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放開輿論監督
經過思想的大解放之後，建立一個廉潔、高效、公平正義的好政府，就成了李經述關注的焦點。魯迅還為此上書李經述總統，要求政府放開輿論監督，稱這有助於遏製官員*，建立一個好政府。
魯迅在李經述接見他時，說：“古今中外，官員的貪腐問題所在皆有。說要根本解決，倒也沒有這個可能。但將之遏製在很小的範圍內，其實也不難。汲取古今中外的經驗，無非就是兩種方法：一是大幅度削減官員的權力，不給官員貪汙的機會；二是加強監督，多幾雙眼睛看著，放開報禁，開放輿論監督，就等於讓六萬萬老百姓的眼睛盯著所有政府官員，這對廉政局的監管是一種有力補充。”
李經述點點頭，說：“中國的古代也有禦史製度，近代出現了報紙，報紙可以把禦史不管的事情公開。報紙的輿論監督確實是監督官員的一*寶。我會讓國會通過相關法律，準備開放報禁，讓民間人士自由辦報。”
李經述要國會製定法律、放開輿論監督的意見後，袁世凱急匆匆趕來總統府，臉色很不好看，問李經述道：“我聽說大總統要開放報禁？”
這時，李經述正在總統府的後湖釣魚，算是小憩。袁世凱趕來時，正好一條半尺長的鯉魚上鉤，在耀眼的陽光中活蹦亂跳，他將魚取下放進魚桶裏，哈哈大笑，說：“項城，我正要去找你呢。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是於民有利的好事，你為何如此憂心？”
袁世凱說：“卑職以為，這樣可能會使我們將來失去政權！”
這時，帶有一絲涼意的風，吹皺了四周的水麵，李經述淡淡地回答袁世凱道:“世上的政權都是人民選的，沒有誰能永遠在台上。而且人民不是一架架機器，不能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又開動它毫釐不爽地去做替它規定好了的工作；人民像一棵樹，需要生長並且從各方麵發展起來，需要按照那使它成為活東西的內在力量趨向自由生長和發展。而言論自由，是他們最重要的自由，政府不能剝奪啊。”
李經述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分明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袁世凱第一次有點摸不透李經述的心思，他問道：“二十年前，大總統不是反對開放報禁嗎？這樣會不會搞亂人民的思想？”
李經述說：“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我們的國家內憂外患，主權沒有完全獨立，民眾多為吃飽飯而努力，當然不能開放報禁。不過，被剝奪了言論自主的人民，沒有尊嚴，不能叫活著，隻能說沒死而已。現在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言論自由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應該還給民眾了。這對監督我們政府的公職人員，防止貪汙*，是大有好處的。”
袁世凱說：“萬一有人又趁機搗亂怎麽辦？”
李經述說：“不足慮。開放報禁之前，國會會通過新聞法，禁止煽動暴力、對有損於國家利益、顛覆政府的言論予以禁止，還有侮辱誹謗他人等言論，也會被禁止。我們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執政的，不會‘一貫正確’，被強行壓製下去的聲音可能是正確的。要對不同的聲音多一些寬容。”
袁世凱說：“我還是有點擔心局麵會失控，社會的思想會混亂。”
李經述說：“我們要吸取前車之鑑。中華民族自古是一個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漢代就備有一套特別好的習俗：儒家思想！但是獨尊儒術後，中國卻已變成靜止的了，幾千年來原封未動，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蠻的滿清取代，這是對儒家最大的諷刺！我們隻接受一種聲音，就不可能再進步。反觀歐洲是不一樣的，中世紀的時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統治也是壟斷，但在後期文藝復興之後不同的思想出現了，這才導致了他們社會進步很快。這一點，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總是要追求一種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統一思想的話，中國不可能進步。所以我們現在要保障言論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見，不代表思想混亂，我還是希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袁世凱說：“就怕國民理性不夠，思想不統一，社會就會一片混亂。”
李經述說：“過去之所以說不亂，是被壓抑住了。那麽現在可以放開。放出來以後公開地討論，把所有的問題拿到桌麵上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穩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條路，那麽將來總有一天會成熟的，這是民主政治必須要經過的一個步驟。我反而覺得開放輿論監督之後，反而會使得我們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個滿嘴謊言的政府啊！而且我們提倡建設法製社會，輿論監督是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中華帝國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輿論監督具有公開性、廣泛性和及時性的特點，影響廣，時效快，容易引起重視，還是放開吧。”
袁世凱說：“我現在擔心的，是全國的記者隊伍素質不一，很多都隻是讀了幾天書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領社會的進步！記者本來就是一個浮光掠影的職業，如果不受約束，那社會就亂套了。”
