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鍾的討論，都有史實依據，結論來自對事實的歸納，可謂論從史出，實事求是。但是他落筆謹慎，沒有用定律之類的概念稱呼他的結論。我比較敢冒險，替他論證幾段。
考察王朝興衰，看那些考察王朝興衰的著作，似乎可以提煉出一個公式。這個公式的左邊是社會的各種危機：民間的危機，統治集團內部的危機，官民關係的危機，國際關係的危機，以及各種危機交織的總和；公式的右邊，是解決這些危機的實力，即各種物質和精神資源，乘以使用效率——製度與人才。如果這是一個等式，那麽社會可以維持穩定。如果這是一個不等式，危機大於解決危機的實力，那麽，這個王朝就會走向衰亡。反之，解決危機的實力大於危機，那麽，這個王朝就有興起的潛力。
德國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無法解決的國際危機，因此走向滅亡。這兩個國家為何犯下如此大錯？一個是希特勒的權力擴張，一個是日本軍部的權力擴張。權力製約機製失效，一意孤行，直至滅亡。權力不受製約的擴張，可以製造危機，還可以降低解決危機的效率。順著這條思路，我們也可以從秦漢一直解釋到明清。民變，官變，國際關係之變，都在這個解釋套路之內。例如，秦朝死於官家權力過度擴張，漢朝死於外戚權力過度擴張。
老子說：“不失其所者久。”“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表述的近似長壽定律。奈何，不受製約的權力擴張起來很容易，長期的自我約束很不容易，於是，我們就看不到長壽的獨裁政權。
不過，權力不受製約，一定會擴張嗎？一定犯錯嗎？
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他的論證方式是總結經驗，屬於歸納法。仔細歸納起來，有權力的人容易濫用權力，這句話大體符合事實，但也不一定濫用權力，這句話仍然符合事實。華盛頓即是例證。同是漢朝皇帝，漢武帝濫用權力，漢文帝卻自律極嚴。歸納法得出的結論，大體可以成立，卻不一定成立。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還可以如此論證：
大前提：任何人都趨利避害；
小前提：掌權者是人，權力通常是利；
結論：掌權者通常會擴張權力，直到利益消失，得不償失為止。
這番演繹推理，最可討論之處，就是小前提中的“權力通常是利”。權力對所有人都意味著利嗎？華盛頓熱衷於土地交易和農場經營，對專製深惡痛絕。在他看來，讓他當國王不僅對社會不利，對他本人也不利。引入個人偏好，再引入作為判斷基準的價值觀，引入精神因素，利害評估頓時複雜了。撈錢是利益，擴張權力是利益，名垂青史是利益，辭職退位仍是利益。有了這些變量，我們才會見到華盛頓這樣的人，他仍在追求利益，卻不追求權力。不過，絕大多數人認為權力是利，進入政界的人尤其熱衷於權力，在權力主導的社會，權力確實也是各種利益的淵藪，這種說法也不錯。所以，權力通常是利，掌權者通常會擴張權力，從統計學角度看，這個判斷高度趨近事實真相。
掌權者的上述利益，掌權者對權力的擴張，可能與社會利益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旦不一致，權力越大，錯誤越大。如果不受製約，就可能導致崩盤。掌權者追求利益，擴張權力，從長期看，在幾代人的跨度中，在各種思潮和價值觀的變動中，利益相悖的概率極高，犯錯的概率極高，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比較長的時段上，衰亡定律不僅可以得到經驗證明，也可以得到邏輯證明。大體如此，基本如此，時間越長越是如此。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近現代史，最近兩三百年的世界史，還有許多重要現象值得討論，但本書並未討論。我聽說，這本書原稿的篇幅比現在長一倍，也許那裏有更多的討論和論證吧。
黃鍾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也是一個溫和理性審慎的人。這是一種奇特的組合。我有幸與他共事數年，很敬重他的人品和學識。書如其人。
2016年4月21日
自序 我相信道不遠人
從大學開始，直至畢業後的二十餘年裏，一種揮之不去，卻又盡力想要擺脫的渺小感，督促我圍繞這本小書的主題進行著某種思考或探討。
此處所謂渺小，是個體相對於國家而言。如夢魘纏身的渺小感，主要是一種心理意識。這種意識與出身、財富、能力、力氣等等關係甚少，卻與一個人在特定社會裏的自由程度、權利保障程度幹係極大。我若能做一個麵對權力沒有渺小感的“小人物”，此生足矣。
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都像喬治·華盛頓、比爾·蓋茨那樣位高勛重或富可敵國，多數人在其他人眼裏，不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人甲或路人乙，每天過著稀鬆平常的生活，做著一輩子也不可能驚天動地的營生，或種地放牧，或引車賣漿，或當差受僱……司馬遷、班固，或者希羅多德、普魯塔克那樣的史家，不會用其如椽之筆讓他們永駐史冊。
但在一個正常的國度，這些路人甲或路人乙，無論貧富，無論官民，都能自由地過著安全而有尊嚴的生活。我在這本書裏，引用了柴契爾夫人的父親弗雷德·羅伯茨——一個英國雜貨店老闆的例子。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羅伯茨在一次宴會上曾這樣告訴來賓：“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這種生活，是為了他們自己，也屬於他們自己。他們不會身不由己地淪為權力的工具，也不會因為自己不夠富有不夠顯赫而自感渺小。
