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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7月上旬，國民黨經過調整部署後，集中31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發動全麵進攻。博古、李德為了阻止各個方向上的敵軍，以掩護戰略轉移的準備，隻能採取暫時的“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作戰方針。周在前線指揮各路紅軍節節抵禦，同敵人打陣地戰。這種錯誤的作法，當時認為是出於不得已。
如果囿於歷史傳統定論，試想當時應該怎麽辦？全線撤走，把中區丟給敵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倉促逃跑？結果又將如何？
也許會有更好的辦法，可是在當時，由於各種局限，“最高三人團”想不出來。
8月7日，為給中央紅軍主力探索戰略轉移與二軍團會合的路線。紅六軍團根據中革軍委命令，在任弼時、肖克等率領下自湘贛蘇區突圍西征。
周恩來8月18日為《紅星》第六十期撰寫《新形勢與新的勝利》的社論。提出“我們要更堅決地挺進到敵人後方去”開展遊擊運勸，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調動敵人求得整個戰略部署的變更，以在運動中消滅白軍。
（這種大轉移的信號已經十分明顯了——已經到了近乎泄密的程度了，可見指責倉促出走是多麽不公。）
8月31日，國民黨軍占領了廣昌的驛前，至此，中央蘇區的東線和北線完全被突破，西線、南線的戰局，則更為困難。……
9月，準備戰略轉移，前往湘鄂西，與紅二軍團以及先期出發的紅六軍團會合。
博古在擬定留在蘇區堅待鬥爭的幹部名單時，軍事方麵的幹部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其它方麵未曾與聞。
為進行轉移的各項準備，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項英等連續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令》等等。
9月間周恩來和朱德曾主持與陳濟棠的停戰談判，10月5日，派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去尋鄔同陳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黃旭初談判。達成五項決議：可以互借道路，為紅軍長征突破第一道封鎖線作了準備。
10月初，中革委命令各軍團在興國、於都、瑞金等地集結，令地方部隊接替主力防務。敵即占興國、古龍岡、寧都、石城、長汀、會昌一線。
此時，中央決定成立以項英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的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下的紅十四師和地方部隊16000餘人（傷病員近2萬人）堅持鬥爭。
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開始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在此之前，周恩來曾先期趕赴於都選擇行軍路線，組織架橋。
10月11日，朱、周、王發布命令：決定將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直屬隊（幹部團、工兵團、警衛部隊）組成第一野戰縱隊共5千人，與主力紅軍組成野戰軍一同行動。葉劍英任司令員。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隨司令部行動；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編在一縱所屬的中央隊。在此之前，中央將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後勤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單位組成第二野戰縱隊，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委。二縱隊共約1萬人。其中近5千人則是剛入伍的新兵，負責運輸機器設備。
周恩來非常理解博古的衝動。這一切的日以繼夜的多方麵的準備，大到第七第六軍團的戰略行動，以及戰略轉移後中央蘇區的種種安排，小到西征路上婦女用的衛生紙、病號用的便盆，哪一點是無準備呢？戰略轉移幾近一個“國家”的搬遷，連鉛印廠都帶著，哪一點像倉促逃跑？即使錯了，敗了，也應該罪有應得，不能任何汙水都隨意往他人身上潑！可是，周恩來不能助長博古和李德的忿忿不平，如果糾纏在個人功過是非裏，那將影響大局。
周恩來記得克勞塞維茨說過：“在戰略上一切都非常簡單，但是並不因此就非常容易。”猶如圍棋的落子，投下去是簡單的，可是哪一步是對的，哪一步是錯的。就很難說，即使在復盤總結時，也會爭論不休。
他對種種議論，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他認為目前去計較這些個人對錯得失，是沒有意義的，必須把目光集中在現實的決策上，他像揮開蚊蠅紛擾似的擺擺手說：
“現在，不去想過去的是非為好，咱們還是看看二、六軍團在什麽地方吧。”
李德表示贊同，他俯在圖上，用手大約量了一下，稍稍舒心地說：“並不太遠。”
“從地圖上的直線看當然不遠，”周恩來苦笑道，“可是翻山過水繞彎子，再加上敵人的堵截，就很難說，二、六軍團遲遲不能會合原因就在這裏……”
“那麽，要二、六軍團也向我們靠攏，”李德兩拳相碰，作了個雙方伸臂握手的樣子。
博古受到了啟發，興奮地叫道：“對，要他們配合我們的行動。”
三、二、六軍團的行蹤
在通訊聯絡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李德、博古、周恩來，沒法了解戰局的全部真相。而且形勢在不斷變化，剛剛收復的阻擊點很可能馬上失守，剛剛突圍而出的部隊很可能又陷入重圍。
他們也都擔心，在這變幻難測的形勢後麵，可能隱伏著想像不到的後果，出現更為嚴重的局麵。
