀人到“上體司”去告他“玩弄女性”。朋友講，“上體司”是不分青紅皂白的！他們一有借口就會來抄家打人，還可能把人抓進“上體司”關起來天天拷打。結果還算好，朋友的前戀人沒去“上體司”投訴，朋友太平無事。
孟德挨打
孟德絕對稱得上帥哥。近1米80的個頭，五官端正，身材勻稱。當年我們還是大學同學時，他就對自己的長相充滿信心。有個中文係的女生主動寫信給他表示愛意，這件事頗為轟動，我們這些男生好不羨慕哦。自然總有酸葡萄心理的人不以為然，說什麽男生普遍認為是笨蛋的人往往會被女生看作才子。言下之意便是認為孟德不聰敏。聰敏也好，不聰敏也罷，總之孟德討女孩子喜歡。這一點無可爭議。
我在舞池邊見過孟德和女生跳舞的光景。音樂一開始，他大步流星走到一位小姑娘麵前，用一個堅定的手勢請她共舞，小姑娘是一年級新生，剛從上海戲劇學院附中考入安大生物係，因為在1962級迎新晚會上表演了節目而備受注目。那天舞會上她隻和孟德一個人跳，孟德一直深情地凝視著她，嘴裏俏皮話不斷，逗得小姑娘格格地笑。
1963年夏天，我們幾個人都分配在上海市業餘工大，從同學變成了同事。“文革”之前我們之間比一般同事要親密，畢竟一道在安徽待過4年嘛。譬如那次拜訪豐子愷先生，便是孟德、初人和我3人同去的。
有一次孟德詳細告訴我他的最新戀愛動態。一個上海舞蹈學校女生成了他女朋友，身材之好不用說——跳芭蕾舞的，臉蛋也漂亮。孟德舉一例說明女孩對他的眷戀。當孟德“展望未來”說自己喜歡孩子很想當爸爸時，芭蕾舞女孩幽幽地插話：“我也不至於沒有生育能力。”
和芭蕾舞女孩的故事沒有了下文，孟德再也不提了。後來有流言，說是我們業餘工大第1號美女王人麗和孟德關係極其親密，由於孟德母親反對才使他們沒有進一步發展。對這個傳聞我始終懷疑。王人麗再漂亮，畢竟是個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年齡又比孟德大，孟德不會這樣糊塗吧？不過我沒問過他，因為我倆的交情此時已降至冰點。
交情破裂的原因前文交代過。“文革”開始時，孟德貼大字報“揭發”初人在安大說過“要殺共產黨”的反革命言論。此舉不僅把初人兄打成了牛鬼蛇神，還使我陷入處境困難的局麵。我在小組會上質問孟德為何要胡編亂造？結果被人製止，從此我和孟德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推心置腹了。
1973年初秋，我從“戰高溫”的玻璃廠回到學校，聽到了孟德“吃生活”（挨打）的消息。學校根據“大學還是要辦的”最高指示，在去年開始招生開班了，孟德在一個分校任教。奇怪的是他仍然未婚。他看上了班上的一個女同學，是什麽廠裏的青年女工，大概蠻漂亮（這一點我確信無疑）。然而女同學對孟德並不欣賞，於是孟德寫了幾封情書給她，不料女同學把這些信上交給了學校。學校領導現在都是工人幹部，對孟德這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企圖腐蝕拉攏無產階級接班人”極其氣憤！加上情書裏一不宣傳毛澤東思想二不歌頌文化大革命，全是些風花雪月“黃色”內容，領導決定開會批判他。據說孟德在會上“態度”不好，“拒不認罪”，一些男學員出自“革命義憤”衝上去打了孟德，還有打耳光的。（這些學員都是六六屆六七屆分在工廠裏的，當年均為紅衛兵，打老師是光榮傳統）批判會後，孟德被調離分校，去校辦工廠勞動。
