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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時,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
根據報社的人的說法,美登裏的丈夫算是戰勝組的領導人,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採取不足為信的態度。
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為何美登裏一直沒回信的理由。我仍拜託報社的人幫忙轉達留言給美登裏,但之後還是音訊全無。從廣義來說,這也是戰爭撕裂人心的一個例子。
一九五四(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人在岡山的伊七,因為腦梗塞過世了。當時同住在岡山的親戚們,寫信通知謙二這個消息。
回國後雖然有立刻去見外祖父,但沒想到竟然成為最後的訣別。分別之後自己也為了生活精疲力盡,沒幫上外祖父什麽忙。不過外祖父已經七十八歲,而且戰爭之前就中風過一次,身體一直不好,所以能以此高齡過世,也算安享天年了。隻有一直沒能與美登裏取得聯絡一事,算是最後的掛念吧。
此外在療養所時代還記得的事情,就是內野療養所的患者運動。
結核病患者要求改善待遇的運動,在全國性組織的日本患者同盟(日患同盟)領導下進行。該組織團結了過往存在的患者團體,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日患同盟”,因為支援了前述的朝日訴訟而廣為人知。
內野療養所內指導運動的是住在第七棟一位叫作佐藤勝巳的年輕患者。一九二九年生於新潟的佐藤,是在川崎汽船上班的共產黨係勞工組織運動家,從內野療養所出院後,還參與了抵製歧視新潟縣在日韓國人、朝鮮人的運動。他還參加了幫助朝鮮人返回朝鮮的歸國運動,之後因為對朝鮮的實際狀況感到失望,因而脫離日本共產黨,轉而投身幫助營救遭朝鮮綁架的日本被害者運動。
佐藤在療養所時代,隸屬於日患同盟新潟分部。最初他並不顯眼,但靠著獨特的風采與辯才,成為內野療養所的患者自治會會長。謙二說:“我還記得佐藤拿著麥克風講話,以及彈著吉他高唱田端義夫流行歌《歸船》的模樣。”佐藤不僅製作報紙,還召開患者大會。
謙二受這個運動影響的方麵,就是取得了身體殘障者手冊。除了謙二之外,還有許多手術之後對身體留下影響的人。患者自治會建議他們爭取殘障者手冊,謙二因而也提出申請,得到了第五級的殘障者手冊(共分六級,最輕微者為第六級)。
原本謙二並未參加運動,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認為“在狹小的療養所進行煽動演說,根本就像在西伯利亞戰俘營中進行民主運動一樣”。
在療養生活之中,父親雄次偶爾會來探病,除此之外謙二沒有其他客人。他不參加運動,在療養所內也沒有稱得上朋友的人,對未來也不抱期望。在都廳上班的早實時代朋友曾經寫信來過,除此之外不記得有其他來信。天涯孤獨又沒希望,問謙二是否想過自殺,他如此回答:“沒想過這種事情。不管在什麽處境中,人永遠會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也是如此。而且,幹出自殺那種事情,實在太對不起父親了。”
在這樣的生活中,手術之後三年之間,驗痰時結核菌總是時而出現時而消失。一九五五年起,總算穩定下來,結核菌不再出現,盼到醫生可能發下出院許可的時刻。
接著在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五月,謙二終於得以出院。雖然對未來沒有任何期望,但“離開療養所時還是感到非常開心”。
出院者離開療養所大門時,其他病患、醫生與護士們都會聚集起來,就像在監獄裏也經常出現的場景一般,大家齊聲說“不要再見了”,這種歡送場景已經成為一種慣例。穿著唯一的一套西裝,拍一張留念照片也是慣例。出院時並沒人來迎接,謙二便自行返回父親住處。
慶祝出院,特地著盛裝拍照(一九五六年攝)
謙二此時已經三十歲了。他二十多歲的這十年期間,就在戰爭、西伯利亞與結核療養所中消磨殆盡。
三、無能為力的小市民
接近可以出院的時候,謙二獲準外出前往新潟市,可以尋找住處,也能為出院預做準備。但他已經失去半邊肺葉,又沒有什麽技能,對於已經三十歲、不能再自恃年輕的謙二而言,還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應該如何生活下去。
結核病患者當中,有許多出院之後仍因貧困與營養不良,造成體力衰弱又過度勞動,然後復發重回療養所的“回鍋”例子。他們在看不到未來的貧困生活下,過量飲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結果成為復發的病人。
前述《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出了療養所回歸社會後,便完全戒除煙、酒、咖啡等,用心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謙二也想著,“總之要留心不要復發,萬一再次發病,就真的出局了”。“因此之後一邊工作一邊注意自己的健康,隻是許多時候不得已仍得強迫自己,可是肺活量大概隻剩兩千毫升,隻要稍微勞動便會氣喘不已。”
