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到了聯邦政府成立的1789年，美國陸軍也才718人。對華盛頓來說，在北美的土地上建立一支常備軍，直到他撒手人寰那一刻，都沒有變成現實。昨日還在獨立戰爭中浴血奮戰的人，如今都成了散居各州的平民。盡管美國人需要軍事英雄，盡管美國人也崇敬作為軍事英雄的華盛頓，但不是因為他像凱撒，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平民戰士，美國的辛辛那圖斯——聽從國家的召喚走向戰場，一完成使命就退隱故鄉。
“常備軍是危險的”
戰爭結束了，軍人們卸甲歸田。
1784年6月2日，國會指令亨利·諾克斯遣散軍隊，隻保留了80名士兵。可是英國無視巴黎和約的規定，繼續在西北部地區的要塞駐防，而且印第安人的威脅也近在眼前。雖說靠這80個人，就是有賊心加賊膽，也沒有人能搞得起軍事獨裁來，可是麵對外部危險怎麽辦？
在指令諾克斯遣散軍隊的第二天，國會又要求賓夕法尼亞、新澤西、紐約和康乃狄克從民兵中裝備一支700人的部隊。由此建立的美國第1團，在奪取英國人的要塞時出師不利。麻煩還不止於此。1786—1787年的謝斯起義，又顯露了邦聯政府維護國內秩序方麵的能力極其有限。
即便如此，美國的立國者們並沒有因此就焦慮到無視自由的地步。
在1787年的製憲會議上，南卡羅來納代表巴特勒擔心：“這個國家難道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出現喀提林和克倫威爾式的人物？”維吉尼亞代表麥迪遜則說：“一支常備軍，加上一位膨脹的行政官，絕非公民權利的長期安全伴侶。防禦外來入侵的手段，總是成為在國內推行暴政的工具。在羅馬人當中，隻要感到有內亂的風吹草動，發動戰爭就成為常規口號。整個歐洲，總是以防禦為藉口，保持常備軍，奴役人民。”
可是怎麽才能保證軍隊不危及人民的安全與自由呢？
南卡羅來納代表查爾斯·平克尼（1754—1824）出的點子是，“未經聯邦議會同意，和平時期不得維持軍隊”，“軍隊永遠從屬於文官體製的權力之下”。而在麻薩諸塞代表格裏看來，在和平時期保留常備軍是危險的，為了減輕這種危險，就應該限製軍隊的數量。他甚至提議和平時期保留的軍隊，不得超過二千到三千人。據說，聽了格裏的這個提議，華盛頓向旁邊的人耳語了一句，故意讓人聽見，意思是不能在憲法裏寫上部隊的限額，以免敵人以大於限額的力量來發動進攻。
盡管代表們在常備軍問題上的看法有分歧，但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無人期望未來的軍隊演變成為國中之國。德拉瓦的代表迪金森就認為，“劍掌握在誰手裏”，是最重要的問題。
製憲會議的代表們深知，雖然美國的獨立和自由是靠槍桿子打下來的，但一不留神，槍桿子裏也可能出獨裁、專製的政權。就在製憲會議召開這一年，北美十三州裏，賓夕法尼亞和北卡羅來納的憲法就明確規定“由於常備軍在平時危及自由，所以不應設置”。新罕布夏、麻薩諸塞、德拉瓦和馬裏蘭則在各自的民權條例中有這種含義的條款：“常備軍危及自由，如未經立法機關同意不得徵募或設置。”
