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定之的《滿江紅》氣貫長虹，程敏政的《逼上梁山》同樣引發了廣泛共鳴——盡管後代奚落林沖軟弱的聲音不少，但這種逆來順受、忍辱負重、謹小慎微老實人最後忍無可忍大爆發才真正具有感染力，那種動不動喊打喊殺的都不過是莽夫而已。
——《逼上梁山》自然是取材《水滸傳》。下麵其實有點奇怪汪太後怎麽知道這個故事，畢竟這本小說口味比較重，被太祖禁過，甚至還咒詛過；禮部尚書章綸就提出過：「這是部禁書，而且誨淫誨盜，如果從這書裏選擇故事，甚是不妥。」
汪舜華其實對《水滸》也沒特別的愛好，覺得還是孫大聖畢竟可愛，主要是好漢們賣人肉包子、求婚不遂殺全家甚至動不動掏心挖肺，在她這種法製觀念濃厚的人來講實在無法接受，而且實話說這書對女人來說真的不太友好；但《西遊記》現在還沒有產生，何況逼上梁山這個故事還是挺喜歡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現在也是逼上梁山——被逼著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來，被逼著改革，因此笑道：「《水滸》確實是本壞書，但它有好的地方，就是能做反麵教材，提醒我們一定要正風肅紀，一定要嚴管厚愛，避免亂自上作，官逼民反；否則宋徽宗這樣的昏君在位，高俅這樣的奸臣多了，林沖這樣被逼著豎旗造反的也會越來越多。——何況這書也告訴我們，那些嘴裏喊著『替天行道』的草寇即便耀武揚威、為禍一方，也不過烏合之眾，甚至很多人就是被裹挾其中。隻要能給出路，他們中的很多人是願意詔安，願意為朝廷驅使的，所以朝廷也不能隻想著武力解決問題。」
下麵這才不吱聲了。不過大家都不願意寫，理由也是現成的——確實工作太多，於是這活兒落到了程敏政頭上。他畢竟年少，因此多數時候還是在翰林院讀書；雖然他以程朱後裔自居，頂瞧不上這些山賊草寇，對戲曲這種形式也嗤之以鼻。但畢竟小孩子頭腦靈活，沒那麽多框框；這些年他在翰林院，讀的也不全是儒家經典，更多的是治國理政。既然關乎教化人心、治亂得失，也就不敢怠慢。
接到這活，他把《水滸》翻出來看了幾遍，寫了這個二十四出的北曲，當然這是不夠的，小夥伴商良臣、李東陽、倪嶽等人正在準備會試，不好意思打擾，但是他爹和嶽父再忙，這種大事還是要把關的。這兩位和他一樣，在戲曲上其實沒有建樹，但是豬肉沒吃過，肥豬還是見了不少，因此很用心的幫他反覆修改，最後才呈上來。但是汪舜華還是不滿意，畢竟士大夫不可能站在綠林好漢的立場看問題——這個沒啥，汪舜華也看梁山好漢不怎麽順眼；隻是敏政一路順遂，又年輕氣盛，不能理解真正理解林沖的苦悶，因此諷刺勸喻更多一點，這樣代入感就要差一些，觀眾難以共鳴。
汪舜華理解程敏政的想法，放下架子和他仔細探討：「寫這個故事不是為了申討以林沖為代表的綠林，而是要揭示『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道理，用以警示朝廷和各級官員要夙夜在公、克勤克儉。否則，不僅韃子會趁虛而入，朝堂上奸佞敗壞朝綱，甚至基層官吏和普通百姓也會逼上梁山，淪為反賊。」
她的語氣很是嚴肅：「文學歸根到底是人學，文以載道，首先它就要說人話，做人事，而不簡單是你展示觀點的提線木偶，否則直接就用四書五經去宣講了，為什麽還要用戲劇呢？你隻有讓語言盡可能生動接地氣，百姓才看得懂；隻有把故事講好，把人物立起來，才真有可能感染人，打動人，達到感化人心的效果。你要記住一句話，『當作者死了，人物才能立起來。』當你不按照自己理想的路徑去設計人物的行為，而讓他按照自己的性格去說話辦事，這個人物才算活起來。」
她鬆緩了語氣：「我讓你來寫這齣戲，不完全是因為他們都忙，而是因為希望你能寫好，也相信你能寫好，更希望你能在文學尤其是戲曲小說方麵能夠有所成就——別看我，我是為了你好。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和我，都跟林沖一樣，是逼上梁山的人。你那篇策論，成為改革的楔子，有人贊你，自然也有人想毀了你，以此否定改革的正確性，你要有被謾罵詆毀甚至誣陷的心理準備。但是光唾麵自幹是遠遠不夠的，你還要奮起反擊，和他們爭奪話語權，爭奪在百姓間的名聲，這樣，才能順利的推動改革，你在文學史和歷史書上，才能有個好名聲。所以，你一定要讓自己的作品與眾不同，別人不敢寫的要寫，別人敢寫的要寫的深刻到入木三分。這樣大家才都知道，他們膽子沒你大，視野沒你開闊，眼光沒你深邃，思想沒有你深刻，甚至文筆都沒你犀利。一定要這樣，你才是一個政治家，一個文學家，一個真正的社會良心，而不是一個見風使舵的小人，一個天真爛漫的書生。朝廷也才沒有用錯人，改革才有了正當合理的依據，明白嗎？」
