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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魚蒸好了，陳映真還沒到。
吳祖光說：陳映真給國民黨綁票綁走了。
王安憶說：我聽見他在走廊吹口哨。
《三生影像》 踽踽獨行(3)
我們吃魚，喝酒，不斷給陳映真打電話，沒人響應。魚快吃完了，他來了。原來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開門，請他進去喝杯茶。她談到自己身世，猶太人家庭，父母從俄國去阿根廷，母親有精神病，她精神壓力很大。
原來你吹口哨，她就開門了。我說。
他笑說：她太老了，否則，洗也洗不清。
他們到我家來看訪問五位中國作家的錄像帶：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陳映真說：真過癮，不必左顧右盼。
我笑說：這兒沒人打小報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訪問後，他說：大陸上的作家吃了那麽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麽。
在大陸作家之中，他對年輕的王安憶最關心，最好奇，也最讚賞。那時大陸作家的作品還不能在台灣發表。他在愛荷華一口氣讀完她送的幾本集子。1984年，他將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發表在台灣的《文季》，也許是台灣初次發表大陸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灣，那是很大的忌諱。
他評王安憶:
……作為一個年輕一代的作家，她的焦點和情感，毋寧是明顯地集中在年輕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雖然沒有大陸年輕一代哲學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質疑，卻有王安憶的認真和誠實，感人至深。
當然，陳映真對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興趣。他特別訪問菲律賓詩人、戲劇家和文學批判家阿奎拉（reuelmolinaagui），談論菲律賓在西班牙和美國殖民期間的文學和語言問題，以及目前的文學思潮。在長時間的訪問中，最後他問到文學和革命的關係。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學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學也不可能改變世界。文學隻能喚起民眾，喚起他們對公理、正義、愛和和平的意識。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alvarez）來愛荷華。大家一同乘車到外地去遊覽，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khalifeh）在他身邊坐下。
他隻能說幾個簡單的英文字。她轉身對我調皮地笑著說：他用完了那幾個英文字，我就過來和你聊天。
你喜歡美國嗎？她問卡洛斯，說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歡，美國人。政府，不。
你結了婚嗎？
沒有。啊，結了。啊，沒有。和一個女人一起。
我們又大笑。
為什麽不結婚？害怕女人嗎？
是的。離婚。
他們就那樣子用最單純的語言，卡洛斯表達了複雜的個人歷史。他在佛朗哥時期坐過好幾次牢。他為被暗殺的共產黨抗議，在外國發表文章，坐牢；為工人說話，坐牢。最後一次，判刑四年，佛朗哥死時，被大赦釋放，坐了二十個月的牢。他從1957年到1982年，是共產黨員。
《三生影像》 踽踽獨行(4)
我要訪問你！陳映真大聲說，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後。
那年秋天，paul患後腦炎，感染細菌，多次去醫院檢查，終至動手術開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顧他，和我患難與共。在醫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談不完的話，談的多半是當時台灣的情況。
你是個宗教家庭，怎麽對左傾思想有興趣？我問。
我爸爸從小就教我們，我們是中國人，所以從小我們就認為中國在那邊，那兒才是我們的國家。父親有魯迅的書，中日對照。我拿來看，也不太懂。後來讀中學，看書有些懂了。讀大學時候，我在舊書攤找到一些抗戰時期的書，和魯迅的書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慾特別強，找很多書來看。那時日本外務部有預備外交官到台北來學中文。他們那時就準備以後對付共產黨呀。他有許多關於共產黨的書。他說我可以去看，他還把鑰匙給我，我可以隨時去看書。後來，他要走了，對他下一任的人說：這個年輕人不錯，書可以盡量給他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對我影響很大。“文化大革命”發生了，世界許多國家受到影響，到處是學生運動。我在牢裏，有共產思想的人，有兩派：一派贊成蘇聯式共產，另一派贊成中國應該有自己的製度。
你們在牢裏可以談共產主義嗎？
在放風的時候談嘛。反正已經進去了，還怕什麽？哎呀，那時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
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陸，才知道千千萬萬人受到傷害。
那時不懂嘛！我們有個讀書會。我弟弟老六，那時候讀中學，他也受了影響，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給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幫年輕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讓我知道。後來，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總，後來在台東的監獄，最後三年在綠島。一出獄就打開收音機，蒙在被子裏聽，剛好是國際歌，我眼淚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為什麽？
不知道。為什麽放我，也不知道。我一進去，就要我填一種表，那種表是判刑以後才填的。
我笑說：你對坐牢可是很有經驗了。
我第二次一進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們把皮帶那些東西還給我，我還以為他們要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嶽母來保我，我才相信，他們真是放我了。
