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之下，他的兒子隆慶皇帝隻能做到“繼體守文”，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既然比不上父親，自然更不能與雄才大略的洪武皇帝、永樂皇帝相提並論，就是頑劣的正德皇帝，也在很多方麵勝過他。
隆慶皇帝過於優柔寡斷，他不敢像他父親嘉靖皇帝、伯父正德皇帝那樣我行我素，嘉靖在位時，他隻是一味謹慎小心，甚至連親生父親都不敢多看一眼。
嘉靖去世後，繼位的隆慶皇帝上朝幾乎一言不發，任台下大臣爭吵得麵紅耳赤，繼而無奈地宣布退朝。
隆慶皇帝沒有鴻猷偉略，不善裁決，高高在上的皇位沒有帶給他令無數人拜倒於膝下的無上威嚴，倒像個麻煩不斷的燙手山芋。他厭惡政治，個人私生活可謂活色活香，嬪妃、喝酒、出遊，一個都不能少。若是以此判斷隆慶是一昏君，也有失客觀。因為他最大的優點就是毫不猶豫地把自己頭痛的國家大政委託給他的內閣大臣。
終隆慶一朝，內閣大學士先後有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殷士瞻、高儀九人，可謂人才濟濟。
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盡管皇帝昏庸懦弱，但好在有個強勢的內閣主持政務，短短的六年中，能臣賢吏聯手展開一係列政治、民生、軍事等多方麵的新政，帝國麵貌煥然一新。
另一方麵，強大的隆慶內閣強人輩出，奈何自古文人相輕，能臣們也不例外，個個互不相讓，閣僚關係異常複雜，各派係唇槍舌劍，朝政爭執隨之激烈。
這時的內閣，不知不覺中已將皇帝架空，頗有幾分君主立憲製之風。
不可奢望中國自此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明代這種“皇帝-內閣-科道”的製衡製度畢竟植根於中國傳統政治。黃宗羲曾言，皇帝“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帝位的神聖性是通過至高無上的權力表現出來的，皇帝不可能主動放權。
這種神聖性在統治者與百姓矛盾並不突出的時候尚能維持，一旦雙方矛盾變得尖銳，平民百姓就敢於，或者不得不站起來挑戰君主的權威，自秦朝有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之後，歷朝歷代都沒能跳出這個怪圈。
拜相入閣
話說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冬天的傍晚，忽有流火如毬，伴隨數點發著綠光的小火，從雨中冉冉騰過張居正宅邸，墜落到廚房水缸下，水中的流火頃刻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朋好友聽聞此事，一致認為這是祥瑞之兆，預言張大人新年定有大喜。
次年開春不久，萬物復甦，生機盎然，張居正也迎來他人生中最為春風得意之時。他先是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擢升為正三品的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正當眾人為他的破格提拔艷羨不已時，神聖的任命狀又飄然而至，張居正再次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他會試時的房師陳以勤一起入閣參與機要。
二人入閣，託了曾為裕王舊臣的福分。時年四十三歲的張居正，論輩分隻是一個新銳，內閣大學士中，除了科舉同年李春芳以外，全是他的老師或前輩。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狀元，狀元郎文采頗佳，因善撰青詞而大披聖眷，節節高升，早張居正兩年入閣拜相，獲得了與他的前輩嚴嵩同誌一樣的稱號：青詞宰相。
當時的嘉靖皇帝尤其偏好此物，想在政壇平步青雲甚至嶄露頭角，寫好青詞是“必修課”之一。嚴嵩、徐階、袁煒、嚴納等人入閣，無一不是因善寫青詞而備受皇帝青睞。
可惜張居正盡管滿腹經綸、學貫古今，但在撰寫青詞方麵較之以上諸公還有很大差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後，內閣十四位輔臣中，有九人是通過撰寫青詞起家的。可以想像，倘若嘉靖皇帝再長壽二十年，或許張居正這顆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就會被淹沒在青詞高手的汪洋大海裏。
誠然，寫好青詞是當時升官加爵的最佳捷徑，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有真才實學的強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被人所識。
張居正入閣之後，先是充任《明世宗實錄》的總裁官，不到兩個月，又晉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從侍讀學士到禮部尚書，不過一年多時間。
從品秩來講，侍講學士是從五品，少保是從一品，一年之內連升八級，驚人的升遷速度破大明紀錄，連嘉靖初年的“禮議”新貴張璁、桂萼都望塵莫及。
張居正升職路如此順暢，歸根究底，是由於恩師徐階的破格提拔和張居正卓越的領導能力。
官場上春風得意的張居正沒有辜負老師、朋友的信賴與支持，他發誓，“竭一念縷縷之忠，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做個以行誼文章兼顯於世的有為宰相。
寶刀初試，鋒芒畢見。
在內閣排行老末的張居正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以見解超卓著稱。他“獨引相體，出一語而輒中肯”，朝野各界無不對這位政壇新秀另眼相看，其實際威望已然高於其他閣臣。
