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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83年陳映真在愛荷華，他父母在美國奧瑪哈女兒家。11月中旬，兩老和女兒、女婿以及兩個外孫女，帶了一桌酒席，特來愛荷華和我們聚會。陳伯父見到paul，兩人相擁流淚。他們邀請了所有的中國作家到我家，還有韓國詩人漢學家許世旭。陳伯父和吳祖光擁抱，也是淚汪汪的。
陳伯父在飯桌上起立講話，聲音哽咽：十幾年以前，映真出事，親戚朋友全不來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候，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素不相識，卻給我們很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的。我們家一向是向著大陸的，今天可以和大陸的作家們在一起，這也是因為他們兩位的關係。我也要特別謝謝他們。
paul接著說：世界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今晚是我們在愛荷華最動人的一晚。
陳映真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一文中寫過：
一個思想家，不一定是個文藝家。然而，一個文藝家，尤其是偉大的文藝家，一定是個思想家。而且，千萬注意：這思想，一定不是那種天馬行空不知所至的玄學，而是具有人底體溫的，對於人生、社會抱著一定的愛情、憂愁、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底思索者，然後他才可能是一個擁抱一切的良善與罪惡的文藝家。
陳映真就是具有人的體溫、人的骨頭、人的勇氣的文藝家，一直在他稱為“台灣當代歷史的後街”中獨行，即令現在，在21世紀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慮的，在另一條後街中踽踽獨行。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愛荷華(1)
母女同在愛荷華
——茹誌鵑和王安憶，1983
1983年的愛荷華，有一個非常戲劇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讀到茹誌鵑的幾篇小說，最欣賞的一篇是《剪輯錯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國文壇，那篇小說在創作手法上，是一個大突破。由於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說所表現的人物是多麵的，所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所提示的社會問題是客觀的。整篇小說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諷刺和詼諧。《剪輯錯了的故事》由一場一場的“景”，共七個“景”而組成。每一“景”是個特寫，集中在一個主題上，幾乎可以自成一體，成為一篇小小說。七個“景”又互相交錯在現在和過去之間，細緻的結構，有節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標題，也新穎而有含義，例如“拍大腿唱小調，但總有點寂寞”。小說的意義不僅隱含在故事中，也隱含在人物刻畫中，甚至在小標題中。
1978年，我在離鄉三十年後，和paul及兩個女兒一同回鄉。那時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請作家來愛荷華，在北京曾努力過，和夏衍先生也談過，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國作家才能應邀到愛荷華來。那幾年來的作家，都是“文革”後的“出土文物”。他們是犧牲過而又被犧牲的一代，活過抗戰，活過國共戰爭，活過“文革”，終於得到第二次解放。他們對隔離了多年的世界，充滿渴望和好奇。
1983年，吳祖光和茹誌鵑應邀來愛荷華。王安憶那年二十幾歲，已出版小說集，1982年並以《本次列車終點》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那時她的短篇小說就已鋒芒畢露，例如《迴旋曲》。小說用非常簡潔的對話，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迴旋曲》分三節，每一節有不同的旋律。每一節提示一個問題。三節提示了三個問題：戀愛期間的問題，結婚期間的問題，結婚以後夫妻分居的問題。第一節一對戀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優美；第二節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婦要找一個旅館度蜜月；第三節婚後分居兩地，怨而不哀，平淡透著無奈。整篇小說充滿反諷。王安憶在那之後不斷發表作品，不斷出版長篇短篇小說的書。紮著兩條小辮從上海弄堂走出來的小女子，多年之後，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重鎮。《長恨歌》可說爐火純青了。王安憶在上海小市民的命運中，看到“人”的處境。小說是一幅大型工筆畫，既細且大。王安憶以一個大時代的變動為背景，用周密的細節結構出一幅大型畫麵，細緻入微地描繪其中一個個小人物，整幅畫隱寓著生命的無奈。但在1983年，二十幾歲的王安憶還得隨母同行。
那年陳映真在我們多次努力以後，來到愛荷華，也是他第一次從台灣出境。因為左傾思想而坐牢八年，一出獄就蒙著被子聽他祖國消息，聽到國際歌熱淚滿麵的陳映真，居然在愛荷華碰到來自他祖國的茹誌鵑、吳祖光、王安憶，還有個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箇是如魚得水，笑得很開心，有時調皮地賣弄一兩句黨的領導的話，還是標準的京腔。
他對王安憶是老大哥的關懷，探究，欣賞——她是年輕一代的希望。王安憶對他是女孩對兄長的信賴和仰望，但有時也一針見血點出他的迷信。陳映真和茹誌鵑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到一個祖國來的同誌！茹誌鵑呢？一個台灣同胞居然有如此進步思想，實在佩服！
吳祖光對中國的現實多持批判態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憶是探索者的質問，透著年輕人的叛逆。她對吳祖光那一聲“伯伯”叫得還是很親切的。
