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非典”危機，雪災也暴露了中國行政係統的脆弱。這次危機如果不是中央政府親自幹預，使用戰爭動員手段，恐怕結果會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數萬軍警來清理道路，為數百萬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這裏一方麵體現了中國製度上的優勢，中央領導一經介入，製度就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另一方麵，地方基本上沒有感覺到直接的壓力。地方的行為與中國的行政體製設計有關：沒有一種有效的機製來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來自下麵的直接壓力。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動員，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動力來全力抗災。省級政府和市級政府盡管也忙個不停，但對自己應該負有什麽樣的責任並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無需考慮自己的責任，因為地方政府很容易認為所有責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過分集權導致對中央的依賴
中國的體製在理論上過分集權，地方政府大多會依賴中央。在這樣的體製下，一旦遇到戰爭，中國的整個行政係統很容易癱瘓。高度集權反而導致了中國行政係統的弊端，這種弊端在毛澤東時代是通過分權來處理的。毛澤東在世時，甚至考慮過在中國實行聯邦製度，進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權，讓地方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來對付各種緊急情況。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來自其戰爭經驗。在戰爭期間，毛澤東讓各地區的指揮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即軍事指揮權。解放後，毛澤東曾實行大區製度。但後來當中央權力受到挑戰之後，毛澤東廢除了大區製度。很顯然，這些思想對今天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地方製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與此相關，雪災也暴露了中國跨省市、跨部門、跨區域和跨行業之間的脆弱協調。中國盡管是一個單一製國家，但中央政府協調能力非常微弱。中國各省之間的協調遠遠不及歐盟各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調，也就是說，貌似集權的中央政府的協調能力在一些方麵還不如歐盟。部門之間、省之間和各種組織之間的合作幾乎很難實現。一旦災難來臨，各個組織各自為政，表現出高度的自私。因為中國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確的責任製度，平常也沒有什麽機製來整合這些不同的部門，在災難麵前必然很難協調。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社會對各種危機缺少防範意識。在危機麵前，大多社會成員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簡單，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顧到社會的各個成員。這要求社會成員具有高度的危機意識，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識、中東國家的戰亂意識等等。但中國人缺少危機意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連續發展，人們的危機意識蕩然無存。農村還好，因為農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機意識就非常差。
落後主因是製度缺乏創新
中國過去數十年的gdp主義造就了各級官員的數字崇拜。經濟數據的確很重要，但必須對經濟數據作製度甚至是哲學的思考。如果把經濟上的崛起等同於製度上的崛起，那麽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歷史表明，製度崛起尤其是國家政治製度的崛起才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發表了《世界經濟千年史》報告。報告表明，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最大份額，達到世界總額的32.9%，高於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在內的西歐八國的總量（12%），也遠遠高於近鄰日本的3.0%，更高於美國的1.8%。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真正的經濟強國。可惜的是，西方勢力進入中國的過程正是中國急速衰落的過程。
應當意識到，近代中國的衰落並不僅僅是因為一般人認為的朝廷腐敗、出賣國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於缺少製度創新。一旦國家總體製度缺少了國際競爭能力，國家的衰落就變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製度上的崛起。市場製度的確立，釋放了無限的勞動生產力，但尤為重要的是基本國家製度尤其是政治製度的確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義基礎之上的民族國家製度。民族主義表現為外部事務的國家主權原則和內部事務的人民主權原則。這種國家形式一旦產生，就具有了無限的組織能力，對內部包括經濟和社會之內的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的組織。而內部的組織又導致了無限的外部擴張能力。誠如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國主義隻不過是其內部民族主義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國的傳統國家形式在內的世界上其他任何類型的國家形式，都無法與西歐的民族國家形式相競爭。
國家製度創新應當再次成為今天中國人所思考的核心問題。中國領導層近年來一直在呼籲製度創新，這非常及時。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倡導政治改革，一方麵來鞏固經濟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麵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鄧小平的邏輯也適用於中國的崛起。如果中國不能建設有效的國家製度，那麽很可能會維持在一些西方學者所說的一個“脆弱的大國”的水平。國家製度建設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8年3月4日
後奧運會中國的政治改革