張居正熟讀朝章國故，票擬的諭旨簡潔切要，在朝諸公遇有重要奏疏需要起草，總委託給張閣老。當時石星、詹仰庇因仗義直言忤逆皇上，多虧寫得一手好公文的張居正及時上疏求救，兩人才倖免於難。他也贏得了各方好感。
隆慶皇帝過於優柔寡斷，他不敢像他父親嘉靖皇帝、伯父正德皇帝那樣我行我素，嘉靖在位時，他隻是一味謹慎小心，甚至連親生父親都不敢多看一眼。
嘉靖去世後，繼位的隆慶皇帝上朝幾乎一言不發，任台下大臣爭吵得麵紅耳赤，繼而無奈地宣布退朝。
隆慶皇帝沒有鴻猷偉略，不善裁決，高高在上的皇位沒有帶給他令無數人拜倒於膝下的無上威嚴，倒像個麻煩不斷的燙手山芋。他厭惡政治，個人私生活可謂活色活香，嬪妃、喝酒、出遊，一個都不能少。若是以此判斷隆慶是一昏君，也有失客觀。因為他最大的優點就是毫不猶豫地把自己頭痛的國家大政委託給他的內閣大臣。
終隆慶一朝，內閣大學士先後有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殷士瞻、高儀九人，可謂人才濟濟。
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盡管皇帝昏庸懦弱，但好在有個強勢的內閣主持政務，短短的六年中，能臣賢吏聯手展開一係列政治、民生、軍事等多方麵的新政，帝國麵貌煥然一新。
另一方麵，強大的隆慶內閣強人輩出，奈何自古文人相輕，能臣們也不例外，個個互不相讓，閣僚關係異常複雜，各派係唇槍舌劍，朝政爭執隨之激烈。
這時的內閣，不知不覺中已將皇帝架空，頗有幾分君主立憲製之風。
不可奢望中國自此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明代這種“皇帝-內閣-科道”的製衡製度畢竟植根於中國傳統政治。黃宗羲曾言，皇帝“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帝位的神聖性是通過至高無上的權力表現出來的，皇帝不可能主動放權。
這種神聖性在統治者與百姓矛盾並不突出的時候尚能維持，一旦雙方矛盾變得尖銳，平民百姓就敢於，或者不得不站起來挑戰君主的權威，自秦朝有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之後，歷朝歷代都沒能跳出這個怪圈。
拜相入閣
話說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冬天的傍晚，忽有流火如毬，伴隨數點發著綠光的小火，從雨中冉冉騰過張居正宅邸，墜落到廚房水缸下，水中的流火頃刻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朋好友聽聞此事，一致認為這是祥瑞之兆，預言張大人新年定有大喜。
次年開春不久，萬物復甦，生機盎然，張居正也迎來他人生中最為春風得意之時。他先是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擢升為正三品的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正當眾人為他的破格提拔艷羨不已時，神聖的任命狀又飄然而至，張居正再次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他會試時的房師陳以勤一起入閣參與機要。
二人入閣，託了曾為裕王舊臣的福分。時年四十三歲的張居正，論輩分隻是一個新銳，內閣大學士中，除了科舉同年李春芳以外，全是他的老師或前輩。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狀元，狀元郎文采頗佳，因善撰青詞而大披聖眷，節節高升，早張居正兩年入閣拜相，獲得了與他的前輩嚴嵩同誌一樣的稱號：青詞宰相。
當時的嘉靖皇帝尤其偏好此物，想在政壇平步青雲甚至嶄露頭角，寫好青詞是“必修課”之一。嚴嵩、徐階、袁煒、嚴納等人入閣，無一不是因善寫青詞而備受皇帝青睞。
可惜張居正盡管滿腹經綸、學貫古今，但在撰寫青詞方麵較之以上諸公還有很大差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後，內閣十四位輔臣中，有九人是通過撰寫青詞起家的。可以想像，倘若嘉靖皇帝再長壽二十年，或許張居正這顆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就會被淹沒在青詞高手的汪洋大海裏。
誠然，寫好青詞是當時升官加爵的最佳捷徑，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有真才實學的強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被人所識。
張居正入閣之後，先是充任《明世宗實錄》的總裁官，不到兩個月，又晉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從侍讀學士到禮部尚書，不過一年多時間。
從品秩來講，侍講學士是從五品，少保是從一品，一年之內連升八級，驚人的升遷速度破大明紀錄，連嘉靖初年的“禮議”新貴張璁、桂萼都望塵莫及。
張居正升職路如此順暢，歸根究底，是由於恩師徐階的破格提拔和張居正卓越的領導能力。
官場上春風得意的張居正沒有辜負老師、朋友的信賴與支持，他發誓，“竭一念縷縷之忠，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做個以行誼文章兼顯於世的有為宰相。
寶刀初試，鋒芒畢見。
在內閣排行老末的張居正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以見解超卓著稱。他“獨引相體，出一語而輒中肯”，朝野各界無不對這位政壇新秀另眼相看，其實際威望已然高於其他閣臣。
張居正熟讀朝章國故，票擬的諭旨簡潔切要，在朝諸公遇有重要奏疏需要起草，總委託給張閣老。當時石星、詹仰庇因仗義直言忤逆皇上，多虧寫得一手好公文的張居正及時上疏求救，兩人才倖免於難。他也贏得了各方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