經過思想的大解放之後，建立一個廉潔、高效、公平正義的好政府，就成了李經述關注的焦點。魯迅還為此上書李經述總統，要求政府放開輿論監督，稱這有助於遏製官員*，建立一個好政府。
魯迅在李經述接見他時，說：“古今中外，官員的貪腐問題所在皆有。說要根本解決，倒也沒有這個可能。但將之遏製在很小的範圍內，其實也不難。汲取古今中外的經驗，無非就是兩種方法：一是大幅度削減官員的權力，不給官員貪汙的機會；二是加強監督，多幾雙眼睛看著，放開報禁，開放輿論監督，就等於讓六萬萬老百姓的眼睛盯著所有政府官員，這對廉政局的監管是一種有力補充。”
李經述點點頭，說：“中國的古代也有禦史製度，近代出現了報紙，報紙可以把禦史不管的事情公開。報紙的輿論監督確實是監督官員的一*寶。我會讓國會通過相關法律，準備開放報禁，讓民間人士自由辦報。”
李經述要國會製定法律、放開輿論監督的意見後，袁世凱急匆匆趕來總統府，臉色很不好看，問李經述道：“我聽說大總統要開放報禁？”
這時，李經述正在總統府的後湖釣魚，算是小憩。袁世凱趕來時，正好一條半尺長的鯉魚上鉤，在耀眼的陽光中活蹦亂跳，他將魚取下放進魚桶裏，哈哈大笑，說：“項城，我正要去找你呢。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是於民有利的好事，你為何如此憂心？”
袁世凱說：“卑職以為，這樣可能會使我們將來失去政權！”
這時，帶有一絲涼意的風，吹皺了四周的水麵，李經述淡淡地回答袁世凱道:“世上的政權都是人民選的，沒有誰能永遠在台上。而且人民不是一架架機器，不能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又開動它毫釐不爽地去做替它規定好了的工作；人民像一棵樹，需要生長並且從各方麵發展起來，需要按照那使它成為活東西的內在力量趨向自由生長和發展。而言論自由，是他們最重要的自由，政府不能剝奪啊。”
李經述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分明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袁世凱第一次有點摸不透李經述的心思，他問道：“二十年前，大總統不是反對開放報禁嗎？這樣會不會搞亂人民的思想？”
李經述說：“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我們的國家內憂外患，主權沒有完全獨立，民眾多為吃飽飯而努力，當然不能開放報禁。不過，被剝奪了言論自主的人民，沒有尊嚴，不能叫活著，隻能說沒死而已。現在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言論自由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應該還給民眾了。這對監督我們政府的公職人員，防止貪汙*，是大有好處的。”
袁世凱說：“萬一有人又趁機搗亂怎麽辦？”
李經述說：“不足慮。開放報禁之前，國會會通過新聞法，禁止煽動暴力、對有損於國家利益、顛覆政府的言論予以禁止，還有侮辱誹謗他人等言論，也會被禁止。我們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執政的，不會‘一貫正確’，被強行壓製下去的聲音可能是正確的。要對不同的聲音多一些寬容。”
袁世凱說：“我還是有點擔心局麵會失控，社會的思想會混亂。”
李經述說：“我們要吸取前車之鑑。中華民族自古是一個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漢代就備有一套特別好的習俗：儒家思想！但是獨尊儒術後，中國卻已變成靜止的了，幾千年來原封未動，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蠻的滿清取代，這是對儒家最大的諷刺！我們隻接受一種聲音，就不可能再進步。反觀歐洲是不一樣的，中世紀的時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統治也是壟斷，但在後期文藝復興之後不同的思想出現了，這才導致了他們社會進步很快。這一點，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總是要追求一種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統一思想的話，中國不可能進步。所以我們現在要保障言論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見，不代表思想混亂，我還是希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袁世凱說：“就怕國民理性不夠，思想不統一，社會就會一片混亂。”
李經述說：“過去之所以說不亂，是被壓抑住了。那麽現在可以放開。放出來以後公開地討論，把所有的問題拿到桌麵上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穩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條路，那麽將來總有一天會成熟的，這是民主政治必須要經過的一個步驟。我反而覺得開放輿論監督之後，反而會使得我們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個滿嘴謊言的政府啊！而且我們提倡建設法製社會，輿論監督是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中華帝國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輿論監督具有公開性、廣泛性和及時性的特點，影響廣，時效快，容易引起重視，還是放開吧。”
袁世凱說：“我現在擔心的，是全國的記者隊伍素質不一，很多都隻是讀了幾天書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領社會的進步！記者本來就是一個浮光掠影的職業，如果不受約束，那社會就亂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