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須承擔起製度創新責任
中共要承擔起製度創新的責任，這不僅對國家製度建設很重要，對執政黨本身的轉型也極為重要。任何政黨能否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基礎最為關鍵。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合法性已經從毛澤東時代基於革命的合法性轉移到基於推動經濟發展的合法性。中共和前蘇聯等國的共產黨的區別在於，前者有能力為社會提供經濟利益，而後者則沒有。但現在，中共的發展又到了一個關鍵的發展點，就是要把自身從一個推動經濟發展的政黨，轉型成為能夠為社會的大多數提供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政黨。所以，一方麵，中共開始在逐漸把經濟發展的責任移交給市場和社會的同時，把國家轉型成為規製型國家，從而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就一個良好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麵，也開始把提高保證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能力作為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的核心。而這種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並非是簡單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一整套新型的國家製度。可以相信，以國家製度建設為核心的政治創新，會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裏成為執政黨的首要議程。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6年12月19日
中國轉型使執政黨麵對新挑戰
中國有關方麵日前發表了“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在中共中央黨校一部分學員中所進行的一份“民意調查”，調查發現，多數受訪者最為關切的問題依次為社會治安、收入差異、腐敗、社會風氣、失業、地區發展差異、看病難看病貴、農民負擔、教育不公平等問題。有關政治改革的議題受到冷遇，大多數受訪者並不認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後，各種調查表明大多數中共幹部和市民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七大即將在秋季舉行，在中央黨校進行的這個調查所反映出來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視。盡管這個調查涉及麵不廣，但因為中央黨校是中共政治精英們聚集的地方，學員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出黨員幹部對中國改革的總體看法。
一方麵，這個調研的結果並不令人驚訝。受訪者所關切的問題的確是中國社會目前所麵臨的最主要問題。應當說，最近這些方麵的問題較之往年有很大的惡化，已經到了不得不給予關注的程度。再者，受訪者的看法也與中國目前所進行的社會改革相當一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改革重點一直在經濟麵，直到近年，改革重點才轉移到社會改革，試圖通過社會改革努力推動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同時消化經濟改革所產生的諸多負麵效應。
另一方麵，這個調查也包含著值得注意和令人擔憂的信息，那就是中共是否在轉變成為一個保守的政黨？正當中國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時候，政治改革在官員當中失去了迫切性。很顯然，所有這些問題是要通過政治改革得到解決的，而執政黨是政治改革的主體。
轉型要求提高執政能力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最具革命性也是最激進的政黨。這是歷史所決定的。毛澤東那一代中共領導人的主要任務是破除一個舊國家，建設一個新國家。從歷史的角度看，不管出現過什麽樣的問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給今天的中國構建了一個基本國家製度。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共的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但鄧小平同樣把中國的改革稱為“第二次革命”。鄧小平認識到從一個搞革命的政黨到一個專注經濟建設的政黨的轉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在80年代，鄧小平在很多場合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六四事件以後，盡管政治改革的聲音消失了，但中國仍不失激進的經濟改革。
現在，隨著中國進入中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又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共也進入了一個新的轉型時期，即向執政黨轉型。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已經成為中共麵對的主要議題。這個轉型是歷史必然。改革開放、全球化、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等因素已經導致中國社會質的變化，經濟社會的轉型要求治理的轉型，也就是說要建立人們所說的“良治”。建設“良治”的努力既表現在執政黨本身的建設上，也表現在執政黨和社會的關係的改變上。黨內改革和社會改革因此是近幾年來中國改革的主軸。
這個轉型正在進行，但轉型的過程已經顯露出執政黨的一些官員在政治改革方麵的保守性。不能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社會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來推動的。不過，迄今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機構改革、幹部人事製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輔助性的，既是為了給經濟和社會改革創造政治條件，也是為了應付經濟和社會改革所帶來的負麵結果。總體而言，這些改革都是為了體係維持。在很多方麵，政治改革明顯地表現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改革舉措往往是反應式的，不能有效地解決所存在的問題。前幾年，中共提出要與時俱進，但與時俱進並不夠，作為執政黨更應當引導社會的發展。
發展不允許中共變為保守
任何政黨和政治組織，一旦到了執政地位，保守性可以說是一個自然的傾向。但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國的發展不容許中共演變成為一個保守黨。從一個革命性政黨向執政黨轉變並不意味著黨可以演變成為一個保守政黨。中國社會經濟的現實情況表明，執政黨必須有新的定位，確定新的歷史任務，通過製度創新執政，通過製度創新推動國家的發展。