奧運會的成功舉行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命運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奧運會之後海內外很多人思考的一個關鍵問題。實際上，在中國成功申請舉辦奧運會之後，人們關注的與其說是奧運會本身，還不如說是奧運會對中國政治可能產生的影響。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並且被視為非民主政權的國家舉辦這樣一個國際盛事，大大強化了人們的政治想像力。年初以來，中國和西方之間圍繞著奧運會的各種爭吵和糾紛，在很多方麵都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政治想像力有關。
過分集權導致對中央的依賴
中國的體製在理論上過分集權，地方政府大多會依賴中央。在這樣的體製下，一旦遇到戰爭，中國的整個行政係統很容易癱瘓。高度集權反而導致了中國行政係統的弊端，這種弊端在毛澤東時代是通過分權來處理的。毛澤東在世時，甚至考慮過在中國實行聯邦製度，進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權，讓地方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來對付各種緊急情況。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來自其戰爭經驗。在戰爭期間，毛澤東讓各地區的指揮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即軍事指揮權。解放後，毛澤東曾實行大區製度。但後來當中央權力受到挑戰之後，毛澤東廢除了大區製度。很顯然，這些思想對今天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地方製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與此相關，雪災也暴露了中國跨省市、跨部門、跨區域和跨行業之間的脆弱協調。中國盡管是一個單一製國家，但中央政府協調能力非常微弱。中國各省之間的協調遠遠不及歐盟各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調，也就是說，貌似集權的中央政府的協調能力在一些方麵還不如歐盟。部門之間、省之間和各種組織之間的合作幾乎很難實現。一旦災難來臨，各個組織各自為政，表現出高度的自私。因為中國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確的責任製度，平常也沒有什麽機製來整合這些不同的部門，在災難麵前必然很難協調。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社會對各種危機缺少防範意識。在危機麵前，大多社會成員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簡單，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顧到社會的各個成員。這要求社會成員具有高度的危機意識，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識、中東國家的戰亂意識等等。但中國人缺少危機意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連續發展，人們的危機意識蕩然無存。農村還好，因為農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機意識就非常差。
落後主因是製度缺乏創新
中國過去數十年的gdp主義造就了各級官員的數字崇拜。經濟數據的確很重要，但必須對經濟數據作製度甚至是哲學的思考。如果把經濟上的崛起等同於製度上的崛起，那麽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歷史表明，製度崛起尤其是國家政治製度的崛起才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發表了《世界經濟千年史》報告。報告表明，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最大份額，達到世界總額的32.9%，高於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在內的西歐八國的總量（12%），也遠遠高於近鄰日本的3.0%，更高於美國的1.8%。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真正的經濟強國。可惜的是，西方勢力進入中國的過程正是中國急速衰落的過程。
應當意識到，近代中國的衰落並不僅僅是因為一般人認為的朝廷腐敗、出賣國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於缺少製度創新。一旦國家總體製度缺少了國際競爭能力，國家的衰落就變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製度上的崛起。市場製度的確立，釋放了無限的勞動生產力，但尤為重要的是基本國家製度尤其是政治製度的確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義基礎之上的民族國家製度。民族主義表現為外部事務的國家主權原則和內部事務的人民主權原則。這種國家形式一旦產生，就具有了無限的組織能力，對內部包括經濟和社會之內的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的組織。而內部的組織又導致了無限的外部擴張能力。誠如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國主義隻不過是其內部民族主義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國的傳統國家形式在內的世界上其他任何類型的國家形式，都無法與西歐的民族國家形式相競爭。
國家製度創新應當再次成為今天中國人所思考的核心問題。中國領導層近年來一直在呼籲製度創新，這非常及時。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倡導政治改革，一方麵來鞏固經濟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麵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鄧小平的邏輯也適用於中國的崛起。如果中國不能建設有效的國家製度，那麽很可能會維持在一些西方學者所說的一個“脆弱的大國”的水平。國家製度建設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8年3月4日
後奧運會中國的政治改革
奧運會的成功舉行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命運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奧運會之後海內外很多人思考的一個關鍵問題。實際上，在中國成功申請舉辦奧運會之後，人們關注的與其說是奧運會本身，還不如說是奧運會對中國政治可能產生的影響。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並且被視為非民主政權的國家舉辦這樣一個國際盛事，大大強化了人們的政治想像力。年初以來，中國和西方之間圍繞著奧運會的各種爭吵和糾紛，在很多方麵都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政治想像力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