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華盛頓寫信給理察·亨利·李（1732—1794），請他說服議員們，之所以沒有早些寫信匯報，並非玩忽職守，而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料到，“在正規軍隊裏肯定會在一小時內幹完的事在這裏需要花八天的時間”。這樣一支隊伍，能擔當得了對付英軍的重任麽？
根據自己的境況和經驗，華盛頓認為，建立一支常備軍是必要的。
當時，大陸軍由各州招募而來。軍人們都是誌願入伍，從軍時間的長短，事先就有合同約定，即使入了伍，誰也沒權隨便“役使”他們。從這個角度來說，大陸軍是一支地地道道的誌願軍。
這種募兵方式，讓華盛頓很是撓頭。
對新上任的總司令華盛頓來說，他統率的這支部隊，按照軍人們簽訂的合同，老兵們到1775年年底左右就該退伍了。可仗還在打。華盛頓和大陸會議的當務之急，就是說服1775年在軍中戰鬥的士兵們留下來繼續從軍，要不然，華盛頓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可是說服的效果並不理想。
1776年2月1日，華盛頓在給約瑟夫·裏德的信裏抱怨，短期募兵的“弊病之大，害處之廣，遠非任何人（如果不是目擊者的話）能夠想像”。這一年，他請求士兵從軍期限為3年。雖然這樣做可以增強大陸軍的戰鬥力，但是大陸會議的代表們卻擔心，一支內部組織過於嚴密的軍隊，往往有成為暴君手中工具的危險。他們不想從爭自由始，而以獲暴政終。如果革命的結果隻不過是換一個奴役者，流血的意義又何在呢？革命不能隻是城頭變換大王旗。最後雖然採納了華盛頓那個三年期的建議，可是為了製約他的權力，規定各州有權委派自己部隊的軍官。
碰了壁的華盛頓並沒有死心，他繼續一再遊說大陸會議代表。1776年9月2日，他致信大陸會議議長約翰·漢考克：“如果我們的自由不是用一支永久性的常備軍，即戰爭中一直存在的軍隊去保衛，那麽，我們的自由即使不完全喪失，也會處於危險的境地。”沒過多久，他又寫信對漢考克講：“對常備軍的提防及所擔心的種種弊害，均非眼前所應考慮之事，按我們目前情況來看，我認為不足為懼。……如現在缺乏一支常備軍，則毀滅的後果終將不可避免。如果要我宣誓作證，究竟民兵從總的來說是有益還是有損，我將同意後者。”
其實，對於華盛頓麵臨的這個問題，並非隻有他一個人感受得到。可是在許多美國革命的領袖人物看來，建立常備軍並不明智。塞繆爾·亞當斯就說：“建立一支常備軍，無論有時看來多麽需要，但對人民的自由總是一種危險。士兵會傾向於認為，他們是不同於其他居民的一個團體。他們的手中總是持有武器。他們的製度和紀律是嚴格的。很快，他們就會附屬於自己的官長，盲目服從官長的指揮。對這樣一支力量必須小心看待。”
這是殖民地精英在追求和捍衛自由之路上的權衡、抉擇。
就在華盛頓一個勁地建議組建常備軍的1776年，他家鄉的維吉尼亞議會通過了《維吉尼亞權利法案》。該法案明確規定：“在和平時期，常備軍會危及自由，應避免設置；在任何情況下，軍隊都應嚴格服從文職權力，並受其統率。”傑斐遜起草的那份“維吉尼亞憲法草案”，盡管沒有派上用場，但其中就“常備軍”所寫的“除非實際發生了戰爭，本殖民地不得有常備軍”，同樣足以反映當時北美殖民地人民對常備軍的基本態度。
在這種傳統與社會氛圍之中，落空的，隻能是華盛頓的願望。不過，他此後依然年復一年，沒有放棄說服大陸會議建立常備軍的努力。1778年4月，華盛頓致信維吉尼亞派往大陸會議的代表約翰·班尼斯特（1734—1788），說“國會不幸對軍隊抱有嫉妒感。……這種嫉妒感建立在一般公認的觀點上，即：常備軍對政府是個威脅。這種觀點在適當的範圍內當然是正確的。在其他國家這種對軍隊的偏見隻在和平時期才有。我們的政策卻在戰爭時期對軍隊抱有偏見”。直到1780年10月，華盛頓在給喬治·梅森的信裏還在說：“我們必須有一支常備軍，而不是一支動搖不定的軍隊。”可就是到了1783年2月4日英國宣布停戰那一天，華盛頓麾下也沒有出現一支他夢寐以求的常備軍。
如果當初美利堅合眾國能夠組建一支常備軍，美國獨立戰爭的進程，或許真的就像華盛頓1780年8月對大陸會議主席薩繆爾·亨丁頓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保持一支常備軍，敵人就無所指望，而且很可能早就願意讓步求和了”。不過話說回來，對常備軍深懷戒心，也正是美國人沒有革命出一個強勢政權更不用說獨裁政權的重要原因。
獨立戰爭結束的這一年，邦聯國會設立了一個由漢密爾頓擔任主席的，研究軍事問題的委員會。無論是華盛頓和斯徒本將軍給這個委員會的意見，還是漢密爾頓的報告，都隻是建議組建一支小型的常備軍。可是，華盛頓想建立一支和平時期的常備軍的觀點，大大超過了國會的意願，盡管華盛頓隻是建議常備軍設四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和工兵團，官兵總數隻有2631人。