中共要承擔起製度創新的責任，這不僅對國家製度建設很重要，對執政黨本身的轉型也極為重要。任何政黨能否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基礎最為關鍵。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合法性已經從毛澤東時代基於革命的合法性轉移到基於推動經濟發展的合法性。中共和前蘇聯等國的共產黨的區別在於，前者有能力為社會提供經濟利益，而後者則沒有。但現在，中共的發展又到了一個關鍵的發展點，就是要把自身從一個推動經濟發展的政黨，轉型成為能夠為社會的大多數提供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政黨。所以，一方麵，中共開始在逐漸把經濟發展的責任移交給市場和社會的同時，把國家轉型成為規製型國家，從而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就一個良好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麵，也開始把提高保證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能力作為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的核心。而這種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並非是簡單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一整套新型的國家製度。可以相信，以國家製度建設為核心的政治創新，會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裏成為執政黨的首要議程。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6年12月19日
中國轉型使執政黨麵對新挑戰
中國有關方麵日前發表了“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在中共中央黨校一部分學員中所進行的一份“民意調查”，調查發現，多數受訪者最為關切的問題依次為社會治安、收入差異、腐敗、社會風氣、失業、地區發展差異、看病難看病貴、農民負擔、教育不公平等問題。有關政治改革的議題受到冷遇，大多數受訪者並不認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後，各種調查表明大多數中共幹部和市民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七大即將在秋季舉行，在中央黨校進行的這個調查所反映出來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視。盡管這個調查涉及麵不廣，但因為中央黨校是中共政治精英們聚集的地方，學員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出黨員幹部對中國改革的總體看法。
一方麵，這個調研的結果並不令人驚訝。受訪者所關切的問題的確是中國社會目前所麵臨的最主要問題。應當說，最近這些方麵的問題較之往年有很大的惡化，已經到了不得不給予關注的程度。再者，受訪者的看法也與中國目前所進行的社會改革相當一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改革重點一直在經濟麵，直到近年，改革重點才轉移到社會改革，試圖通過社會改革努力推動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同時消化經濟改革所產生的諸多負麵效應。
另一方麵，這個調查也包含著值得注意和令人擔憂的信息，那就是中共是否在轉變成為一個保守的政黨？正當中國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時候，政治改革在官員當中失去了迫切性。很顯然，所有這些問題是要通過政治改革得到解決的，而執政黨是政治改革的主體。
轉型要求提高執政能力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最具革命性也是最激進的政黨。這是歷史所決定的。毛澤東那一代中共領導人的主要任務是破除一個舊國家，建設一個新國家。從歷史的角度看，不管出現過什麽樣的問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給今天的中國構建了一個基本國家製度。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共的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但鄧小平同樣把中國的改革稱為“第二次革命”。鄧小平認識到從一個搞革命的政黨到一個專注經濟建設的政黨的轉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在80年代，鄧小平在很多場合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六四事件以後，盡管政治改革的聲音消失了，但中國仍不失激進的經濟改革。
現在，隨著中國進入中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又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共也進入了一個新的轉型時期，即向執政黨轉型。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已經成為中共麵對的主要議題。這個轉型是歷史必然。改革開放、全球化、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等因素已經導致中國社會質的變化，經濟社會的轉型要求治理的轉型，也就是說要建立人們所說的“良治”。建設“良治”的努力既表現在執政黨本身的建設上，也表現在執政黨和社會的關係的改變上。黨內改革和社會改革因此是近幾年來中國改革的主軸。
這個轉型正在進行，但轉型的過程已經顯露出執政黨的一些官員在政治改革方麵的保守性。不能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社會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來推動的。不過，迄今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機構改革、幹部人事製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輔助性的，既是為了給經濟和社會改革創造政治條件，也是為了應付經濟和社會改革所帶來的負麵結果。總體而言，這些改革都是為了體係維持。在很多方麵，政治改革明顯地表現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改革舉措往往是反應式的，不能有效地解決所存在的問題。前幾年，中共提出要與時俱進，但與時俱進並不夠，作為執政黨更應當引導社會的發展。
發展不允許中共變為保守
任何政黨和政治組織，一旦到了執政地位，保守性可以說是一個自然的傾向。但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國的發展不容許中共演變成為一個保守黨。從一個革命性政黨向執政黨轉變並不意味著黨可以演變成為一個保守政黨。中國社會經濟的現實情況表明，執政黨必須有新的定位，確定新的歷史任務，通過製度創新執政，通過製度創新推動國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