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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沒有胡適這個護身符了，雷震一個人頂得住嗎？他是否會向權力妥協？那時雷先生還有黨內黨外開明人士的支持。後來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顧慮，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漸減少了。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闖禍以後，雷先生在回憶錄裏寫到當時所受的幹擾：
當時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號，兩個特務向對麵人家借了一條長板凳，守在門口，香菸和香蕉皮丟在地上。我家傭人在房上給他們照了一張相，他們全不知道，還有一個特務騎著一輛腳踏車在我住宅四麵兜圈子，大概是怕我從後門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連午飯也無心思吃。自此以後，金山街一巷二號住宅，就有人常監視著。
1952年11月，胡適要從美國到台灣了，他對國民黨的友善態度明朗化了，至於他對《自由中國》的態度呢？還是個謎。殷海光和少壯編委都很擔心，雷先生從沒懷疑過胡適對《自由中國》的支持。
當時在海外，海峽兩岸爭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適、錢學森何去何從，非常引人注目。胡適到台灣，當然是件大事，那時《自由中國》正是受到執政當局威脅的時候，胡適可以為《自由中國》?腰，向當權者講話，甚至當麵抗議。雷先生要熱烈歡迎他，同時慶祝雜誌創刊三周年，以壯聲勢。胡適到台灣引起一陣轟動，甚至還被人描上浪漫色彩。傳說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兒，她就跟到那兒，在門外等，在窗外看。
《三生影像》 雷青天(4)
胡適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機場獻花。我在他書桌上留了個字條：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適先生獻花。這是件美麗的差事，也是個熱鬧場麵。我既不美麗，也不愛湊熱鬧，請您饒了我吧！
聶華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請胡適和《自由中國》同仁在家吃飯。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興我拒絕獻花，見麵豈不尷尬。我決定不去。殷海光堅持我去。我進門在玄關脫鞋，聽見雷先生在客廳大叫：來了！來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給你獻花！胡先生“嘿嘿”笑了兩聲。我走進客廳，他手裏正拿著我寫的字條。雷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們正在傳看呢。
《自由中國》歡迎胡適並慶祝三周年的酒會在台北婦女之家舉行。社會名流、國民黨官僚、黨外人士，來賓有一百多人。胡適在台灣作第一次公開講話。
他一開頭就說：雷先生為民主自由而奮鬥，台灣的人應該給雷震立個銅像。
那兩句開場白引起久久的一片掌聲。
胡適接著說：《自由中國》雜誌用我的名字作發行人。剛才吳鐵城先生說，今天歡迎發行人。我說我是不發行的發行人。我很慚愧，這幾年我擔任了一個發行人的虛名，事實上我沒有負責任。
胡適最後公開聲明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名義。雷先生隻有孤軍作戰了。但那時《自由中國》還沒碰到政治權力的核心，人們還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國》社從雷家搬到和平東路二段去了。編輯委員每月開會兩次，討論社論和雜誌遭受的各種幹擾問題，問題越來越多。編輯委員會上毛子水和殷海光總是對立的。毛子水主張平和克製，殷海光要批評，要抗議。少壯的人站在殷海光一邊。雷震起初是他們之間的協調人。有時候殷海光講到國民黨某些腐敗現象，雷先生還有些忐忑不安的樣子，仿佛兄弟不爭氣，恨鐵不成鋼。縱令他極力克製，《自由中國》遭受的壓力越來越大了，雷先生的鬥勁也越來越大了。
雷家因為特務的騷擾，也因為《自由中國》需要經濟補助，雷先生夫婦賣掉金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柵去了。他們常邀請作家朋友們歡聚。在那鄉下園子裏，我們和吳魯芹、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寧、周棄子、高陽、夏濟安、郭衣洞（後改名柏楊）、潘人木、孟瑤、司馬中原、段彩華以及其他作家們，度過許多歡樂時光。雷太太雍容大方，親切可人。她已身為監察委員，但那時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賢淑妻子。隨著執政當局對《自由中國》不斷的威脅迫害，作家的聚會也就煙消雲散了。多年以後，事過境遷，我才在朱西寧的文章裏知道，他當時因為和《自由中國》的作家關係，也受到一些牽連。
1954年，《自由中國》和統治權力的衝突更尖銳化了。由於一篇搶救教育危機的文章，雷震被開除國民黨黨籍。蔣介石當選連任總統，《自由中國》批評他和國民黨違憲的事實。1955年，國民黨發動“黨員自清運動”，《自由中國》批評：自清運動要不得！1956年，蔣介石七秩大壽的日子，《自由中國》出了祝壽專號，批評違憲的國防組織以及特務機構，轟動一時，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國民黨許多刊物的圍剿。雷震的黨籍、官爵、人事關係，一層層像剝筍子一樣，全給剝掉了，隻剩下光禿禿的筍心了，孤立在寒濕的海島上。真正的雷震挺出來了：誠，真，憨，厚，還加上個倔。
雷先生審稿，約稿，開編輯會議，甚至校對。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在一起校對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經過雷先生、黃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國》社一校再校，然後三人到印刷廠作最後的校對，才交給印刷廠印出。一字之誤，可能就惹了大禍，譬如“中央”指示，印成“中共”指示，雜誌和印刷廠就遭殃了。我們還絞盡腦汁修改可能出問題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討論很久才決定。在特務審查之前，我們自己已經嚴格審查過了。雷先生有時突然自顧自笑了起來，把文章中一兩句一針見血的話讀給我們聽，三人樂得很。我們就那樣子在一起工作兩整天。每次校對完畢，天已黑了，三人擠上公共汽車，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頓鹽雞，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擠上回家的公共汽車，站在人堆裏向我們招招手。車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闖禍以後，雷先生在回憶錄裏寫到當時所受的幹擾：