程敏政沉默了很久，這才磕頭；退下來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三天，這才走出來，把原書的段落又翻了好幾遍，回頭又把伍子胥的故事翻了好幾遍，又結合自己此前的見聞反覆琢磨，這才落筆。
汪舜華對新呈上來的腳本非常滿意，實在太有感覺了。
她發出感慨：「我朝的戲劇終於有了反映社會民生百態的現實主義力作，不再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恩怨糾纏。如果沿著這條路往前走，那就真能和唐詩宋詞元曲並稱了。」
她看向程敏政的眼神很是柔和：「杜甫有詩：『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我希望你一直能保持這份憂國憂民的初心，既能給朝廷更多好的建議，也能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這才是讀書人該有的擔當和格局。」
下麵麵麵相覷，汪太後還真不怕揭露社會黑暗、敗壞朝廷名聲、麵子上過不去？
——我還真不怕，左右不過是縫縫補補的事；反而真希望出幾個劃時代的巨著，為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群眾基礎，將來也能對某個作者說：「一個文（女）人的一本書引發了一場劃時代的變革。」那可是對付酸腐文人編排宮廷秘辛或者其他亂七八糟的反對聲音最好的反擊措施。
當然，如果不到萬不得已，戰爭可就免了吧。
《逼上梁山》火了，《水滸傳》也就真的風靡全國。
戲曲火了，也不是沒有副作用。比如扮演宋高宗和秦檜還有高俅陸謙等人的演員幾次差點被情緒激動的群眾狠揍，又是另外的事。
當然，火的不僅這兩部，還有丘浚的《五倫全備記》，創作的時間挺早，甚至在《滿江紅》之前。汪舜華不喜歡《琵琶記》，讓丘浚另外寫一部，結果他老人家沒多久就呈上來了。汪舜華記得上大學的時候，好像文學史上確實提到了這部作品，評價並不高。
當時笑道：「算了，你還是安心研究經世致用吧。」
她心裏盤算著，丘先生不從事戲劇創作，應該也不會影響大明文壇的繁榮局麵。
當然她不能不對三天就寫出了《滿江紅》的劉定之更加刮目相看——這齣八幕劇一氣嗬成，筆力千鈞，字字珠璣。於謙等人看過，都是讚賞有加，不易一字。
程敏政的背後有高人，汪舜華不用想就知道，他自己也承認，父親和嶽父幫他修改過；對於劉定之這種奇才，更要大力表彰，因此下旨重賞；順便也把兩人找過來談話。
程敏政神色莊重，劉定之很是驚喜——他本來以為當年汪太後把他打發到沂王府，仕途已經沒有指望，不是沒有產生過辭官歸隱的念頭，隻是當時朝廷整風，並不敢出來找不痛快，沒多久朝廷改革，汪太後又把他放出來，而且幾次大加讚賞他的才學。
隻是他有點擔心，自己在汪太後那裏掛了號，估計前途也就那樣；沒想到這回汪太後這樣幾乎是推心置腹的指出他身上的毛病——當然也連帶了身邊的程敏政，要求他提高站位，涵養氣度，作朝廷大臣。
劉定之深深地磕了個頭。
《五倫全備記》在群眾中影響不大，但在文人士大夫那裏很受歡迎。很快生員邵燦就寫了同人《香囊記》。
宗室朝臣很推崇這部戲，認為是能正人心、厚風俗的大雅之作，汪舜華卻聽得犯困。沒辦法，這種賣弄學問才情、追求典雅工麗的風格，實在不是她的菜。
內容重要，形式也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數，形式也是內容的一部分。因此，戲曲改革，既有題材的拓展、內容的升華，也有形式的轉變。
汪舜華倡導話劇。
她還記得男神的教誨：「是知今日之中國，欲收語言文字統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為之先不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極高之理論，施之有效之實事。若是者，其惟新劇乎！」
也就免不了以此教誨演職人員：「施之以教，齊之以恥，生聚教訓不十年，能重整河山，中興大明，亦意中事也。」
