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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聲聲，日子永遠就那樣子拖下去。改變那單調生活的是父親的死亡，是家族的明爭暗鬥，是母親的悲苦。
國際大團結！薇薇指著我家門口木牌上的字。
現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訴我。
我向門內看了一眼。幾個人坐在天井裏的板凳上談話。
這兒本來是三層樓房，一個大園子。我對paul和兩個女兒說：日本人占領武漢，美國飛機丟炸彈，正好丟在房子正中間，就炸出了這麽一個天井。抗戰勝利後，我們從四川回漢口，發現我們家炸成了平房，中間一個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間變得明亮了，每個房間都有陽光。我向牆內又瞧了一眼，笑著說：我小時候就想要這樣一個敞開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國人！中國人！這就是中國人！就是大災大難，他也有逆來順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鄉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陸。湖北副省長在武漢翠柳村設宴招待我們，大哥夫婦也在座。我請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滿口答應。那一年，我們也去了開封大哥的家。那時他的孩子們才告訴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著牌子：地主的孝子賢孫，做苦工，搬磚頭，調石灰。1978年，我們重見時，他還沒平反。1980年，在開封大哥家，我問起真君。
大嫂說：你大哥的媽死了以後……
哪一年？我問。
1962年。
我媽在台灣也是1962年過世的。
真巧！大哥說。
大嫂繼續說：爺爺在抗戰時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著你大哥的媽住，在武昌。解放以後，我們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養的。她把他們照顧得特好。大哥的媽死了，她來開封跟我們住。她叫我姐姐。我們真像姐妹一樣。有一天，組織上叫我去談話，說真君是我們的丫頭，在新社會是不允許的。我解釋說，我們沒把她當丫頭，她一個人，孤苦伶仃，我們要養她，我們和姐妹一樣親。不行，在新社會，組織會安排她的生活。原來他們要把她嫁給一個模範老工人。我沒辦法，最後隻好答應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對她說：真君，你有個家了。她點點頭說：嗯，有。我說：不是這個家，另外一個家。她還是點頭：嗯，有。我說不清，隻好做手勢。我把她幾件衣服包起來，放在她手裏，牽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說：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來：不，我要姐姐。
（大嫂聲音哽住了。）
我對她說：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門。我和她一起去鄭州。哎，一個老頭子，亂七八糟一間小屋子。我對她說：你在這裏住，常常回來。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隻好狠心走了。她每個星期都來看我們。每次來，都帶糖呀、糕呀給孩子們。大約一年多以後，老頭死了。組織上對她說不清，拿她沒辦法。我請了一個星期假，去鄭州陪她。她見到我，大哭，要跟我回來，回來住了一個月，還是不能留下來，還是得走。她回去以後，在醫院當洗衣工。後來他們又把她嫁了，嫁到鄉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時就失去聯絡了。我們也自身難保。
1986年，我和弟弟華桐沿江重訪母親帶著幾個小兒女，在抗戰中艱苦生活過的地方。重慶、萬縣、三鬥坪、宜昌、武漢。最後去開封。湖北應山縣外辦突然來了，提著一包皮蛋，特地趕來邀請我和華桐去應山。那算是我們老家了，但我母親這一房人從沒去過。父親死後，在母親的苦難中，那兒的親友對我們敬鬼神而遠之。我和華桐一時也無法改變早已決定的行程。我對大哥說：你去吧。他說：我算什麽？他們要你們去呀。
我們從外辦那兒終於知道了二哥的情況。1980年，湖北副省長把調查聶華棣下落的工作，交給應山縣辦理。剛好是來開封的這位外辦去調查。二哥的命運，寥寥幾句話就了結了。
50年代，二哥從武漢回應山養牛。忽然有幾條牛死了。有人說牛是他毒死的。他就進了勞改營。他在那兒得了肺病。據說1960年左右被釋放了，但應山沒有他回去的記錄，武漢也沒有。最後外辦找到一個當年和他一起勞改的人。那人說，他在勞改營裏看見過二哥，骨瘦如柴，因為勞改，沒敢說話。過了一陣子，他走過一堆黃土。土堆前麵插了一個小牌子：聶華棣
《三生影像》 尋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鄉，paul和兩女兒薇薇藍藍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個願望就是尋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國讀過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詩，也譯過他的一些詩，知道他在1957年因為和“丁陳反黨集團”的關係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現在，他在哪兒？他在做什麽？仍然寫詩嗎？我到北京之前，就有個預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寫的詩有一行：“而我──這來自南方的旅客，卻愛這悲哀的北國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機會，就說要見艾青。沒有回應。我們卻巧遇另一詩人蔡其矯。1938年從印尼回中國，他才十九歲，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運動，蔡其矯的詩被批判成“脫離政治，放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熱衷於追求資產階級趣味和表現資產階級美學理想，迷戀腐朽的形式主義”。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發現蔡其矯的詩，那正是中國文藝“三突出”時代，就因為蔡其矯的詩沒有什麽“突出”，我到處找來他的詩讀了，並選了幾首譯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詩都收集在我編譯的英文“百花齊放文學”中，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國際大團結！薇薇指著我家門口木牌上的字。