當時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號，兩個特務向對麵人家借了一條長板凳，守在門口，香菸和香蕉皮丟在地上。我家傭人在房上給他們照了一張相，他們全不知道，還有一個特務騎著一輛腳踏車在我住宅四麵兜圈子，大概是怕我從後門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連午飯也無心思吃。自此以後，金山街一巷二號住宅，就有人常監視著。
1952年11月，胡適要從美國到台灣了，他對國民黨的友善態度明朗化了，至於他對《自由中國》的態度呢？還是個謎。殷海光和少壯編委都很擔心，雷先生從沒懷疑過胡適對《自由中國》的支持。
當時在海外，海峽兩岸爭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適、錢學森何去何從，非常引人注目。胡適到台灣，當然是件大事，那時《自由中國》正是受到執政當局威脅的時候，胡適可以為《自由中國》?腰，向當權者講話，甚至當麵抗議。雷先生要熱烈歡迎他，同時慶祝雜誌創刊三周年，以壯聲勢。胡適到台灣引起一陣轟動，甚至還被人描上浪漫色彩。傳說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兒，她就跟到那兒，在門外等，在窗外看。
《三生影像》 雷青天(4)
胡適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機場獻花。我在他書桌上留了個字條：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適先生獻花。這是件美麗的差事，也是個熱鬧場麵。我既不美麗，也不愛湊熱鬧，請您饒了我吧！
聶華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請胡適和《自由中國》同仁在家吃飯。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興我拒絕獻花，見麵豈不尷尬。我決定不去。殷海光堅持我去。我進門在玄關脫鞋，聽見雷先生在客廳大叫：來了！來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給你獻花！胡先生“嘿嘿”笑了兩聲。我走進客廳，他手裏正拿著我寫的字條。雷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們正在傳看呢。
《自由中國》歡迎胡適並慶祝三周年的酒會在台北婦女之家舉行。社會名流、國民黨官僚、黨外人士，來賓有一百多人。胡適在台灣作第一次公開講話。
他一開頭就說：雷先生為民主自由而奮鬥，台灣的人應該給雷震立個銅像。
那兩句開場白引起久久的一片掌聲。
胡適接著說：《自由中國》雜誌用我的名字作發行人。剛才吳鐵城先生說，今天歡迎發行人。我說我是不發行的發行人。我很慚愧，這幾年我擔任了一個發行人的虛名，事實上我沒有負責任。
胡適最後公開聲明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名義。雷先生隻有孤軍作戰了。但那時《自由中國》還沒碰到政治權力的核心，人們還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國》社從雷家搬到和平東路二段去了。編輯委員每月開會兩次，討論社論和雜誌遭受的各種幹擾問題，問題越來越多。編輯委員會上毛子水和殷海光總是對立的。毛子水主張平和克製，殷海光要批評，要抗議。少壯的人站在殷海光一邊。雷震起初是他們之間的協調人。有時候殷海光講到國民黨某些腐敗現象，雷先生還有些忐忑不安的樣子，仿佛兄弟不爭氣，恨鐵不成鋼。縱令他極力克製，《自由中國》遭受的壓力越來越大了，雷先生的鬥勁也越來越大了。
雷家因為特務的騷擾，也因為《自由中國》需要經濟補助，雷先生夫婦賣掉金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柵去了。他們常邀請作家朋友們歡聚。在那鄉下園子裏，我們和吳魯芹、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寧、周棄子、高陽、夏濟安、郭衣洞（後改名柏楊）、潘人木、孟瑤、司馬中原、段彩華以及其他作家們，度過許多歡樂時光。雷太太雍容大方，親切可人。她已身為監察委員，但那時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賢淑妻子。隨著執政當局對《自由中國》不斷的威脅迫害，作家的聚會也就煙消雲散了。多年以後，事過境遷，我才在朱西寧的文章裏知道，他當時因為和《自由中國》的作家關係，也受到一些牽連。
1954年，《自由中國》和統治權力的衝突更尖銳化了。由於一篇搶救教育危機的文章，雷震被開除國民黨黨籍。蔣介石當選連任總統，《自由中國》批評他和國民黨違憲的事實。1955年，國民黨發動“黨員自清運動”，《自由中國》批評：自清運動要不得！1956年，蔣介石七秩大壽的日子，《自由中國》出了祝壽專號，批評違憲的國防組織以及特務機構，轟動一時，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國民黨許多刊物的圍剿。雷震的黨籍、官爵、人事關係，一層層像剝筍子一樣，全給剝掉了，隻剩下光禿禿的筍心了，孤立在寒濕的海島上。真正的雷震挺出來了：誠，真，憨，厚，還加上個倔。
雷先生審稿，約稿，開編輯會議，甚至校對。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在一起校對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經過雷先生、黃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國》社一校再校，然後三人到印刷廠作最後的校對，才交給印刷廠印出。一字之誤，可能就惹了大禍，譬如“中央”指示，印成“中共”指示，雜誌和印刷廠就遭殃了。我們還絞盡腦汁修改可能出問題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討論很久才決定。在特務審查之前，我們自己已經嚴格審查過了。雷先生有時突然自顧自笑了起來，把文章中一兩句一針見血的話讀給我們聽，三人樂得很。我們就那樣子在一起工作兩整天。每次校對完畢，天已黑了，三人擠上公共汽車，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頓鹽雞，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擠上回家的公共汽車，站在人堆裏向我們招招手。車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