但是顯而易見，推行話劇的難度比推行戲曲的難度更高幾個段位。
一切隻能留給時間。
——《逼上梁山》自然是取材《水滸傳》。下麵其實有點奇怪汪太後怎麽知道這個故事，畢竟這本小說口味比較重，被太祖禁過，甚至還咒詛過；禮部尚書章綸就提出過：「這是部禁書，而且誨淫誨盜，如果從這書裏選擇故事，甚是不妥。」
汪舜華其實對《水滸》也沒特別的愛好，覺得還是孫大聖畢竟可愛，主要是好漢們賣人肉包子、求婚不遂殺全家甚至動不動掏心挖肺，在她這種法製觀念濃厚的人來講實在無法接受，而且實話說這書對女人來說真的不太友好；但《西遊記》現在還沒有產生，何況逼上梁山這個故事還是挺喜歡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現在也是逼上梁山——被逼著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來，被逼著改革，因此笑道：「《水滸》確實是本壞書，但它有好的地方，就是能做反麵教材，提醒我們一定要正風肅紀，一定要嚴管厚愛，避免亂自上作，官逼民反；否則宋徽宗這樣的昏君在位，高俅這樣的奸臣多了，林沖這樣被逼著豎旗造反的也會越來越多。——何況這書也告訴我們，那些嘴裏喊著『替天行道』的草寇即便耀武揚威、為禍一方，也不過烏合之眾，甚至很多人就是被裹挾其中。隻要能給出路，他們中的很多人是願意詔安，願意為朝廷驅使的，所以朝廷也不能隻想著武力解決問題。」
下麵這才不吱聲了。不過大家都不願意寫，理由也是現成的——確實工作太多，於是這活兒落到了程敏政頭上。他畢竟年少，因此多數時候還是在翰林院讀書；雖然他以程朱後裔自居，頂瞧不上這些山賊草寇，對戲曲這種形式也嗤之以鼻。但畢竟小孩子頭腦靈活，沒那麽多框框；這些年他在翰林院，讀的也不全是儒家經典，更多的是治國理政。既然關乎教化人心、治亂得失，也就不敢怠慢。
接到這活，他把《水滸》翻出來看了幾遍，寫了這個二十四出的北曲，當然這是不夠的，小夥伴商良臣、李東陽、倪嶽等人正在準備會試，不好意思打擾，但是他爹和嶽父再忙，這種大事還是要把關的。這兩位和他一樣，在戲曲上其實沒有建樹，但是豬肉沒吃過，肥豬還是見了不少，因此很用心的幫他反覆修改，最後才呈上來。但是汪舜華還是不滿意，畢竟士大夫不可能站在綠林好漢的立場看問題——這個沒啥，汪舜華也看梁山好漢不怎麽順眼；隻是敏政一路順遂，又年輕氣盛，不能理解真正理解林沖的苦悶，因此諷刺勸喻更多一點，這樣代入感就要差一些，觀眾難以共鳴。
汪舜華理解程敏政的想法，放下架子和他仔細探討：「寫這個故事不是為了申討以林沖為代表的綠林，而是要揭示『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道理，用以警示朝廷和各級官員要夙夜在公、克勤克儉。否則，不僅韃子會趁虛而入，朝堂上奸佞敗壞朝綱，甚至基層官吏和普通百姓也會逼上梁山，淪為反賊。」
她的語氣很是嚴肅：「文學歸根到底是人學，文以載道，首先它就要說人話，做人事，而不簡單是你展示觀點的提線木偶，否則直接就用四書五經去宣講了，為什麽還要用戲劇呢？你隻有讓語言盡可能生動接地氣，百姓才看得懂；隻有把故事講好，把人物立起來，才真有可能感染人，打動人，達到感化人心的效果。你要記住一句話，『當作者死了，人物才能立起來。』當你不按照自己理想的路徑去設計人物的行為，而讓他按照自己的性格去說話辦事，這個人物才算活起來。」
她鬆緩了語氣：「我讓你來寫這齣戲，不完全是因為他們都忙，而是因為希望你能寫好，也相信你能寫好，更希望你能在文學尤其是戲曲小說方麵能夠有所成就——別看我，我是為了你好。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和我，都跟林沖一樣，是逼上梁山的人。你那篇策論，成為改革的楔子，有人贊你，自然也有人想毀了你，以此否定改革的正確性，你要有被謾罵詆毀甚至誣陷的心理準備。但是光唾麵自幹是遠遠不夠的，你還要奮起反擊，和他們爭奪話語權，爭奪在百姓間的名聲，這樣，才能順利的推動改革，你在文學史和歷史書上，才能有個好名聲。所以，你一定要讓自己的作品與眾不同，別人不敢寫的要寫，別人敢寫的要寫的深刻到入木三分。這樣大家才都知道，他們膽子沒你大，視野沒你開闊，眼光沒你深邃，思想沒有你深刻，甚至文筆都沒你犀利。一定要這樣，你才是一個政治家，一個文學家，一個真正的社會良心，而不是一個見風使舵的小人，一個天真爛漫的書生。朝廷也才沒有用錯人，改革才有了正當合理的依據，明白嗎？」