李德已經失去駕駛全盤的能力。這時，他才知道，率領八九萬大軍在敵人重重阻攔下遠征，與慕尼黑巷道上的街壘戰是兩回事，跟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課桌前的圖上作業，更是天壤之別。
如果囿於歷史傳統定論，試想當時應該怎麽辦？全線撤走，把中區丟給敵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倉促逃跑？結果又將如何？
也許會有更好的辦法，可是在當時，由於各種局限，“最高三人團”想不出來。
8月7日，為給中央紅軍主力探索戰略轉移與二軍團會合的路線。紅六軍團根據中革軍委命令，在任弼時、肖克等率領下自湘贛蘇區突圍西征。
周恩來8月18日為《紅星》第六十期撰寫《新形勢與新的勝利》的社論。提出“我們要更堅決地挺進到敵人後方去”開展遊擊運勸，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調動敵人求得整個戰略部署的變更，以在運動中消滅白軍。
（這種大轉移的信號已經十分明顯了——已經到了近乎泄密的程度了，可見指責倉促出走是多麽不公。）
8月31日，國民黨軍占領了廣昌的驛前，至此，中央蘇區的東線和北線完全被突破，西線、南線的戰局，則更為困難。……
9月，準備戰略轉移，前往湘鄂西，與紅二軍團以及先期出發的紅六軍團會合。
博古在擬定留在蘇區堅待鬥爭的幹部名單時，軍事方麵的幹部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其它方麵未曾與聞。
為進行轉移的各項準備，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項英等連續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令》等等。
9月間周恩來和朱德曾主持與陳濟棠的停戰談判，10月5日，派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去尋鄔同陳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黃旭初談判。達成五項決議：可以互借道路，為紅軍長征突破第一道封鎖線作了準備。
10月初，中革委命令各軍團在興國、於都、瑞金等地集結，令地方部隊接替主力防務。敵即占興國、古龍岡、寧都、石城、長汀、會昌一線。
此時，中央決定成立以項英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的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下的紅十四師和地方部隊16000餘人（傷病員近2萬人）堅持鬥爭。
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開始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在此之前，周恩來曾先期趕赴於都選擇行軍路線，組織架橋。
10月11日，朱、周、王發布命令：決定將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直屬隊（幹部團、工兵團、警衛部隊）組成第一野戰縱隊共5千人，與主力紅軍組成野戰軍一同行動。葉劍英任司令員。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隨司令部行動；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編在一縱所屬的中央隊。在此之前，中央將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後勤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單位組成第二野戰縱隊，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委。二縱隊共約1萬人。其中近5千人則是剛入伍的新兵，負責運輸機器設備。
周恩來非常理解博古的衝動。這一切的日以繼夜的多方麵的準備，大到第七第六軍團的戰略行動，以及戰略轉移後中央蘇區的種種安排，小到西征路上婦女用的衛生紙、病號用的便盆，哪一點是無準備呢？戰略轉移幾近一個“國家”的搬遷，連鉛印廠都帶著，哪一點像倉促逃跑？即使錯了，敗了，也應該罪有應得，不能任何汙水都隨意往他人身上潑！可是，周恩來不能助長博古和李德的忿忿不平，如果糾纏在個人功過是非裏，那將影響大局。
周恩來記得克勞塞維茨說過：“在戰略上一切都非常簡單，但是並不因此就非常容易。”猶如圍棋的落子，投下去是簡單的，可是哪一步是對的，哪一步是錯的。就很難說，即使在復盤總結時，也會爭論不休。
他對種種議論，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他認為目前去計較這些個人對錯得失，是沒有意義的，必須把目光集中在現實的決策上，他像揮開蚊蠅紛擾似的擺擺手說：
“現在，不去想過去的是非為好，咱們還是看看二、六軍團在什麽地方吧。”
李德表示贊同，他俯在圖上，用手大約量了一下，稍稍舒心地說：“並不太遠。”
“從地圖上的直線看當然不遠，”周恩來苦笑道，“可是翻山過水繞彎子，再加上敵人的堵截，就很難說，二、六軍團遲遲不能會合原因就在這裏……”
“那麽，要二、六軍團也向我們靠攏，”李德兩拳相碰，作了個雙方伸臂握手的樣子。
博古受到了啟發，興奮地叫道：“對，要他們配合我們的行動。”
三、二、六軍團的行蹤
在通訊聯絡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李德、博古、周恩來，沒法了解戰局的全部真相。而且形勢在不斷變化，剛剛收復的阻擊點很可能馬上失守，剛剛突圍而出的部隊很可能又陷入重圍。
他們也都擔心，在這變幻難測的形勢後麵，可能隱伏著想像不到的後果，出現更為嚴重的局麵。
李德已經失去駕駛全盤的能力。這時，他才知道，率領八九萬大軍在敵人重重阻攔下遠征，與慕尼黑巷道上的街壘戰是兩回事，跟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課桌前的圖上作業，更是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