在批準憲法的爭論中，對常備軍的不同意見，再一次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派屈克·亨利在維吉尼亞審批憲法的會議上警告說：“鑑於國會既有稅收之權，又有徵兵和控製民兵之權，因此，便一手握住了寶劍，一手抓住了錢囊。而我們既無寶劍，又無錢囊，能說我們是安全的嗎？國會在這兩方麵的權力是無限的，這些權力全都是由我們賦予的。請爽快地告訴我，如果從人民手中既奪走寶劍，又取走錢囊，那人民何時何地還有自由可言？除非在人間出現奇蹟，否則，在失掉寶劍和錢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是不可能保持自由的。”而遠在歐洲的傑斐遜，1787年12月20日也寫信對詹姆斯·麥迪遜說：“我承認，我對一個軍事力量非常強大的政府沒有好感。它總是壓迫性的。它使統治者逍遙自在，而人民卻飽受苦難。”次年7月31日，傑斐遜在巴黎寫給麥迪遜的信裏，再一次表達了他對常備軍的戒備之意：“如果找不到製約辦法把常備軍數目控製在安全範圍之內，而是盡量予以容忍，那就應該完全放棄常備軍，妥善訓練民兵，讓民兵來守衛軍火庫。”
當時北美的政治地圖，就像漢密爾頓所說的那樣：“與我們毗連的大不列顛、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領土，不隻是同某幾個州接壤，而是從緬因到喬治亞把整個聯邦包圍起來。”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是處在敵意的包圍之中，有國哪能無防？亨利、傑斐遜這些人對常備軍憂心忡忡，並不是他們沒有“大局”意識，事實上，他們的擔心反映了“大局”的另一麵：國家陷入軍事專製的危險。
即使是熱情洋溢地為批準憲法而努力的麥迪遜，在辯稱常備軍“可能是一種需要”的同時，也承認北美殖民地的主流觀念——“常備軍有危險性”。在這種背景下，他為常備軍的辯護，小心翼翼：“從小處看，常備軍會帶來麻煩。從大處看，常備軍的後果可能致命。廣而言之，常備軍是值得嘉許的深思熟慮之果和預防措施。一個明智的國家，應該把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不要急於把對自己的安全可能必要的資源，斥之門外，要提高謹慎之心；也不要孤注一擲，把軍隊變成危害公民自由的危險。”日後，麥迪遜在1809年3月4日的總統就職演說裏還在說，“在必要的限度內保有一支常設部隊，永遠記得武裝起來並受過訓練的民團是共和國最堅實的堡壘——沒有常備軍它們的自由絕不會有危險，擁有龐大的常備軍並不就安全。”
“常備軍是危險的”
戰爭結束了，軍人們卸甲歸田。
1784年6月2日，國會指令亨利·諾克斯遣散軍隊，隻保留了80名士兵。可是英國無視巴黎和約的規定，繼續在西北部地區的要塞駐防，而且印第安人的威脅也近在眼前。雖說靠這80個人，就是有賊心加賊膽，也沒有人能搞得起軍事獨裁來，可是麵對外部危險怎麽辦？
在指令諾克斯遣散軍隊的第二天，國會又要求賓夕法尼亞、新澤西、紐約和康乃狄克從民兵中裝備一支700人的部隊。由此建立的美國第1團，在奪取英國人的要塞時出師不利。麻煩還不止於此。1786—1787年的謝斯起義，又顯露了邦聯政府維護國內秩序方麵的能力極其有限。
即便如此，美國的立國者們並沒有因此就焦慮到無視自由的地步。
在1787年的製憲會議上，南卡羅來納代表巴特勒擔心：“這個國家難道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出現喀提林和克倫威爾式的人物？”維吉尼亞代表麥迪遜則說：“一支常備軍，加上一位膨脹的行政官，絕非公民權利的長期安全伴侶。防禦外來入侵的手段，總是成為在國內推行暴政的工具。在羅馬人當中，隻要感到有內亂的風吹草動，發動戰爭就成為常規口號。整個歐洲，總是以防禦為藉口，保持常備軍，奴役人民。”
可是怎麽才能保證軍隊不危及人民的安全與自由呢？
南卡羅來納代表查爾斯·平克尼（1754—1824）出的點子是，“未經聯邦議會同意，和平時期不得維持軍隊”，“軍隊永遠從屬於文官體製的權力之下”。而在麻薩諸塞代表格裏看來，在和平時期保留常備軍是危險的，為了減輕這種危險，就應該限製軍隊的數量。他甚至提議和平時期保留的軍隊，不得超過二千到三千人。據說，聽了格裏的這個提議，華盛頓向旁邊的人耳語了一句，故意讓人聽見，意思是不能在憲法裏寫上部隊的限額，以免敵人以大於限額的力量來發動進攻。
