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大帝由於禦賜教產得到救世主頭銜(12世紀羅馬手稿)”


    為了提高教會的地位,主教們決定把耶穌和教會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中世紀的傳教士們努力偽造以前的皇帝和教皇的手稿,企圖把他們和耶穌拉上關係,甚至偽造君士坦丁被任命為救世主的文件。為了這一目的,教皇紮迦利在公元751年動了一個極其巧妙的手腳。


    給耶穌後代帶來災難的紮迦利的謊言


    在沒有來源的情況下,紮迦利憑空編造出一份400年前的文件,上麵有君士坦丁的簽名。它聲稱教皇是耶穌親自選出的在凡間的代表,教皇的宮殿要比世上任何其他宮殿的等級都高。他比世上任何統治者都高貴,隻有教皇有權任命皇帝或者女王作為他的下屬。這份文件的意思非常清楚,教皇就是耶穌親自選中的代表,因此他的頭銜是“上帝之子的代表”.


    這份文件被稱為《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751年梵蒂岡強製執行了其中的規定。於是,君主政體的性質和結構都從社會的管理機構變成了絕對的統治機構。自此以後,歐洲的君主都改由教皇加冕,成為教會的僕人,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人。


    有了這份偽造的皇帝詔書撐腰,紮迦利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廢黜了長期存在的法蘭西王室——高盧的梅羅文加王朝。這個神秘的王朝自稱是以色列大衛王的直係後代,統治法蘭克達300年之久。和《舊約·民數記》中的記載一樣,他們按照拿撒勒教派的傳統留著長發。他們的統治機構也是模仿所羅門王的製度建立的。1482年路易十一世在信中提到,梅羅文加王朝的國王克洛維斯於公元480年朝拜了瑪利亞·抹大拉的墳墓,他還在費利埃的黑聖母像前和勃艮第公主克洛蒂爾舉行了婚禮.


    從克洛維斯國王開始,梅羅文加王朝就跟羅馬教會保持著相對和平的關係,但到那時已經沒有用了。按照以前國王的職責來說,他們是法蘭克人的國王,而不是法國的國王。紮迦利的計劃是把法國的統治權授予未來的國王,從而改變這一傳統。法國國王可以在他的最高權力之下統治整個法國。西羅馬帝國已經煙消雲散,但紮迦利有了一個新想法——在梵蒂岡控製下的神聖羅馬帝國。


    這個計劃中容不下梅羅文加王朝,因為他們是desposyni的後代。雖然他們是法蘭西君主國的奠基人,但仍然會對教皇的權力形成巨大的威脅。為了和羅馬教會修好,克洛維斯讓蘭斯的主教聖雷米給自己施洗。但他的後人仍然戴著猶太人的三葉形標誌——百合花飾(和耶路撒冷古幣上的一樣)以表明他們的血統,還在盾牌上雕上猶太之獅。1世紀時羅馬皇帝維斯帕先曾下令“尋找大衛王的家人,在猶太人中不允許留下有王室血統的人”.按照紮迦利的想法,梅羅文加王朝的人根本不應該存在,更不要說成為一個王朝。


    因此,梅羅文加王朝被主教打著《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的幌子廢黜了,他們的末代國王就是奇爾德裏克三世。教會的騎兵逮捕了他,並把他關進一座修道院的地牢裏,他於四年後死亡。繼任者是梅羅文加王朝的宮相家族。鐵錘查理曾於732年在波瓦第爾附近擊退了摩爾人的入侵,他的後代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在加洛林王朝長達236年的統治期間,隻出過一位傑出的君主,就是鐵錘查理的孫子查理曼大帝。然而,一個新的秩序已經產生,神聖羅馬帝國誕生了。從那時起,歐洲的君主都是由教皇來加冕。在英格蘭則是由教皇指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加冕。而蘇格蘭一直在抵抗天主教的侵襲,這裏的君主一直是蘇格蘭人的國王,而非蘇格蘭國王。


    大約500年前,在文藝復興時期,有證據證明《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是徹頭徹尾的偽造文件。它在提到《新約》上的內容時引用了拉丁文的聖經,而這個版本的聖經是聖哲羅姆編譯的。他於公元340年出生,比這份所謂詔書的時間晚了26年。而且這份文件有很多與年代不符之處,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是8世紀的風格,和君士坦丁時代截然不同.就像現代英語和莎士比亞的語言一樣(二者相差的時間也差不多)。


    1001年,撒克遜皇帝奧托第一次宣布《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是偽造的。奧托對君士坦丁把首都從羅馬遷到君士坦丁堡的行為很感興趣,他認為這是為了先發製人,不讓梅羅文加王朝有機會把統治中心放在羅馬以對抗帝國的主教。雖然奧托是德國人,他母親卻來自東羅馬帝國。她很清楚在梅羅文加王朝末期,羅馬主教有著同樣的擔心。這就是《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被執行的原因。


    奧托的聲明對教皇西爾威斯特二世來說是個不受歡迎的消息,但直到德國神學家和哲學家庫薩的尼古拉斯宣布君士坦丁從未寫過《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這一聲明才引起人們的重視。雖然尼古拉斯起初認為教皇應該是教會成員意願的執行者,但他不知為何被主教們震懾住了,於1448年接受了樞機主教的職位,從此成為一名教皇製度的忠心擁護者。


    此後《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再也沒有被公開提及,直到15世紀的義大利語言學家洛倫佐·瓦拉猛烈地攻擊了它的真實性.瓦拉(公元1407-57年)被教皇尼古拉斯五世選中,把希羅多德和修西得底斯的著作從希臘語翻譯成拉丁語。但瓦拉不僅是一位著名的學者,還是教育改革的熱心發言人。他堅決認為希臘羅馬時期的古老精神已經在中世紀喪失了。由於痛心於正統拉丁文的優雅被笨拙的中世紀語言所取代(例如教會文件中的拉丁語就有大量語法和用詞錯誤),他尖銳地批評了教會的拉丁版《聖經》以及翻譯時故意犯的錯誤。受到他的影響,其他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主義學者,例如德西德裏斯·埃拉斯摩(1466-1536)轉而研究原始版本的《聖經》。1516年,埃拉斯摩發表了自己翻譯的希臘語《新約》的拉丁語版本,揭露了原來的拉丁文版本聖經是故意錯譯的,他把它稱為“二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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