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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彈下的渴望：加沙走廊轟炸日記 作者：[巴勒斯坦]穆罕默德·奧默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果各方政府沒有坐下來好好協商，我怕這樣不平等、訴諸刑罰的暴力循環，會讓巴勒斯坦人變成伊斯蘭國的極端分子。大概也隻有內心最黑暗、最憤世嫉俗的人才會希望如此吧。【一折代購微信：ars754795499】[1]齋戒月為伊斯蘭曆當中的第九個月份。齋戒期間，所有穆斯林在日出之後不得飲食、性交，日落之後則可以自由進食。
[2]此為齋戒月期間，每日黃昏後的第一餐。
[3]此為加沙走廊五省當中，麵積最大的一個省份。
肉身已廢，精神尚存
“不像其他的國際記者，我們這些來自加沙的新聞工作者不隻播報新聞，”新聞記者穆罕默德·奧默說，“我們在這裏生活、在這裏死去。”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不時會傳來一些最新消息，表示以色列又展開新的屠殺行動。每天都有另一戶人家遭到炮擊，而屋內遁入夢鄉的孩子就這樣喪生。
連看足球也不那麽安全。以色列所發射的精準飛彈，奪走了幾名正在看世界盃足球賽的少年的性命，他們永遠也無法知道誰輸誰贏了。
雖然沒有足夠的憑據，但以色列確實將我們視為“人肉盾牌”。到處都找不到他們的把柄，我們被以色列當成攻擊目標，他們卻成了受害者。
這種生活看似超乎現實，實際經歷起來卻是場噩夢。每個被他們屠殺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感覺，以及記憶。他們的存亡都會影響到許多父母、孩子及配偶。但是在這裏大家沒有辦法哀悼，因為人們都得在這個越來越窄的牢籠當中，不斷死裏逃生。假如要讓大家更清楚加沙實際的傷亡規模，那麽就把死亡人數等比例放大：在三周內，有12萬名以色列居民或300萬名美國人遭到謀殺。我們是遭到管控的一群人，從能吃什麽、能去哪裏，到能過怎麽樣的生活，甚至能跟誰接觸聯繫，都遭到嚴格的限製。我們的選擇甚少。
加沙是我的家，我跟其他人一同受苦受難。
身為新聞記者，最讓我感到震驚的莫過於一位正在替孩子哺乳的母親，被以色列飛彈炸死的場景，畢竟我的妻子每天都會替我們四個月大的兒子餵奶。那位母親當場死亡，孩子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我親眼目睹並經歷這樣的場麵，也絕望地把這件事發布在twitter上，人們看到後不斷轉發。身為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新聞記者，還同時身為一個父親，我感到極端憤怒。為了挖掘更多報導，我每天在有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屍體血泊中移動，而這些散落的屍體多屬於我所熟識的人：鄰居、朋友或是小區居民。我們不像其他國際記者，來自加沙的新聞工作者不隻播報新聞，我們在這裏生活、在這裏死去。
國際新聞記者到這裏親眼目睹加沙的大屠殺時，我們隻能希望他們能謙遜悲憫；這些圍繞在他們身旁的遺體，上一秒鍾還是活生生的成人、孩童和嬰兒；他們還在跟這種惡劣的環境鬥爭，努力活下去，下一秒卻一命嗚呼。隻要有新聞報導在媒體上出現，加沙的人民都會祈求，希望這些報導能夠公正無私地把事實傳遞給外麵的世界。
唉！但是一切總是事與願違。即便記者想要中立地報導實情，雇用他們的上級機關還是會要求他們把報導背景、細節和事件全部抹去。那些勇於發聲、勇於把事實公布於世的記者，常常隔天就發現自己被調職，甚至遭到開除。因此，社交媒體上來自人民或公民記者的報導，就填補了這段現實與大眾認知之間的差距，這些人也替加沙的相關報導帶來新氣象。
從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雪梨、德裏，還有奈洛比，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讀者和聽眾，你們應該開始質疑自己接觸到的信息了，不要全盤接收媒體塞給你們的信息。把新聞報導放到一邊，開始質疑，交叉比對所有資料。twitter 140個字的限製隻是改變的開始，但不全然是真正的事實。
我用最快的速度草草寫下筆記，搜集各方訪談，再跟官方資料相互核對，衝到計算機前麵，趁斷電之前趕快把我腦中的靈感濃縮成文字。我的壓力總是來自“來不來得及在斷電之前，把這則故事上傳呢？”狀況好的話，電源大概也隻夠我用兩個多小時。戰爭最後的九天，我都活在黑暗之中。而且，生命有限！如果運氣好，我會盡可能在報導新聞之前，把握一兩個鍾頭小睡一下。這場戰爭不隻殘害我們的肉身，對精神還有情緒來說也是一場折磨。他們精心策劃出這樣的攻擊模式，讓原本已經邊緣化的族群，經歷這種非人的生活。
加沙當地的記者跟國際新聞記者有諸多不同。在加沙當地播報的新聞不需要加入背景介紹，放上大屠殺及人民絕望的照片就已足夠。畢竟我們親歷其境，歷史背景大家早已相當熟悉。國際媒體需要解釋的麵向更多，也需要在報導中加入歷史介紹，如何精準、如實地把新聞呈現出來也非常重要。如果我看到一所由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1]設立、作為難民營的學校被炮彈擊中，我會訪問被這一幕撼動的人，他們對於那些美國供應的武器作何感想——諸如f-16、無人機、阿帕契直升機、以色列坦克、巡航飛彈、海軍軍艦，還有迫擊炮。沒錯，這些武器的來源都需要公之於世。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會表示，伊朗提供武器給加沙政府，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提及以色列的武器來自何方。其實以色列聲稱伊朗供應給我們的那些武器，至今加沙人民仍在癡癡地等。加沙軍隊所擁有的，隻不過是小型武器跟自製火箭彈而已。反觀以色列，他們擁有的武器全都是先進發達的美式裝備。