盡管代表們在常備軍問題上的看法有分歧，但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無人期望未來的軍隊演變成為國中之國。德拉瓦的代表迪金森就認為，“劍掌握在誰手裏”，是最重要的問題。
製憲會議的代表們深知，雖然美國的獨立和自由是靠槍桿子打下來的，但一不留神，槍桿子裏也可能出獨裁、專製的政權。就在製憲會議召開這一年，北美十三州裏，賓夕法尼亞和北卡羅來納的憲法就明確規定“由於常備軍在平時危及自由，所以不應設置”。新罕布夏、麻薩諸塞、德拉瓦和馬裏蘭則在各自的民權條例中有這種含義的條款：“常備軍危及自由，如未經立法機關同意不得徵募或設置。”
在批準憲法的爭論中，對常備軍的不同意見，再一次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派屈克·亨利在維吉尼亞審批憲法的會議上警告說：“鑑於國會既有稅收之權，又有徵兵和控製民兵之權，因此，便一手握住了寶劍，一手抓住了錢囊。而我們既無寶劍，又無錢囊，能說我們是安全的嗎？國會在這兩方麵的權力是無限的，這些權力全都是由我們賦予的。請爽快地告訴我，如果從人民手中既奪走寶劍，又取走錢囊，那人民何時何地還有自由可言？除非在人間出現奇蹟，否則，在失掉寶劍和錢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是不可能保持自由的。”而遠在歐洲的傑斐遜，1787年12月20日也寫信對詹姆斯·麥迪遜說：“我承認，我對一個軍事力量非常強大的政府沒有好感。它總是壓迫性的。它使統治者逍遙自在，而人民卻飽受苦難。”次年7月31日，傑斐遜在巴黎寫給麥迪遜的信裏，再一次表達了他對常備軍的戒備之意：“如果找不到製約辦法把常備軍數目控製在安全範圍之內，而是盡量予以容忍，那就應該完全放棄常備軍，妥善訓練民兵，讓民兵來守衛軍火庫。”
當時北美的政治地圖，就像漢密爾頓所說的那樣：“與我們毗連的大不列顛、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領土，不隻是同某幾個州接壤，而是從緬因到喬治亞把整個聯邦包圍起來。”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是處在敵意的包圍之中，有國哪能無防？亨利、傑斐遜這些人對常備軍憂心忡忡，並不是他們沒有“大局”意識，事實上，他們的擔心反映了“大局”的另一麵：國家陷入軍事專製的危險。
即使是熱情洋溢地為批準憲法而努力的麥迪遜，在辯稱常備軍“可能是一種需要”的同時，也承認北美殖民地的主流觀念——“常備軍有危險性”。在這種背景下，他為常備軍的辯護，小心翼翼：“從小處看，常備軍會帶來麻煩。從大處看，常備軍的後果可能致命。廣而言之，常備軍是值得嘉許的深思熟慮之果和預防措施。一個明智的國家，應該把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不要急於把對自己的安全可能必要的資源，斥之門外，要提高謹慎之心；也不要孤注一擲，把軍隊變成危害公民自由的危險。”日後，麥迪遜在1809年3月4日的總統就職演說裏還在說，“在必要的限度內保有一支常設部隊，永遠記得武裝起來並受過訓練的民團是共和國最堅實的堡壘——沒有常備軍它們的自由絕不會有危險，擁有龐大的常備軍並不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