吳祖光說：陳映真給國民黨綁票綁走了。
王安憶說：我聽見他在走廊吹口哨。
《三生影像》 踽踽獨行(3)
我們吃魚，喝酒，不斷給陳映真打電話，沒人響應。魚快吃完了，他來了。原來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開門，請他進去喝杯茶。她談到自己身世，猶太人家庭，父母從俄國去阿根廷，母親有精神病，她精神壓力很大。
原來你吹口哨，她就開門了。我說。
他笑說：她太老了，否則，洗也洗不清。
他們到我家來看訪問五位中國作家的錄像帶：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陳映真說：真過癮，不必左顧右盼。
我笑說：這兒沒人打小報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訪問後，他說：大陸上的作家吃了那麽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麽。
在大陸作家之中，他對年輕的王安憶最關心，最好奇，也最讚賞。那時大陸作家的作品還不能在台灣發表。他在愛荷華一口氣讀完她送的幾本集子。1984年，他將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發表在台灣的《文季》，也許是台灣初次發表大陸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灣，那是很大的忌諱。
他評王安憶:
……作為一個年輕一代的作家，她的焦點和情感，毋寧是明顯地集中在年輕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雖然沒有大陸年輕一代哲學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質疑，卻有王安憶的認真和誠實，感人至深。
當然，陳映真對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興趣。他特別訪問菲律賓詩人、戲劇家和文學批判家阿奎拉（reuelmolinaagui），談論菲律賓在西班牙和美國殖民期間的文學和語言問題，以及目前的文學思潮。在長時間的訪問中，最後他問到文學和革命的關係。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學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學也不可能改變世界。文學隻能喚起民眾，喚起他們對公理、正義、愛和和平的意識。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alvarez）來愛荷華。大家一同乘車到外地去遊覽，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khalifeh）在他身邊坐下。
他隻能說幾個簡單的英文字。她轉身對我調皮地笑著說：他用完了那幾個英文字，我就過來和你聊天。
你喜歡美國嗎？她問卡洛斯，說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歡，美國人。政府，不。
你結了婚嗎？
沒有。啊，結了。啊，沒有。和一個女人一起。
我們又大笑。
為什麽不結婚？害怕女人嗎？
是的。離婚。
他們就那樣子用最單純的語言，卡洛斯表達了複雜的個人歷史。他在佛朗哥時期坐過好幾次牢。他為被暗殺的共產黨抗議，在外國發表文章，坐牢；為工人說話，坐牢。最後一次，判刑四年，佛朗哥死時，被大赦釋放，坐了二十個月的牢。他從1957年到1982年，是共產黨員。
《三生影像》 踽踽獨行(4)
我要訪問你！陳映真大聲說，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後。
那年秋天，paul患後腦炎，感染細菌，多次去醫院檢查，終至動手術開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顧他，和我患難與共。在醫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談不完的話，談的多半是當時台灣的情況。
你是個宗教家庭，怎麽對左傾思想有興趣？我問。
我爸爸從小就教我們，我們是中國人，所以從小我們就認為中國在那邊，那兒才是我們的國家。父親有魯迅的書，中日對照。我拿來看，也不太懂。後來讀中學，看書有些懂了。讀大學時候，我在舊書攤找到一些抗戰時期的書，和魯迅的書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慾特別強，找很多書來看。那時日本外務部有預備外交官到台北來學中文。他們那時就準備以後對付共產黨呀。他有許多關於共產黨的書。他說我可以去看，他還把鑰匙給我，我可以隨時去看書。後來，他要走了，對他下一任的人說：這個年輕人不錯，書可以盡量給他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對我影響很大。“文化大革命”發生了，世界許多國家受到影響，到處是學生運動。我在牢裏，有共產思想的人，有兩派：一派贊成蘇聯式共產，另一派贊成中國應該有自己的製度。
你們在牢裏可以談共產主義嗎？
在放風的時候談嘛。反正已經進去了，還怕什麽？哎呀，那時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
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陸，才知道千千萬萬人受到傷害。
那時不懂嘛！我們有個讀書會。我弟弟老六，那時候讀中學，他也受了影響，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給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幫年輕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讓我知道。後來，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總，後來在台東的監獄，最後三年在綠島。一出獄就打開收音機，蒙在被子裏聽，剛好是國際歌，我眼淚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為什麽？
不知道。為什麽放我，也不知道。我一進去，就要我填一種表，那種表是判刑以後才填的。
我笑說：你對坐牢可是很有經驗了。
我第二次一進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們把皮帶那些東西還給我，我還以為他們要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嶽母來保我，我才相信，他們真是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