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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現在，我想藉這個機會請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幫忙《自由中國》發展的各位朋友們，解除我這個不負責任發行人的虛名，另舉一位實際負責任的人擔任，我希望將來多做點文章，做編輯人中的一個。我為什麽有這個要求呢？我剛才說過，言論自由是要自己爭取的。爭取自由是應該負責的。我們在這個地方，話說錯了，要負說錯話的責任，違反了國家法令，要負違反國家法令的責任；要坐監的，就應該坐監，要罰款的，就應該負罰款的責任。
據說還有兩句話，他終於沒有說出：“要砍頭的，就要去砍頭。”
1958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適。雷先生籌組新黨時，要求他做新黨領袖，他不答應。可是，他鼓勵雷先生出來組黨，他可在旁協助，他可做黨員，召開成立大會，他一定出席演講捧場，並引用孟子的話：“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可以想像雷先生得到胡適這樣的鼓勵，一定像小孩子一樣得意，滿麵春風：組織新黨是水到渠成了。
《三生影像》 雷震與胡適(2)
1960年6月，他和李萬居、高玉樹、傅正等十七人開始籌備新黨組織工作。9月4日，雷先生、傅正、劉子英、馬之四人被捕。雷先生被誣為“涉嫌叛亂”，軍法審判。《自由中國》被封。
當時胡適在美國開會。美聯社、合眾社問他對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應由法院來審理，不應由軍法審判。他避重就輕，不談原則，隻談枝節。在台灣特務監視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卻挺身而出，共同發表聲明，表示對於《自由中國》上有問題的文章文責自負。殷海光寫的幾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
據傅正1989年主編的《雷震全集》中的記載，胡適1960年11月18日的日記寫著：
總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軍法審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師（指梁肅戎立法委員）隻有一天半的時間可以查卷，可以調查材料。十月三日開庭，這樣重大的案子，隻開了八個多鍾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八日宣判了。這算什麽審判？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國外見報，十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普林斯頓大學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胡適將在10月23日回台灣了。毛子水特地從台灣到東京去接他。毛老先生在兩三年前已辭去《自由中國》編輯委員的名義，杭立武、瞿荊州和《自由中國》也早沒關係了。這次毛子水去東京是另有任務，據說是去告訴胡適回台後不要多講話。他到台北當晚接見記者，表示《自由中國》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並說11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成為言論自由的象徵。“我曾主張為他造銅像，不料換來的是十年坐監，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光榮的下場”，胡適公開說得很漂亮，畢竟有點兒風涼。在他拍了桌子之後，握手時對記者說：“今天我說了很多動感情的話，希望你們寫的時候注意一點，以免影響到各位的飯碗。”
胡適對雷震是在鄉願和真情之間迴蕩。他寫了兩首很有感情的新詩給獄中的雷先生：剛忘了昨日的夢，又分明看見其中的一笑。這對獄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1961年7月，雷先生在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胡適以南宋詩人楊萬裏的桂源鋪絕句題贈：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監。判刑以後，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監獄看他。我們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適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發一言，隻是去看看雷震。那個公開的沉默姿態，對於鐵窗裏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個個寂寞的星期五過去了，胡適沒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幾個人忍不住了，要探聽他對雷案究竟是什麽態度。一天晚上，我們去南港看胡適。他招待了我們一頓點心，一點幽默，一臉微笑。
11月23日雷震復判結果，仍然維持原判。胡適對採訪的記者說了六個字：“太失望，太失望。”記者提到他沒去探監。他說：“雷震會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勵雷震組織一個有力量的新黨，他自己呢？不做黨魁，“要看新黨的情形而言。”結果新黨被扼殺了，雷震被關在牢裏了。雷案復判那天，他在書房獨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悶的。真正的胡適關在他自己的心牢裏。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後，突然倒地，他才從那心牢裏解脫了。
詩人周棄子寫了一首詩：
無憑北海知劉備
不死中書惜褚淵
銅像當年姑漫語
鐵窗今日是凋年
途窮未必官能棄
棋敗何曾卒向前
我論人才忘美事
直將本事入詩篇
《三生影像》 雷震與胡適(3)