[2]此為齋戒月期間，每日黃昏後的第一餐。
[3]此為加沙走廊五省當中，麵積最大的一個省份。
肉身已廢，精神尚存
“不像其他的國際記者，我們這些來自加沙的新聞工作者不隻播報新聞，”新聞記者穆罕默德·奧默說，“我們在這裏生活、在這裏死去。”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不時會傳來一些最新消息，表示以色列又展開新的屠殺行動。每天都有另一戶人家遭到炮擊，而屋內遁入夢鄉的孩子就這樣喪生。
連看足球也不那麽安全。以色列所發射的精準飛彈，奪走了幾名正在看世界盃足球賽的少年的性命，他們永遠也無法知道誰輸誰贏了。
雖然沒有足夠的憑據，但以色列確實將我們視為“人肉盾牌”。到處都找不到他們的把柄，我們被以色列當成攻擊目標，他們卻成了受害者。
這種生活看似超乎現實，實際經歷起來卻是場噩夢。每個被他們屠殺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感覺，以及記憶。他們的存亡都會影響到許多父母、孩子及配偶。但是在這裏大家沒有辦法哀悼，因為人們都得在這個越來越窄的牢籠當中，不斷死裏逃生。假如要讓大家更清楚加沙實際的傷亡規模，那麽就把死亡人數等比例放大：在三周內，有12萬名以色列居民或300萬名美國人遭到謀殺。我們是遭到管控的一群人，從能吃什麽、能去哪裏，到能過怎麽樣的生活，甚至能跟誰接觸聯繫，都遭到嚴格的限製。我們的選擇甚少。
加沙是我的家，我跟其他人一同受苦受難。
身為新聞記者，最讓我感到震驚的莫過於一位正在替孩子哺乳的母親，被以色列飛彈炸死的場景，畢竟我的妻子每天都會替我們四個月大的兒子餵奶。那位母親當場死亡，孩子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我親眼目睹並經歷這樣的場麵，也絕望地把這件事發布在twitter上，人們看到後不斷轉發。身為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新聞記者，還同時身為一個父親，我感到極端憤怒。為了挖掘更多報導，我每天在有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屍體血泊中移動，而這些散落的屍體多屬於我所熟識的人：鄰居、朋友或是小區居民。我們不像其他國際記者，來自加沙的新聞工作者不隻播報新聞，我們在這裏生活、在這裏死去。
國際新聞記者到這裏親眼目睹加沙的大屠殺時，我們隻能希望他們能謙遜悲憫；這些圍繞在他們身旁的遺體，上一秒鍾還是活生生的成人、孩童和嬰兒；他們還在跟這種惡劣的環境鬥爭，努力活下去，下一秒卻一命嗚呼。隻要有新聞報導在媒體上出現，加沙的人民都會祈求，希望這些報導能夠公正無私地把事實傳遞給外麵的世界。
唉！但是一切總是事與願違。即便記者想要中立地報導實情，雇用他們的上級機關還是會要求他們把報導背景、細節和事件全部抹去。那些勇於發聲、勇於把事實公布於世的記者，常常隔天就發現自己被調職，甚至遭到開除。因此，社交媒體上來自人民或公民記者的報導，就填補了這段現實與大眾認知之間的差距，這些人也替加沙的相關報導帶來新氣象。
從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雪梨、德裏，還有奈洛比，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讀者和聽眾，你們應該開始質疑自己接觸到的信息了，不要全盤接收媒體塞給你們的信息。把新聞報導放到一邊，開始質疑，交叉比對所有資料。twitter 140個字的限製隻是改變的開始，但不全然是真正的事實。
我用最快的速度草草寫下筆記，搜集各方訪談，再跟官方資料相互核對，衝到計算機前麵，趁斷電之前趕快把我腦中的靈感濃縮成文字。我的壓力總是來自“來不來得及在斷電之前，把這則故事上傳呢？”狀況好的話，電源大概也隻夠我用兩個多小時。戰爭最後的九天，我都活在黑暗之中。而且，生命有限！如果運氣好，我會盡可能在報導新聞之前，把握一兩個鍾頭小睡一下。這場戰爭不隻殘害我們的肉身，對精神還有情緒來說也是一場折磨。他們精心策劃出這樣的攻擊模式，讓原本已經邊緣化的族群，經歷這種非人的生活。
加沙當地的記者跟國際新聞記者有諸多不同。在加沙當地播報的新聞不需要加入背景介紹，放上大屠殺及人民絕望的照片就已足夠。畢竟我們親歷其境，歷史背景大家早已相當熟悉。國際媒體需要解釋的麵向更多，也需要在報導中加入歷史介紹，如何精準、如實地把新聞呈現出來也非常重要。如果我看到一所由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1]設立、作為難民營的學校被炮彈擊中，我會訪問被這一幕撼動的人，他們對於那些美國供應的武器作何感想——諸如f-16、無人機、阿帕契直升機、以色列坦克、巡航飛彈、海軍軍艦，還有迫擊炮。沒錯，這些武器的來源都需要公之於世。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會表示，伊朗提供武器給加沙政府，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提及以色列的武器來自何方。其實以色列聲稱伊朗供應給我們的那些武器，至今加沙人民仍在癡癡地等。加沙軍隊所擁有的，隻不過是小型武器跟自製火箭彈而已。反觀以色列，他們擁有的武器全都是先進發達的美式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