孟德挨過打後，人完全變了，精神上從此走了下坡路。一直到60歲去世他始終單身未婚。
孟德之死·1
1970年代末，教學恢複正常，我們都回到了物理教研組，在各個分校上物理課，又和孟德成了同事。
從表麵上看，孟德風采依舊，仍然愛說話。有次小組會上他大談小吃油墩子：“油墩子是蘿卜絲加麵粉放在模子裏放入熱油裏滾一滾，吃得多了總是這個味道，不想吃了。這幾天做油墩子的攤主出新花頭，在油墩子上頭加一隻蝦！變油爆蝦墩子，看了胃口立刻吊起來，馬上掏鈔票買2隻嚐嚐。儂講這幫擺攤頭的人聰敏伐？”他這麽一帶頭，大家紛紛發表意見：有的說炸油墩子的油其實摻了水；有的講她那裏的油墩子比別的地方便宜。會議主持人哭笑不得，沒人回到討論主題上來了。
不光是開會跑題，孟德上課也跑題。他上一堂課有半堂課評論交通天氣或者早餐，有時宣布提前下課，理由是街上汽車喇叭聲音太吵，影響了他上課情緒。這樣一來學生有意見了。接到投訴，教研組長去聽課了，對孟德也提出了整改建議，但孟德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搞得學生告到校長那裏，教研組不得不把孟德換了下來，調別的教師去上課。本來要讓孟德去實驗室帶物理實驗課，遭拒絕後隻得讓他好好備課，之後再安排講課。誰也沒想到孟德這課一備就是幾年，再也沒有上過講台。
起初兩年，孟德天天來學校“上班”。上午坐在辦公室裏看看書看看報紙雜誌，在學校食堂吃午飯，飯後在辦公室打過盹，然後回家。也參加學校的大小會議和教研活動，會上仍然積極發言（多數發言和主題無關）。此時我發現他愛和人爭論，常常和人爭得麵紅耳赤。他和人辯論有一個特點，他隻顧自己長篇大論地說，從來不聽對方的論點。久而久之人們不願意和他爭辯，說和他討論問題是和聾子對話。
教研組來了幾個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有男有女。有個女青年教師總是到辦公室裏備課，而孟德總要凝視她很長時間，但不開口搭話，過了幾天女青年告訴我們她感到害怕——孟德老師是否精神不正常？會不會動手打人？（有句話她不好意思說：會不會對她非禮？）我們向她保證：孟德沒有精神病，對人尤其對女性很有禮貌，看人時間長是因為他是個不戴眼鏡的近視眼，這才讓她安心下來。其實孟德隻有對女青年才會凝視良久，對男青年倒是有說有笑，表現絕對正常，所以幾個男青年和孟德關係挺融洽，還一道去飯店聚餐。
日子一天天過去，孟德永遠在備課，教研組永遠不安排他上課，他安之若素，也不要求上課或做其他工作。記不清從哪一天起，他不來學校了，隻是有時會去圖書館翻翻報紙雜誌。教研組長說孟德已不歸物理組管，他直屬學校人事處了。盡管孟德什麽事不做，工資照拿、一分不少！據領導解釋：雖然孟德在“文革”中沒有受過處分，沒有什麽書麵結論，“無反可平”，但他畢竟挨過打、“受過迫害”，所以學校對他要照顧一些。另一個理由領導不說我們卻很清楚：孟德有7個姐姐（他是家裏唯一的男孩），不知哪一個姐夫是市教衛辦領導，正是學校頭頭的頂頭上司，後來還官居市委常委。你說校領導會讓頂頭上司唯一的小舅子受委屈嗎？
孟德之死·2
孟德的“宅男”生涯維持了20年，始終是光棍一條。