考察王朝興衰，看那些考察王朝興衰的著作，似乎可以提煉出一個公式。這個公式的左邊是社會的各種危機：民間的危機，統治集團內部的危機，官民關係的危機，國際關係的危機，以及各種危機交織的總和；公式的右邊，是解決這些危機的實力，即各種物質和精神資源，乘以使用效率——製度與人才。如果這是一個等式，那麽社會可以維持穩定。如果這是一個不等式，危機大於解決危機的實力，那麽，這個王朝就會走向衰亡。反之，解決危機的實力大於危機，那麽，這個王朝就有興起的潛力。
德國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無法解決的國際危機，因此走向滅亡。這兩個國家為何犯下如此大錯？一個是希特勒的權力擴張，一個是日本軍部的權力擴張。權力製約機製失效，一意孤行，直至滅亡。權力不受製約的擴張，可以製造危機，還可以降低解決危機的效率。順著這條思路，我們也可以從秦漢一直解釋到明清。民變，官變，國際關係之變，都在這個解釋套路之內。例如，秦朝死於官家權力過度擴張，漢朝死於外戚權力過度擴張。
老子說：“不失其所者久。”“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表述的近似長壽定律。奈何，不受製約的權力擴張起來很容易，長期的自我約束很不容易，於是，我們就看不到長壽的獨裁政權。
不過，權力不受製約，一定會擴張嗎？一定犯錯嗎？
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他的論證方式是總結經驗，屬於歸納法。仔細歸納起來，有權力的人容易濫用權力，這句話大體符合事實，但也不一定濫用權力，這句話仍然符合事實。華盛頓即是例證。同是漢朝皇帝，漢武帝濫用權力，漢文帝卻自律極嚴。歸納法得出的結論，大體可以成立，卻不一定成立。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還可以如此論證：
大前提：任何人都趨利避害；
小前提：掌權者是人，權力通常是利；
結論：掌權者通常會擴張權力，直到利益消失，得不償失為止。
這番演繹推理，最可討論之處，就是小前提中的“權力通常是利”。權力對所有人都意味著利嗎？華盛頓熱衷於土地交易和農場經營，對專製深惡痛絕。在他看來，讓他當國王不僅對社會不利，對他本人也不利。引入個人偏好，再引入作為判斷基準的價值觀，引入精神因素，利害評估頓時複雜了。撈錢是利益，擴張權力是利益，名垂青史是利益，辭職退位仍是利益。有了這些變量，我們才會見到華盛頓這樣的人，他仍在追求利益，卻不追求權力。不過，絕大多數人認為權力是利，進入政界的人尤其熱衷於權力，在權力主導的社會，權力確實也是各種利益的淵藪，這種說法也不錯。所以，權力通常是利，掌權者通常會擴張權力，從統計學角度看，這個判斷高度趨近事實真相。
掌權者的上述利益，掌權者對權力的擴張，可能與社會利益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旦不一致，權力越大，錯誤越大。如果不受製約，就可能導致崩盤。掌權者追求利益，擴張權力，從長期看，在幾代人的跨度中，在各種思潮和價值觀的變動中，利益相悖的概率極高，犯錯的概率極高，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比較長的時段上，衰亡定律不僅可以得到經驗證明，也可以得到邏輯證明。大體如此，基本如此，時間越長越是如此。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近現代史，最近兩三百年的世界史，還有許多重要現象值得討論，但本書並未討論。我聽說，這本書原稿的篇幅比現在長一倍，也許那裏有更多的討論和論證吧。
黃鍾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也是一個溫和理性審慎的人。這是一種奇特的組合。我有幸與他共事數年，很敬重他的人品和學識。書如其人。
2016年4月21日
自序 我相信道不遠人
從大學開始，直至畢業後的二十餘年裏，一種揮之不去，卻又盡力想要擺脫的渺小感，督促我圍繞這本小書的主題進行著某種思考或探討。
此處所謂渺小，是個體相對於國家而言。如夢魘纏身的渺小感，主要是一種心理意識。這種意識與出身、財富、能力、力氣等等關係甚少，卻與一個人在特定社會裏的自由程度、權利保障程度幹係極大。我若能做一個麵對權力沒有渺小感的“小人物”，此生足矣。
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都像喬治·華盛頓、比爾·蓋茨那樣位高勛重或富可敵國，多數人在其他人眼裏，不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人甲或路人乙，每天過著稀鬆平常的生活，做著一輩子也不可能驚天動地的營生，或種地放牧，或引車賣漿，或當差受僱……司馬遷、班固，或者希羅多德、普魯塔克那樣的史家，不會用其如椽之筆讓他們永駐史冊。
但在一個正常的國度，這些路人甲或路人乙，無論貧富，無論官民，都能自由地過著安全而有尊嚴的生活。我在這本書裏，引用了柴契爾夫人的父親弗雷德·羅伯茨——一個英國雜貨店老闆的例子。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羅伯茨在一次宴會上曾這樣告訴來賓：“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這種生活，是為了他們自己，也屬於他們自己。他們不會身不由己地淪為權力的工具，也不會因為自己不夠富有不夠顯赫而自感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