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套用一個時髦的名詞，美利堅帝國是“實實在在”的。美國處於一個互相依存的網絡，有時稱之為“全球化”的中心。“全球化”建立美國創立並有重要影響----也許可以說主宰----的國際製度基礎上，它反映了自由市場經濟和深得人心的美國價值觀。由於發達的現代通訊和交通體係，這以網絡便於獲取海外市場和投資機會，有利於人力資本和智慧財產權的流動，鼓勵市場力量和民主進程的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擴展。而所有這些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國自己。這一“全球化”就是新的美利堅帝國。
但是，這不僅僅體依靠軍事安全和經濟上的“強大實力”，它也取決於信心和共同的價值觀。這種信心反映了對美國主要內、外政策的綜合判斷。在二戰後短短幾年中，美國創立了一係列的國際組織，通過它們交換意圖和傳遞長期戰略。美國依靠實際行動，通過這些組織並在其框架內，展示了美國的價值，保持了信心。
除了解決一些與超級大國競爭不太直接相關的國際問題外，聯合國的功能是作為一個交流的論壇。它的建立和總體設計是迫不得已的。聯合國是美國設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係失敗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它試圖修正這一錯誤。幾乎與此同時，冷戰的出現打破了聯合國作為維護集體安全手段的希望。但是，確實有有些組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糧農組織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欠發達國家民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聯合國成為國際法的源頭----那就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法律地位。實際上，這一法規沒有真正的最高權力來強製執行----但是在許多國家，它的合法性滲透到國內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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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係的熱心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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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向是這一國際體係的熱心的支持者。除了規範開發海洋、管理所有商業行為的法規外，美國參與製訂了控製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條約。而且，許多條約都有相應的監督管理機製和組織，如國際原子能機構、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等等。美國在聯合國所有機構中都有代表，大使、代表和特派員定期開展工作。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他們為維護美國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但是，美國的方式不是靠強迫和高壓，而是通過說服求得一致。史無前例，作為二戰的戰勝國，美國曾經是溫和仁慈、寬宏大度。它通過聯合國體係分攤了國際權力，專心幫助德國、日本和韓國的經濟重建，接納外國學生、促進學生交流計劃，譴責舊的殖民帝國，接受移民----因此，美國成為一種理想，一個世界其它國家的楷模。在權利法案中闡述的美國信念鼓舞了全世界的人們。可以感覺出來，我們對於傳統帝國不感興趣----我們的動機與全世界幾十個為自由而奮鬥的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對於發達世界中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來說，其經濟實力和美國的理念是別國難以抗衡的。因此，在大約2/3的世紀裏，美國一直被視為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國家。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美國的力量是哈佛大學約翰.f.甘迺迪學院政治學係主任約瑟夫.尼耶所說的那種“軟的力量”，這種力量是說服他人，它建立在美國價值觀的基礎上。它對我們的影響遠遠超過傳統的國際均勢政治學。它更多依靠榜樣的引導、政策的透明和超常的能力，而不是像以往的殖民主義那樣，依靠完全占領別國、強迫推行法律和製度，或者使用我們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冷戰期間，麵對蘇聯的威脅，美國在海外遵循的崇高原則受到了挑戰。美國犯下了許多錯誤，逐漸失去了一些道義的優勢，出現了一些反對者和懷疑者。由於擔心蘇聯對中東地區潛在的侵犯，美國廢黜伊朗領導人並代之以一位不受歡迎的國王。參與反對偏向蘇聯的印度，美國使自己與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疏遠了。由於擔心馬克思主義者接管智利，美國支持智利反政府軍事行動，推翻了民選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人薩爾瓦多.阿連德。在中美洲，美國利用當地政府，還有中央情報局和特種部隊人員，與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和遊擊隊員展開了近十年戰鬥，戰鬥取得了勝利，但是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並造成了額外的人道災難和非法的反政府行動。在我們要反對的極權政府，以及僅僅是獨裁、但卻可以為美國利益服務的政權之間，我們常常要做語義上的區分，但這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區分，它從來沒有被美國的政治體係所接受。
冷戰結束消除了這些使得美國政策自相矛盾的根源。美國不僅自由地闡述自己的原則立場，而且還可以更直接地鼓勵那些國家接受我們的價值觀。然而，恰恰相反，美國卻更少的譴責那些經常侵犯人權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在掃除阻礙民主政府的海地軍事派別的行動，以及美軍在巴爾幹、拉美、非洲和亞洲所進行的維和行動中，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新理想主義傾向得到增強。