胡適曾說過：過河的卒子，隻有前進，而無退後的。雷先生認為周棄子對胡適誤會了，他對胡適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認為他因為雷案受了冤屈，並因為雷案突然心髒病復發，倒地而死。胡適是他獄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獄中夢到胡適談論容忍與自由，作了一首自勵詩，讀起來像增廣賢文：
據說還有兩句話，他終於沒有說出：“要砍頭的，就要去砍頭。”
1958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適。雷先生籌組新黨時，要求他做新黨領袖，他不答應。可是，他鼓勵雷先生出來組黨，他可在旁協助，他可做黨員，召開成立大會，他一定出席演講捧場，並引用孟子的話：“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可以想像雷先生得到胡適這樣的鼓勵，一定像小孩子一樣得意，滿麵春風：組織新黨是水到渠成了。
《三生影像》 雷震與胡適(2)
1960年6月，他和李萬居、高玉樹、傅正等十七人開始籌備新黨組織工作。9月4日，雷先生、傅正、劉子英、馬之四人被捕。雷先生被誣為“涉嫌叛亂”，軍法審判。《自由中國》被封。
當時胡適在美國開會。美聯社、合眾社問他對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應由法院來審理，不應由軍法審判。他避重就輕，不談原則，隻談枝節。在台灣特務監視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卻挺身而出，共同發表聲明，表示對於《自由中國》上有問題的文章文責自負。殷海光寫的幾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
據傅正1989年主編的《雷震全集》中的記載，胡適1960年11月18日的日記寫著：
總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軍法審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師（指梁肅戎立法委員）隻有一天半的時間可以查卷，可以調查材料。十月三日開庭，這樣重大的案子，隻開了八個多鍾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八日宣判了。這算什麽審判？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國外見報，十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普林斯頓大學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胡適將在10月23日回台灣了。毛子水特地從台灣到東京去接他。毛老先生在兩三年前已辭去《自由中國》編輯委員的名義，杭立武、瞿荊州和《自由中國》也早沒關係了。這次毛子水去東京是另有任務，據說是去告訴胡適回台後不要多講話。他到台北當晚接見記者，表示《自由中國》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並說11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成為言論自由的象徵。“我曾主張為他造銅像，不料換來的是十年坐監，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光榮的下場”，胡適公開說得很漂亮，畢竟有點兒風涼。在他拍了桌子之後，握手時對記者說：“今天我說了很多動感情的話，希望你們寫的時候注意一點，以免影響到各位的飯碗。”
胡適對雷震是在鄉願和真情之間迴蕩。他寫了兩首很有感情的新詩給獄中的雷先生：剛忘了昨日的夢，又分明看見其中的一笑。這對獄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1961年7月，雷先生在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胡適以南宋詩人楊萬裏的桂源鋪絕句題贈：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監。判刑以後，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監獄看他。我們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適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發一言，隻是去看看雷震。那個公開的沉默姿態，對於鐵窗裏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個個寂寞的星期五過去了，胡適沒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幾個人忍不住了，要探聽他對雷案究竟是什麽態度。一天晚上，我們去南港看胡適。他招待了我們一頓點心，一點幽默，一臉微笑。
11月23日雷震復判結果，仍然維持原判。胡適對採訪的記者說了六個字：“太失望，太失望。”記者提到他沒去探監。他說：“雷震會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勵雷震組織一個有力量的新黨，他自己呢？不做黨魁，“要看新黨的情形而言。”結果新黨被扼殺了，雷震被關在牢裏了。雷案復判那天，他在書房獨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悶的。真正的胡適關在他自己的心牢裏。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後，突然倒地，他才從那心牢裏解脫了。
詩人周棄子寫了一首詩：
無憑北海知劉備
不死中書惜褚淵
銅像當年姑漫語
鐵窗今日是凋年
途窮未必官能棄
棋敗何曾卒向前
我論人才忘美事
直將本事入詩篇
《三生影像》 雷震與胡適(3)
胡適曾說過：過河的卒子，隻有前進，而無退後的。雷先生認為周棄子對胡適誤會了，他對胡適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認為他因為雷案受了冤屈，並因為雷案突然心髒病復發，倒地而死。胡適是他獄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獄中夢到胡適談論容忍與自由，作了一首自勵詩，讀起來像增廣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