程敏政沉默了很久，這才磕頭；退下來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三天，這才走出來，把原書的段落又翻了好幾遍，回頭又把伍子胥的故事翻了好幾遍，又結合自己此前的見聞反覆琢磨，這才落筆。
汪舜華對新呈上來的腳本非常滿意，實在太有感覺了。
她發出感慨：「我朝的戲劇終於有了反映社會民生百態的現實主義力作，不再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恩怨糾纏。如果沿著這條路往前走，那就真能和唐詩宋詞元曲並稱了。」
她看向程敏政的眼神很是柔和：「杜甫有詩：『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我希望你一直能保持這份憂國憂民的初心，既能給朝廷更多好的建議，也能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這才是讀書人該有的擔當和格局。」
下麵麵麵相覷，汪太後還真不怕揭露社會黑暗、敗壞朝廷名聲、麵子上過不去？
——我還真不怕，左右不過是縫縫補補的事；反而真希望出幾個劃時代的巨著，為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群眾基礎，將來也能對某個作者說：「一個文（女）人的一本書引發了一場劃時代的變革。」那可是對付酸腐文人編排宮廷秘辛或者其他亂七八糟的反對聲音最好的反擊措施。
當然，如果不到萬不得已，戰爭可就免了吧。
《逼上梁山》火了，《水滸傳》也就真的風靡全國。
戲曲火了，也不是沒有副作用。比如扮演宋高宗和秦檜還有高俅陸謙等人的演員幾次差點被情緒激動的群眾狠揍，又是另外的事。
當然，火的不僅這兩部，還有丘浚的《五倫全備記》，創作的時間挺早，甚至在《滿江紅》之前。汪舜華不喜歡《琵琶記》，讓丘浚另外寫一部，結果他老人家沒多久就呈上來了。汪舜華記得上大學的時候，好像文學史上確實提到了這部作品，評價並不高。
當時笑道：「算了，你還是安心研究經世致用吧。」
她心裏盤算著，丘先生不從事戲劇創作，應該也不會影響大明文壇的繁榮局麵。
當然她不能不對三天就寫出了《滿江紅》的劉定之更加刮目相看——這齣八幕劇一氣嗬成，筆力千鈞，字字珠璣。於謙等人看過，都是讚賞有加，不易一字。
程敏政的背後有高人，汪舜華不用想就知道，他自己也承認，父親和嶽父幫他修改過；對於劉定之這種奇才，更要大力表彰，因此下旨重賞；順便也把兩人找過來談話。
程敏政神色莊重，劉定之很是驚喜——他本來以為當年汪太後把他打發到沂王府，仕途已經沒有指望，不是沒有產生過辭官歸隱的念頭，隻是當時朝廷整風，並不敢出來找不痛快，沒多久朝廷改革，汪太後又把他放出來，而且幾次大加讚賞他的才學。
隻是他有點擔心，自己在汪太後那裏掛了號，估計前途也就那樣；沒想到這回汪太後這樣幾乎是推心置腹的指出他身上的毛病——當然也連帶了身邊的程敏政，要求他提高站位，涵養氣度，作朝廷大臣。
劉定之深深地磕了個頭。
《五倫全備記》在群眾中影響不大，但在文人士大夫那裏很受歡迎。很快生員邵燦就寫了同人《香囊記》。
宗室朝臣很推崇這部戲，認為是能正人心、厚風俗的大雅之作，汪舜華卻聽得犯困。沒辦法，這種賣弄學問才情、追求典雅工麗的風格，實在不是她的菜。
內容重要，形式也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數，形式也是內容的一部分。因此，戲曲改革，既有題材的拓展、內容的升華，也有形式的轉變。
汪舜華倡導話劇。
她還記得男神的教誨：「是知今日之中國，欲收語言文字統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為之先不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極高之理論，施之有效之實事。若是者，其惟新劇乎！」
也就免不了以此教誨演職人員：「施之以教，齊之以恥，生聚教訓不十年，能重整河山，中興大明，亦意中事也。」
但是顯而易見，推行話劇的難度比推行戲曲的難度更高幾個段位。
一切隻能留給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