根據報社的人的說法,美登裏的丈夫算是戰勝組的領導人,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採取不足為信的態度。
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為何美登裏一直沒回信的理由。我仍拜託報社的人幫忙轉達留言給美登裏,但之後還是音訊全無。從廣義來說,這也是戰爭撕裂人心的一個例子。
一九五四(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人在岡山的伊七,因為腦梗塞過世了。當時同住在岡山的親戚們,寫信通知謙二這個消息。
回國後雖然有立刻去見外祖父,但沒想到竟然成為最後的訣別。分別之後自己也為了生活精疲力盡,沒幫上外祖父什麽忙。不過外祖父已經七十八歲,而且戰爭之前就中風過一次,身體一直不好,所以能以此高齡過世,也算安享天年了。隻有一直沒能與美登裏取得聯絡一事,算是最後的掛念吧。
此外在療養所時代還記得的事情,就是內野療養所的患者運動。
結核病患者要求改善待遇的運動,在全國性組織的日本患者同盟(日患同盟)領導下進行。該組織團結了過往存在的患者團體,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日患同盟”,因為支援了前述的朝日訴訟而廣為人知。
內野療養所內指導運動的是住在第七棟一位叫作佐藤勝巳的年輕患者。一九二九年生於新潟的佐藤,是在川崎汽船上班的共產黨係勞工組織運動家,從內野療養所出院後,還參與了抵製歧視新潟縣在日韓國人、朝鮮人的運動。他還參加了幫助朝鮮人返回朝鮮的歸國運動,之後因為對朝鮮的實際狀況感到失望,因而脫離日本共產黨,轉而投身幫助營救遭朝鮮綁架的日本被害者運動。
佐藤在療養所時代,隸屬於日患同盟新潟分部。最初他並不顯眼,但靠著獨特的風采與辯才,成為內野療養所的患者自治會會長。謙二說:“我還記得佐藤拿著麥克風講話,以及彈著吉他高唱田端義夫流行歌《歸船》的模樣。”佐藤不僅製作報紙,還召開患者大會。
謙二受這個運動影響的方麵,就是取得了身體殘障者手冊。除了謙二之外,還有許多手術之後對身體留下影響的人。患者自治會建議他們爭取殘障者手冊,謙二因而也提出申請,得到了第五級的殘障者手冊(共分六級,最輕微者為第六級)。
原本謙二並未參加運動,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認為“在狹小的療養所進行煽動演說,根本就像在西伯利亞戰俘營中進行民主運動一樣”。
在療養生活之中,父親雄次偶爾會來探病,除此之外謙二沒有其他客人。他不參加運動,在療養所內也沒有稱得上朋友的人,對未來也不抱期望。在都廳上班的早實時代朋友曾經寫信來過,除此之外不記得有其他來信。天涯孤獨又沒希望,問謙二是否想過自殺,他如此回答:“沒想過這種事情。不管在什麽處境中,人永遠會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也是如此。而且,幹出自殺那種事情,實在太對不起父親了。”
在這樣的生活中,手術之後三年之間,驗痰時結核菌總是時而出現時而消失。一九五五年起,總算穩定下來,結核菌不再出現,盼到醫生可能發下出院許可的時刻。
接著在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五月,謙二終於得以出院。雖然對未來沒有任何期望,但“離開療養所時還是感到非常開心”。
出院者離開療養所大門時,其他病患、醫生與護士們都會聚集起來,就像在監獄裏也經常出現的場景一般,大家齊聲說“不要再見了”,這種歡送場景已經成為一種慣例。穿著唯一的一套西裝,拍一張留念照片也是慣例。出院時並沒人來迎接,謙二便自行返回父親住處。
慶祝出院,特地著盛裝拍照(一九五六年攝)
謙二此時已經三十歲了。他二十多歲的這十年期間,就在戰爭、西伯利亞與結核療養所中消磨殆盡。
三、無能為力的小市民
接近可以出院的時候,謙二獲準外出前往新潟市,可以尋找住處,也能為出院預做準備。但他已經失去半邊肺葉,又沒有什麽技能,對於已經三十歲、不能再自恃年輕的謙二而言,還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應該如何生活下去。
結核病患者當中,有許多出院之後仍因貧困與營養不良,造成體力衰弱又過度勞動,然後復發重回療養所的“回鍋”例子。他們在看不到未來的貧困生活下,過量飲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結果成為復發的病人。
前述《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出了療養所回歸社會後,便完全戒除煙、酒、咖啡等,用心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謙二也想著,“總之要留心不要復發,萬一再次發病,就真的出局了”。“因此之後一邊工作一邊注意自己的健康,隻是許多時候不得已仍得強迫自己,可是肺活量大概隻剩兩千毫升,隻要稍微勞動便會氣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