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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是編輯委員會裏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女性，旁聽編輯會議上保守派和開明派的辯論以及他們清明的思維方式，是我的樂趣，不知不覺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國》十一年（1949—1960），如魚得水，我的個性受到尊重，我的創作興趣得以發揮，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為人的嶙峋風骨，和做人的尊嚴。半個世紀以後，我在這愛荷華河上寂靜的鹿園，寫下這篇回憶，心中充滿了感激。
我到台灣最初幾年很不快活。我開始寫作，身兼兩份工作，也做點翻譯賺稿費養家。我家庭負擔很重。我的大弟、母親年輕守寡望他成龍的那個弟弟漢仲，1951年3月空軍例行飛行失事，年僅二十五歲。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現實中凸顯出來了，不和，也不能分，隻有那麽拖下去了。《自由中國》辦公室，氣壓低得叫人透不過氣。雷先生的舊部屬劉子英隻是個會計，但他擺出一副主子麵孔，作威作福，什麽事都管。工作人員隻有四五個人，每天還得在一個本子上籤到。有一天，我遲到了半小時，劉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個問號。我們全討厭他，叫他奴才。一間辦公室不夠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間小屋裏，很高興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後來雷先生安排劉子英到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去了。皆大歡喜。
雷先生對以前在大陸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顧。劉子英在1950年從大陸到香港，雷先生保證他台灣入境，並接濟旅費，安插他在《自由中國》擔任會計工作。據劉子英自己所說：我到達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謁見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婦仍是往日那樣和藹慈祥，對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詢備至，也問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陳述，並將去看傅學文事講了出來，因她也算是國民參政會的一分子。先生聽了並不在意，且問及她在做什麽和邵力子的近況，我也據實以告。
《三生影像》 雷青天(3)
第一任編輯李中直在《自由中國》創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黃中繼任。他是我中央大學同學，高我一年，自稱學長。他那個人就和他走路一樣，一陣輕風撩來，瀟灑自在。他為人謙和寬容，很有親和力，是排紛解難的那種人，是老中少都喜歡的那種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燒起來了，悠悠細水灑來，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寧人，他另有途徑，轉彎抹角達到目的。他對有問題的文章，細心琢磨，提出穩健的意見，雷先生微笑著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間，《自由中國》已在言論上闖了幾次大禍了。社論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執筆。殷海光鋒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穩練。《自由中國》的社論，若是殷海光寫的，雷先生看過之後，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後來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國》編輯委員，他也有緩衝的作用。他們將殷海光才氣縱橫文章裏的利刃尖刺，該拔的拔，該磨的磨，字裏行間仍有直言敢諫的氣魄。
馬之1949年在大陸搭船去廣州，船過基隆裝卸貨物，他乘機到台北拜訪老師王聿修教授，王教授願保他入境，並解決食宿問題，他就留下了。後來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來，王教授保釋無效，古道熱腸的雷先生出麵，才保釋他出獄，那時的雷先生還和當時的權勢有很好的關係。馬之，東北人，一個漂亮小生，為人圓和，辦事周到，逗人喜歡，雷先生聘他為《自由中國》經理。那就是天真寬厚的雷震，沒想到什麽“包庇匪諜”之類的事。當然，馬之絕不是“匪諜”，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記錄在案了。馬之對政治毫沒興趣，一心想結婚，帶著照相機到處追女孩子。那時候，買個照相機可是件大事。他向我們炫耀一疊一疊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們為他幹著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斷照相，不斷給我們看照片，終於看到一個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個頭，眉清目秀。現在可隻那一個女孩子的照片了：坐著、站著、微笑、假、凝望、斜視。不久，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牽著手，挽著臂，並排坐，相依偎，兩人之間沒有空間了。結婚請帖到了。在婚禮上，馬之神態嚴肅而滿足。
雷家有個司機老瞿，跟著他從大陸到台灣。雷先生到台灣後，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說的：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車，司機用不著了，老瞿就幫他辦些雜事，提著他文件包跟他到處走動。雷先生在社裏工作時，他就在社裏幫忙發行，然後一同搭公共汽車回家。出出進進，如影隨形。老瞿是個老好人，實實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塊頭大嗓門，一陣陣旋風似的，呼的一下衝進《自由中國》社。有時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著巷口對我們大叫：你看！你看！那幾個特務還在那裏！坐在吉普車裏！看他們再怎麽辦！說完就開心大笑。又贏了一場捉迷藏的遊戲，且等下一場了。老瞿有時還為雷先生補充：他們開吉普車追，我們就跳出計程車，跳上公共汽車。他們丟了吉普車，也上了公共汽車。他們從後門上，我們就從前門溜走了。公共汽車開了，我們就向他們招招手。
1951年，《自由中國》創辦兩年之後，台灣發生一樁高利貸的金融案件，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人員設下陷阱圈套，引誘犯罪人上鉤。雷先生抵擋不過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這些開明分子的憤慨，由夏道平執筆寫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自由中國》和台灣統治權力的衝突，也就從那篇社論開始了。保安司令部將該期《自由中國》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竟要逮捕《自由中國》編輯，幸有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吳國禎發現而製止，才沒抓人。《自由中國》寫了一篇再論經濟管製的措施，賠罪道歉，這才了事。胡適因為這事件來信辭去發行人名義，他的理由是抗議軍事機關幹涉言論自由。