現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訴我。
我向門內看了一眼。幾個人坐在天井裏的板凳上談話。
這兒本來是三層樓房，一個大園子。我對paul和兩個女兒說：日本人占領武漢，美國飛機丟炸彈，正好丟在房子正中間，就炸出了這麽一個天井。抗戰勝利後，我們從四川回漢口，發現我們家炸成了平房，中間一個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間變得明亮了，每個房間都有陽光。我向牆內又瞧了一眼，笑著說：我小時候就想要這樣一個敞開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國人！中國人！這就是中國人！就是大災大難，他也有逆來順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鄉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陸。湖北副省長在武漢翠柳村設宴招待我們，大哥夫婦也在座。我請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滿口答應。那一年，我們也去了開封大哥的家。那時他的孩子們才告訴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著牌子：地主的孝子賢孫，做苦工，搬磚頭，調石灰。1978年，我們重見時，他還沒平反。1980年，在開封大哥家，我問起真君。
大嫂說：你大哥的媽死了以後……
哪一年？我問。
1962年。
我媽在台灣也是1962年過世的。
真巧！大哥說。
大嫂繼續說：爺爺在抗戰時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著你大哥的媽住，在武昌。解放以後，我們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養的。她把他們照顧得特好。大哥的媽死了，她來開封跟我們住。她叫我姐姐。我們真像姐妹一樣。有一天，組織上叫我去談話，說真君是我們的丫頭，在新社會是不允許的。我解釋說，我們沒把她當丫頭，她一個人，孤苦伶仃，我們要養她，我們和姐妹一樣親。不行，在新社會，組織會安排她的生活。原來他們要把她嫁給一個模範老工人。我沒辦法，最後隻好答應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對她說：真君，你有個家了。她點點頭說：嗯，有。我說：不是這個家，另外一個家。她還是點頭：嗯，有。我說不清，隻好做手勢。我把她幾件衣服包起來，放在她手裏，牽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說：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來：不，我要姐姐。
（大嫂聲音哽住了。）
我對她說：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門。我和她一起去鄭州。哎，一個老頭子，亂七八糟一間小屋子。我對她說：你在這裏住，常常回來。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隻好狠心走了。她每個星期都來看我們。每次來，都帶糖呀、糕呀給孩子們。大約一年多以後，老頭死了。組織上對她說不清，拿她沒辦法。我請了一個星期假，去鄭州陪她。她見到我，大哭，要跟我回來，回來住了一個月，還是不能留下來，還是得走。她回去以後，在醫院當洗衣工。後來他們又把她嫁了，嫁到鄉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時就失去聯絡了。我們也自身難保。
1986年，我和弟弟華桐沿江重訪母親帶著幾個小兒女，在抗戰中艱苦生活過的地方。重慶、萬縣、三鬥坪、宜昌、武漢。最後去開封。湖北應山縣外辦突然來了，提著一包皮蛋，特地趕來邀請我和華桐去應山。那算是我們老家了，但我母親這一房人從沒去過。父親死後，在母親的苦難中，那兒的親友對我們敬鬼神而遠之。我和華桐一時也無法改變早已決定的行程。我對大哥說：你去吧。他說：我算什麽？他們要你們去呀。
我們從外辦那兒終於知道了二哥的情況。1980年，湖北副省長把調查聶華棣下落的工作，交給應山縣辦理。剛好是來開封的這位外辦去調查。二哥的命運，寥寥幾句話就了結了。
50年代，二哥從武漢回應山養牛。忽然有幾條牛死了。有人說牛是他毒死的。他就進了勞改營。他在那兒得了肺病。據說1960年左右被釋放了，但應山沒有他回去的記錄，武漢也沒有。最後外辦找到一個當年和他一起勞改的人。那人說，他在勞改營裏看見過二哥，骨瘦如柴，因為勞改，沒敢說話。過了一陣子，他走過一堆黃土。土堆前麵插了一個小牌子：聶華棣
《三生影像》 尋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鄉，paul和兩女兒薇薇藍藍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個願望就是尋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國讀過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詩，也譯過他的一些詩，知道他在1957年因為和“丁陳反黨集團”的關係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現在，他在哪兒？他在做什麽？仍然寫詩嗎？我到北京之前，就有個預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寫的詩有一行：“而我──這來自南方的旅客，卻愛這悲哀的北國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機會，就說要見艾青。沒有回應。我們卻巧遇另一詩人蔡其矯。1938年從印尼回中國，他才十九歲，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運動，蔡其矯的詩被批判成“脫離政治，放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熱衷於追求資產階級趣味和表現資產階級美學理想，迷戀腐朽的形式主義”。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發現蔡其矯的詩，那正是中國文藝“三突出”時代，就因為蔡其矯的詩沒有什麽“突出”，我到處找來他的詩讀了，並選了幾首譯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詩都收集在我編譯的英文“百花齊放文學”中，哥倫比亞大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