當華盛頓辭去了大陸軍總司令一職後，就連從大陸軍中短期保留500名步兵、100名炮兵的建議，都遭到了國會的拒絕。1784年6月2日，國會指令亨利·諾克斯遣散軍隊，隻在西點保留55名士兵，在皮特堡保留25名士兵，以及為數不多的軍官。這樣一來，大陸軍以後就沒有任何可能再直接產生陸軍團隊。真正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根據自己的境況和經驗，華盛頓認為，建立一支常備軍是必要的。
當時，大陸軍由各州招募而來。軍人們都是誌願入伍，從軍時間的長短，事先就有合同約定，即使入了伍，誰也沒權隨便“役使”他們。從這個角度來說，大陸軍是一支地地道道的誌願軍。
這種募兵方式，讓華盛頓很是撓頭。
對新上任的總司令華盛頓來說，他統率的這支部隊，按照軍人們簽訂的合同，老兵們到1775年年底左右就該退伍了。可仗還在打。華盛頓和大陸會議的當務之急，就是說服1775年在軍中戰鬥的士兵們留下來繼續從軍，要不然，華盛頓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可是說服的效果並不理想。
1776年2月1日，華盛頓在給約瑟夫·裏德的信裏抱怨，短期募兵的“弊病之大，害處之廣，遠非任何人（如果不是目擊者的話）能夠想像”。這一年，他請求士兵從軍期限為3年。雖然這樣做可以增強大陸軍的戰鬥力，但是大陸會議的代表們卻擔心，一支內部組織過於嚴密的軍隊，往往有成為暴君手中工具的危險。他們不想從爭自由始，而以獲暴政終。如果革命的結果隻不過是換一個奴役者，流血的意義又何在呢？革命不能隻是城頭變換大王旗。最後雖然採納了華盛頓那個三年期的建議，可是為了製約他的權力，規定各州有權委派自己部隊的軍官。
碰了壁的華盛頓並沒有死心，他繼續一再遊說大陸會議代表。1776年9月2日，他致信大陸會議議長約翰·漢考克：“如果我們的自由不是用一支永久性的常備軍，即戰爭中一直存在的軍隊去保衛，那麽，我們的自由即使不完全喪失，也會處於危險的境地。”沒過多久，他又寫信對漢考克講：“對常備軍的提防及所擔心的種種弊害，均非眼前所應考慮之事，按我們目前情況來看，我認為不足為懼。……如現在缺乏一支常備軍，則毀滅的後果終將不可避免。如果要我宣誓作證，究竟民兵從總的來說是有益還是有損，我將同意後者。”
其實，對於華盛頓麵臨的這個問題，並非隻有他一個人感受得到。可是在許多美國革命的領袖人物看來，建立常備軍並不明智。塞繆爾·亞當斯就說：“建立一支常備軍，無論有時看來多麽需要，但對人民的自由總是一種危險。士兵會傾向於認為，他們是不同於其他居民的一個團體。他們的手中總是持有武器。他們的製度和紀律是嚴格的。很快，他們就會附屬於自己的官長，盲目服從官長的指揮。對這樣一支力量必須小心看待。”
這是殖民地精英在追求和捍衛自由之路上的權衡、抉擇。
就在華盛頓一個勁地建議組建常備軍的1776年，他家鄉的維吉尼亞議會通過了《維吉尼亞權利法案》。該法案明確規定：“在和平時期，常備軍會危及自由，應避免設置；在任何情況下，軍隊都應嚴格服從文職權力，並受其統率。”傑斐遜起草的那份“維吉尼亞憲法草案”，盡管沒有派上用場，但其中就“常備軍”所寫的“除非實際發生了戰爭，本殖民地不得有常備軍”，同樣足以反映當時北美殖民地人民對常備軍的基本態度。
在這種傳統與社會氛圍之中，落空的，隻能是華盛頓的願望。不過，他此後依然年復一年，沒有放棄說服大陸會議建立常備軍的努力。1778年4月，華盛頓致信維吉尼亞派往大陸會議的代表約翰·班尼斯特（1734—1788），說“國會不幸對軍隊抱有嫉妒感。……這種嫉妒感建立在一般公認的觀點上，即：常備軍對政府是個威脅。這種觀點在適當的範圍內當然是正確的。在其他國家這種對軍隊的偏見隻在和平時期才有。我們的政策卻在戰爭時期對軍隊抱有偏見”。直到1780年10月，華盛頓在給喬治·梅森的信裏還在說：“我們必須有一支常備軍，而不是一支動搖不定的軍隊。”可就是到了1783年2月4日英國宣布停戰那一天，華盛頓麾下也沒有出現一支他夢寐以求的常備軍。
如果當初美利堅合眾國能夠組建一支常備軍，美國獨立戰爭的進程，或許真的就像華盛頓1780年8月對大陸會議主席薩繆爾·亨丁頓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保持一支常備軍，敵人就無所指望，而且很可能早就願意讓步求和了”。不過話說回來，對常備軍深懷戒心，也正是美國人沒有革命出一個強勢政權更不用說獨裁政權的重要原因。
獨立戰爭結束的這一年，邦聯國會設立了一個由漢密爾頓擔任主席的，研究軍事問題的委員會。無論是華盛頓和斯徒本將軍給這個委員會的意見，還是漢密爾頓的報告，都隻是建議組建一支小型的常備軍。可是，華盛頓想建立一支和平時期的常備軍的觀點，大大超過了國會的意願，盡管華盛頓隻是建議常備軍設四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和工兵團，官兵總數隻有2631人。
當華盛頓辭去了大陸軍總司令一職後，就連從大陸軍中短期保留500名步兵、100名炮兵的建議，都遭到了國會的拒絕。1784年6月2日，國會指令亨利·諾克斯遣散軍隊，隻在西點保留55名士兵，在皮特堡保留25名士兵，以及為數不多的軍官。這樣一來，大陸軍以後就沒有任何可能再直接產生陸軍團隊。真正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