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表明，任何反應式的政治改革已經遠遠不足以保證可持續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中國可以從很多發展中國家以往的發展經驗中學到很多歷史教訓。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早期都曾經取得過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製度建設成就，前景曾為各界所看好。但是好景不長，到了國家達到中等發展水平時期，現有的既得利益挾持了國家政權，反對進一步的改革。接著而來的是經濟發展減緩，裹足不前，甚至出現倒退。
盡管不能斷然說中國會重複這些國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麵，中國已經麵臨這些國家曾經麵臨過的老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產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雖不能說這些既得利益已經操縱了國家政權，但它們的確擁有巨大的能量來抵製政府新的改革動議。壟斷、歧視中小企業、地方專製、權勢家族腐敗已經司空見慣。中央政府盡管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政策的執行力卻大打折扣，解決問題的成本越來越高，對很多問題感到無能為力。從前毛澤東講鬥爭，現在講利益協調，結果可能是什麽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萬不得已。
任何執政黨一旦成為現存利益格局的內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誰都知道今天中國社會的許許多多問題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來越多的官員成為這個利益網絡的一部分，難以自拔。在地方層麵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麽本身已成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於現有利益的分配，對執政黨整體的未來和國家的未來毫無考量。
中國的政治情景要求執政黨官員不能成為這個既得利益網絡的一部分。執政黨陷於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在一個新的社會經濟時代，黨本身的認同變得模糊起來，失去了新的發展方向。實際上，今天中國所需要的國家製度建設（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難，更艱巨。革命可以摧毀一切，推倒重來，但政治改革則不可。在告別了革命的時代後，現存利益格局的調整又如何能實現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達到革命才可以達到的結果，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的課題，更是執政黨在新形勢下的歷史任務。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1月2日
中國需要的是製度崛起
奧運會還沒有舉行，但“奧運會之後的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流行於國際社會的一個熱門話題。在經濟層麵，人們關切的是奧運會之後中國的經濟是否可以持續。盡管有分歧，人們對這一點還是可以達成一定的共識，即奧運會對中國的整體經濟有些影響，但不是很大。中國的經濟崛起主要來自於市場經濟和支持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經濟製度的確立。由此看來，奧運會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可保持勢頭強勁。
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深刻關切落在中國以政治體製為核心的國家製度層麵。經濟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看中國問題時關切的是數字，中國迅速擴大的各方麵的數據令他們擔憂。國際社會一波又一波的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與一些人單向麵地看待中國數字崛起的方法論有很大的關係。但也有很多學者關心中國內部的製度建設，從製度建設來審視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威脅”論者剛好相反，他們的結論往往就是：中國是一個“脆弱的大國”。在他們看來，中國可能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樣強大。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了美麗的數字，但在這些數字背後，中國的各方麵隱藏著深刻的製度危機。
所謂的深刻危機，並不是人們日常所討論的發生於中國社會的群體事件和官員腐敗等現象，也不是指中國的製度應對這些日常危機現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麵臨深刻危機的時候，中國現存的製度能否有效應對和消化。無疑，對很多人來說，處理和應對深刻危機的能力是檢驗中國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幾年前，“非典”危機成了人們檢驗中國是否是一個脆弱大國的機會，今年年初的雪災危機再次提供了這樣一個檢驗機會。的確，在這次危機中，中國各方麵的製度缺陷暴露無遺。
基礎設施須作長遠考慮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具備一整套有效的基礎硬體設施，包括以鐵路、空運和高速公路為主的交通運輸網，電網、水壩、能源供應係統、水源供應、通信網絡、醫療衛生網絡等。在很多西方國家，政府對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大多基礎設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對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考量必須是長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礎設施經歷上百年都完好無損。隻有近代國家才有能力動員大量的資源來建設這樣的基礎設施。當然，另一方麵，這樣的基礎設施也就成了近代國家的硬體基礎。
中國的基礎設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上，中國往往採用的是滾動式發展，有多少錢，就建相應質量的硬設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錢，再考慮提升基礎設施的質量。這樣就造成了諸多負麵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補補，質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礎設施的區域分割非常嚴重。基礎設施盡管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但實際上被各個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設基礎設施時較少考慮到自然災害。不像西方那樣，在建設基礎設施的時候，總會考量到各種災害，甚至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災害。其四，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很少考慮到戰爭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峽大壩時，因為各種因素，可能對戰爭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礎設施的興建可能都很少考慮到戰爭因素。如果遇到“敵國”有計劃的攻擊，中國的基礎設施很容易癱瘓。