我到台灣最初幾年很不快活。我開始寫作，身兼兩份工作，也做點翻譯賺稿費養家。我家庭負擔很重。我的大弟、母親年輕守寡望他成龍的那個弟弟漢仲，1951年3月空軍例行飛行失事，年僅二十五歲。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現實中凸顯出來了，不和，也不能分，隻有那麽拖下去了。《自由中國》辦公室，氣壓低得叫人透不過氣。雷先生的舊部屬劉子英隻是個會計，但他擺出一副主子麵孔，作威作福，什麽事都管。工作人員隻有四五個人，每天還得在一個本子上籤到。有一天，我遲到了半小時，劉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個問號。我們全討厭他，叫他奴才。一間辦公室不夠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間小屋裏，很高興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後來雷先生安排劉子英到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去了。皆大歡喜。
雷先生對以前在大陸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顧。劉子英在1950年從大陸到香港，雷先生保證他台灣入境，並接濟旅費，安插他在《自由中國》擔任會計工作。據劉子英自己所說：我到達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謁見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婦仍是往日那樣和藹慈祥，對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詢備至，也問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陳述，並將去看傅學文事講了出來，因她也算是國民參政會的一分子。先生聽了並不在意，且問及她在做什麽和邵力子的近況，我也據實以告。
《三生影像》 雷青天(3)
第一任編輯李中直在《自由中國》創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黃中繼任。他是我中央大學同學，高我一年，自稱學長。他那個人就和他走路一樣，一陣輕風撩來，瀟灑自在。他為人謙和寬容，很有親和力，是排紛解難的那種人，是老中少都喜歡的那種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燒起來了，悠悠細水灑來，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寧人，他另有途徑，轉彎抹角達到目的。他對有問題的文章，細心琢磨，提出穩健的意見，雷先生微笑著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間，《自由中國》已在言論上闖了幾次大禍了。社論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執筆。殷海光鋒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穩練。《自由中國》的社論，若是殷海光寫的，雷先生看過之後，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後來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國》編輯委員，他也有緩衝的作用。他們將殷海光才氣縱橫文章裏的利刃尖刺，該拔的拔，該磨的磨，字裏行間仍有直言敢諫的氣魄。
馬之1949年在大陸搭船去廣州，船過基隆裝卸貨物，他乘機到台北拜訪老師王聿修教授，王教授願保他入境，並解決食宿問題，他就留下了。後來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來，王教授保釋無效，古道熱腸的雷先生出麵，才保釋他出獄，那時的雷先生還和當時的權勢有很好的關係。馬之，東北人，一個漂亮小生，為人圓和，辦事周到，逗人喜歡，雷先生聘他為《自由中國》經理。那就是天真寬厚的雷震，沒想到什麽“包庇匪諜”之類的事。當然，馬之絕不是“匪諜”，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記錄在案了。馬之對政治毫沒興趣，一心想結婚，帶著照相機到處追女孩子。那時候，買個照相機可是件大事。他向我們炫耀一疊一疊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們為他幹著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斷照相，不斷給我們看照片，終於看到一個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個頭，眉清目秀。現在可隻那一個女孩子的照片了：坐著、站著、微笑、假、凝望、斜視。不久，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牽著手，挽著臂，並排坐，相依偎，兩人之間沒有空間了。結婚請帖到了。在婚禮上，馬之神態嚴肅而滿足。
雷家有個司機老瞿，跟著他從大陸到台灣。雷先生到台灣後，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說的：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車，司機用不著了，老瞿就幫他辦些雜事，提著他文件包跟他到處走動。雷先生在社裏工作時，他就在社裏幫忙發行，然後一同搭公共汽車回家。出出進進，如影隨形。老瞿是個老好人，實實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塊頭大嗓門，一陣陣旋風似的，呼的一下衝進《自由中國》社。有時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著巷口對我們大叫：你看！你看！那幾個特務還在那裏！坐在吉普車裏！看他們再怎麽辦！說完就開心大笑。又贏了一場捉迷藏的遊戲，且等下一場了。老瞿有時還為雷先生補充：他們開吉普車追，我們就跳出計程車，跳上公共汽車。他們丟了吉普車，也上了公共汽車。他們從後門上，我們就從前門溜走了。公共汽車開了，我們就向他們招招手。
1951年，《自由中國》創辦兩年之後，台灣發生一樁高利貸的金融案件，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人員設下陷阱圈套，引誘犯罪人上鉤。雷先生抵擋不過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這些開明分子的憤慨，由夏道平執筆寫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自由中國》和台灣統治權力的衝突，也就從那篇社論開始了。保安司令部將該期《自由中國》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竟要逮捕《自由中國》編輯，幸有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吳國禎發現而製止，才沒抓人。《自由中國》寫了一篇再論經濟管製的措施，賠罪道歉，這才了事。胡適因為這事件來信辭去發行人名義，他的理由是抗議軍事機關幹涉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