但是，2001年標誌著美國對外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一次有爭議的選舉中執掌政權後，布希政府毫不含糊地給美國對外政策打上了更明顯的單邊主義、國際均勢的印記。美國停止了解決全球變暖的國際努力，拋棄了京都議定書。政府不顧美蘇反彈道飛彈條約，明確表示要繼續實施國家飛彈防禦計劃，竭力拒絕南北韓的對話，還有一項新的關於聯合國加強對伊拉克製裁的提議也被丟開。甚至在9.11之前就已非常明了，美國對外政策的策略發生了變化。
但是，這不僅僅體依靠軍事安全和經濟上的“強大實力”，它也取決於信心和共同的價值觀。這種信心反映了對美國主要內、外政策的綜合判斷。在二戰後短短幾年中，美國創立了一係列的國際組織，通過它們交換意圖和傳遞長期戰略。美國依靠實際行動，通過這些組織並在其框架內，展示了美國的價值，保持了信心。
除了解決一些與超級大國競爭不太直接相關的國際問題外，聯合國的功能是作為一個交流的論壇。它的建立和總體設計是迫不得已的。聯合國是美國設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係失敗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它試圖修正這一錯誤。幾乎與此同時，冷戰的出現打破了聯合國作為維護集體安全手段的希望。但是，確實有有些組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糧農組織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欠發達國家民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聯合國成為國際法的源頭----那就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法律地位。實際上，這一法規沒有真正的最高權力來強製執行----但是在許多國家，它的合法性滲透到國內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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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係的熱心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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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向是這一國際體係的熱心的支持者。除了規範開發海洋、管理所有商業行為的法規外，美國參與製訂了控製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條約。而且，許多條約都有相應的監督管理機製和組織，如國際原子能機構、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等等。美國在聯合國所有機構中都有代表，大使、代表和特派員定期開展工作。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他們為維護美國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但是，美國的方式不是靠強迫和高壓，而是通過說服求得一致。史無前例，作為二戰的戰勝國，美國曾經是溫和仁慈、寬宏大度。它通過聯合國體係分攤了國際權力，專心幫助德國、日本和韓國的經濟重建，接納外國學生、促進學生交流計劃，譴責舊的殖民帝國，接受移民----因此，美國成為一種理想，一個世界其它國家的楷模。在權利法案中闡述的美國信念鼓舞了全世界的人們。可以感覺出來，我們對於傳統帝國不感興趣----我們的動機與全世界幾十個為自由而奮鬥的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對於發達世界中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來說，其經濟實力和美國的理念是別國難以抗衡的。因此，在大約2/3的世紀裏，美國一直被視為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國家。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美國的力量是哈佛大學約翰.f.甘迺迪學院政治學係主任約瑟夫.尼耶所說的那種“軟的力量”，這種力量是說服他人，它建立在美國價值觀的基礎上。它對我們的影響遠遠超過傳統的國際均勢政治學。它更多依靠榜樣的引導、政策的透明和超常的能力，而不是像以往的殖民主義那樣，依靠完全占領別國、強迫推行法律和製度，或者使用我們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冷戰期間，麵對蘇聯的威脅，美國在海外遵循的崇高原則受到了挑戰。美國犯下了許多錯誤，逐漸失去了一些道義的優勢，出現了一些反對者和懷疑者。由於擔心蘇聯對中東地區潛在的侵犯，美國廢黜伊朗領導人並代之以一位不受歡迎的國王。參與反對偏向蘇聯的印度，美國使自己與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疏遠了。由於擔心馬克思主義者接管智利，美國支持智利反政府軍事行動，推翻了民選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人薩爾瓦多.阿連德。在中美洲，美國利用當地政府，還有中央情報局和特種部隊人員，與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和遊擊隊員展開了近十年戰鬥，戰鬥取得了勝利，但是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並造成了額外的人道災難和非法的反政府行動。在我們要反對的極權政府，以及僅僅是獨裁、但卻可以為美國利益服務的政權之間，我們常常要做語義上的區分，但這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區分，它從來沒有被美國的政治體係所接受。
冷戰結束消除了這些使得美國政策自相矛盾的根源。美國不僅自由地闡述自己的原則立場，而且還可以更直接地鼓勵那些國家接受我們的價值觀。然而，恰恰相反，美國卻更少的譴責那些經常侵犯人權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在掃除阻礙民主政府的海地軍事派別的行動，以及美軍在巴爾幹、拉美、非洲和亞洲所進行的維和行動中，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新理想主義傾向得到增強。
但是，2001年標誌著美國對外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一次有爭議的選舉中執掌政權後，布希政府毫不含糊地給美國對外政策打上了更明顯的單邊主義、國際均勢的印記。美國停止了解決全球變暖的國際努力，拋棄了京都議定書。政府不顧美蘇反彈道飛彈條約，明確表示要繼續實施國家飛彈防禦計劃，竭力拒絕南北韓的對話，還有一項新的關於聯合國加強對伊拉克製裁的提議也被丟開。甚至在9.11之前就已非常明了，美國對外政策的策略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