盡管不能斷然說中國會重複這些國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麵，中國已經麵臨這些國家曾經麵臨過的老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產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雖不能說這些既得利益已經操縱了國家政權，但它們的確擁有巨大的能量來抵製政府新的改革動議。壟斷、歧視中小企業、地方專製、權勢家族腐敗已經司空見慣。中央政府盡管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政策的執行力卻大打折扣，解決問題的成本越來越高，對很多問題感到無能為力。從前毛澤東講鬥爭，現在講利益協調，結果可能是什麽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萬不得已。
任何執政黨一旦成為現存利益格局的內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誰都知道今天中國社會的許許多多問題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來越多的官員成為這個利益網絡的一部分，難以自拔。在地方層麵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麽本身已成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於現有利益的分配，對執政黨整體的未來和國家的未來毫無考量。
中國的政治情景要求執政黨官員不能成為這個既得利益網絡的一部分。執政黨陷於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在一個新的社會經濟時代，黨本身的認同變得模糊起來，失去了新的發展方向。實際上，今天中國所需要的國家製度建設（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難，更艱巨。革命可以摧毀一切，推倒重來，但政治改革則不可。在告別了革命的時代後，現存利益格局的調整又如何能實現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達到革命才可以達到的結果，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的課題，更是執政黨在新形勢下的歷史任務。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1月2日
中國需要的是製度崛起
奧運會還沒有舉行，但“奧運會之後的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流行於國際社會的一個熱門話題。在經濟層麵，人們關切的是奧運會之後中國的經濟是否可以持續。盡管有分歧，人們對這一點還是可以達成一定的共識，即奧運會對中國的整體經濟有些影響，但不是很大。中國的經濟崛起主要來自於市場經濟和支持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經濟製度的確立。由此看來，奧運會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可保持勢頭強勁。
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深刻關切落在中國以政治體製為核心的國家製度層麵。經濟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看中國問題時關切的是數字，中國迅速擴大的各方麵的數據令他們擔憂。國際社會一波又一波的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與一些人單向麵地看待中國數字崛起的方法論有很大的關係。但也有很多學者關心中國內部的製度建設，從製度建設來審視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威脅”論者剛好相反，他們的結論往往就是：中國是一個“脆弱的大國”。在他們看來，中國可能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樣強大。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了美麗的數字，但在這些數字背後，中國的各方麵隱藏著深刻的製度危機。
所謂的深刻危機，並不是人們日常所討論的發生於中國社會的群體事件和官員腐敗等現象，也不是指中國的製度應對這些日常危機現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麵臨深刻危機的時候，中國現存的製度能否有效應對和消化。無疑，對很多人來說，處理和應對深刻危機的能力是檢驗中國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幾年前，“非典”危機成了人們檢驗中國是否是一個脆弱大國的機會，今年年初的雪災危機再次提供了這樣一個檢驗機會。的確，在這次危機中，中國各方麵的製度缺陷暴露無遺。
基礎設施須作長遠考慮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具備一整套有效的基礎硬體設施，包括以鐵路、空運和高速公路為主的交通運輸網，電網、水壩、能源供應係統、水源供應、通信網絡、醫療衛生網絡等。在很多西方國家，政府對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大多基礎設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對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考量必須是長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礎設施經歷上百年都完好無損。隻有近代國家才有能力動員大量的資源來建設這樣的基礎設施。當然，另一方麵，這樣的基礎設施也就成了近代國家的硬體基礎。
中國的基礎設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上，中國往往採用的是滾動式發展，有多少錢，就建相應質量的硬設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錢，再考慮提升基礎設施的質量。這樣就造成了諸多負麵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補補，質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礎設施的區域分割非常嚴重。基礎設施盡管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但實際上被各個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設基礎設施時較少考慮到自然災害。不像西方那樣，在建設基礎設施的時候，總會考量到各種災害，甚至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災害。其四，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很少考慮到戰爭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峽大壩時，因為各種因素，可能對戰爭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礎設施的興建可能都很少考慮到戰爭因素。如果遇到“敵國”有計劃的攻擊，中國的基礎設施很容易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