茹誌鵑和王安憶母女在思想和對現實的看法，正如她們的創作，都反映了兩個不同的時代。王安憶對母親常持反對態度。母親對她永遠微笑著。
陳伯父在飯桌上起立講話，聲音哽咽：十幾年以前，映真出事，親戚朋友全不來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候，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素不相識，卻給我們很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的。我們家一向是向著大陸的，今天可以和大陸的作家們在一起，這也是因為他們兩位的關係。我也要特別謝謝他們。
paul接著說：世界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今晚是我們在愛荷華最動人的一晚。
陳映真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一文中寫過：
一個思想家，不一定是個文藝家。然而，一個文藝家，尤其是偉大的文藝家，一定是個思想家。而且，千萬注意：這思想，一定不是那種天馬行空不知所至的玄學，而是具有人底體溫的，對於人生、社會抱著一定的愛情、憂愁、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底思索者，然後他才可能是一個擁抱一切的良善與罪惡的文藝家。
陳映真就是具有人的體溫、人的骨頭、人的勇氣的文藝家，一直在他稱為“台灣當代歷史的後街”中獨行，即令現在，在21世紀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慮的，在另一條後街中踽踽獨行。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愛荷華(1)
母女同在愛荷華
——茹誌鵑和王安憶，1983
1983年的愛荷華，有一個非常戲劇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讀到茹誌鵑的幾篇小說，最欣賞的一篇是《剪輯錯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國文壇，那篇小說在創作手法上，是一個大突破。由於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說所表現的人物是多麵的，所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所提示的社會問題是客觀的。整篇小說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諷刺和詼諧。《剪輯錯了的故事》由一場一場的“景”，共七個“景”而組成。每一“景”是個特寫，集中在一個主題上，幾乎可以自成一體，成為一篇小小說。七個“景”又互相交錯在現在和過去之間，細緻的結構，有節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標題，也新穎而有含義，例如“拍大腿唱小調，但總有點寂寞”。小說的意義不僅隱含在故事中，也隱含在人物刻畫中，甚至在小標題中。
1978年，我在離鄉三十年後，和paul及兩個女兒一同回鄉。那時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請作家來愛荷華，在北京曾努力過，和夏衍先生也談過，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國作家才能應邀到愛荷華來。那幾年來的作家，都是“文革”後的“出土文物”。他們是犧牲過而又被犧牲的一代，活過抗戰，活過國共戰爭，活過“文革”，終於得到第二次解放。他們對隔離了多年的世界，充滿渴望和好奇。
1983年，吳祖光和茹誌鵑應邀來愛荷華。王安憶那年二十幾歲，已出版小說集，1982年並以《本次列車終點》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那時她的短篇小說就已鋒芒畢露，例如《迴旋曲》。小說用非常簡潔的對話，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迴旋曲》分三節，每一節有不同的旋律。每一節提示一個問題。三節提示了三個問題：戀愛期間的問題，結婚期間的問題，結婚以後夫妻分居的問題。第一節一對戀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優美；第二節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婦要找一個旅館度蜜月；第三節婚後分居兩地，怨而不哀，平淡透著無奈。整篇小說充滿反諷。王安憶在那之後不斷發表作品，不斷出版長篇短篇小說的書。紮著兩條小辮從上海弄堂走出來的小女子，多年之後，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重鎮。《長恨歌》可說爐火純青了。王安憶在上海小市民的命運中，看到“人”的處境。小說是一幅大型工筆畫，既細且大。王安憶以一個大時代的變動為背景，用周密的細節結構出一幅大型畫麵，細緻入微地描繪其中一個個小人物，整幅畫隱寓著生命的無奈。但在1983年，二十幾歲的王安憶還得隨母同行。
那年陳映真在我們多次努力以後，來到愛荷華，也是他第一次從台灣出境。因為左傾思想而坐牢八年，一出獄就蒙著被子聽他祖國消息，聽到國際歌熱淚滿麵的陳映真，居然在愛荷華碰到來自他祖國的茹誌鵑、吳祖光、王安憶，還有個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箇是如魚得水，笑得很開心，有時調皮地賣弄一兩句黨的領導的話，還是標準的京腔。
他對王安憶是老大哥的關懷，探究，欣賞——她是年輕一代的希望。王安憶對他是女孩對兄長的信賴和仰望，但有時也一針見血點出他的迷信。陳映真和茹誌鵑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到一個祖國來的同誌！茹誌鵑呢？一個台灣同胞居然有如此進步思想，實在佩服！
吳祖光對中國的現實多持批判態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憶是探索者的質問，透著年輕人的叛逆。她對吳祖光那一聲“伯伯”叫得還是很親切的。
茹誌鵑和王安憶母女在思想和對現實的看法，正如她們的創作，都反映了兩個不同的時代。王安憶對母親常持反對態度。母親對她永遠微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