如果時光倒退30年，有人預言孟德一輩子娶不到老婆，沒人會信！孟德不僅人長得帥，身體結實，而且其他方麵都遠比我們優越。在住房緊缺的1960年代，他在永嘉路一套新式裏弄房中有自己的單間（姐姐們擠在另一間內）；7個姐姐統統出嫁後，孟德擁有2間，他老母親住一間；1980年代母親去世，孟德有了一套房子，當時在上海依舊屬條件好的。大學畢業後孟德工資一直一個人花，從來不知道經濟拮據的滋味，穿的用的正如某同事語“都很高級”。記得“文革”前上海市麵上剛剛出現電動剃須刀時，他就買了。而且竭力向我推薦，說最大的好處是在赴緊急約會前用一用，十分省時。我一打聽，價格不菲，隻得謝絕他的好意。孟德還有一個長處：他見了漂亮女孩絕對不可能怯場，相反更能侃侃而談，妙語連珠，逗得姑娘們喜笑顏開。他這樣的人會打光棍？！
阿鮑也是孟德的老同學老同事，比我們年長幾歲，閱曆比我們豐富。他認為孟德父母和姐姐把他寵壞了，所以孟德一輩子不懂如何寵別人。而孟德看得上眼的女孩都是要男人寵男人疼的美女，結果必然是沒有結果。加上在那個講究政治講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孟德又是出身較好的，姐夫中革命幹部共產黨員不少。他住的新式裏弄裏，“文革”時期多數被抄家，他家安然無恙，因此孟德更不懂“夾緊尾巴做人”的滋味。他看上的女學員竟然會看不上他！還把信交上去讓他吃了苦頭。這是他萬萬想不到的！研究過心理學的初人兄說這是孟德受到的一次嚴重心理挫折！比挨打的心理傷害更大。
有消息傳來：孟德和鄰居的關係變得很糟。他懷疑鄰居要害他，因此他把居住多年的永嘉路住宅換了南京西路附近的公寓房，仍一個人住一套。但他和新鄰居仍然處不好。起因是孟德為了減肥在家裏練舉重，而且是晚上。當他把鐵啞鈴扔到地板上時震動很大，引起了樓下住戶不滿，和他吵架了。後來又不知道為什麽和同一樓層的鄰居也有了糾紛，還打過“110”報警。最後，孟德和所有鄰居都成了冤家。
學校定期派人去探望（因為孟德鄰居來學校投訴，要求我們單位送孟德去精神病院），孟德隻是在門口會見學校來人，若是來送工資則把錢收下，從來不叫人進屋，和人說話不超過兩分鍾。後來工資入銀行卡了，學校就不派人去了。人事處認定孟德是有些古怪，但還不是精神病人。
1990年代初，我在大光明電影院旁巧遇孟德，我們聊了一會。他說他一切還可以，講話思路也很清楚，他還奇怪學校怎麽還有政治學習？老早該取消了！我說過幾天我們大學老同學聚會，問他去不去？他笑笑回答：不去！沒什麽意思。
之後初人在人民公園也遇到過孟德，發現他人瘦了很多，他告訴初人他近來心髒不好。
2002年，終於聽到噩耗：孟德病故！經過是這樣的。鄰居們注意到孟德家信箱塞滿水電煤賬單和物業通知，估計孟德很久不開信箱，又想起很久沒見到他了（樓下鄰居也反映很久沒聽到乒乒乓乓響聲），都知道孟德從不旅遊，所以就報告了派出所。居委會、派出所、物業聯合撞開了門，發現孟德已成了幹屍。已經死了好些日子了。
參加追悼會的人除了孟德的親屬之外隻有我們幾個老同學：初人、阿鮑、輕舟、長河和我，還有人事處代表和前物理教研室主任。從孟德姐姐們的哭訴中得知：孟德生前最後幾年變得很怪，和姐姐們都不來往。她們深悔對他不夠關心。
在回家途中，孟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現。40年前在安大最後一次舞會上，我看著他在舞池裏和漂亮女生翩翩起舞大出風頭，當一曲終了時他走到我身邊神秘兮兮地說：儂放心！我隨便請啥人跳舞就是不會得請小妹子跳！君子不奪人所愛，迪格阿拉懂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