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裏，先是民主黨總統哈利.杜魯門和國務卿喬治.馬歇爾，隨後在懷特.艾森豪總統任期內，我們抵製了孤立主義的回潮。在這一時期，我們是資本的淨輸出國，對外貿易也保持順差。盡管逐步開始出現了貿易逆差，但從對外投資中獲得的收益仍然超過對外國投資的支付。今天，美國在貿易和投資收入方麵均保持逆差。另外，世界其它國家擁有的美國資產的價值已經超過美國人所擁有的外國資產價值。也就是說，對於世界其它國家，美國現在處於“淨債務國”的境地。
作為最重要的工業化國家，美國在世界經濟發展的不斷演變中被趕上。像黃金、鑽石、木材等這些資源消耗型工業的相對重要性在下降，它們曾驅使一些國家進行早期的殖民活動。盡管資源消耗型工業，以及控製它們的跨國公司仍然保持著自己的市場份額，但貿易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新的財富增長點出現在旅遊業、娛樂業、醫療和製藥、通訊業以及現代製造業中。一般而言，這些部門的價值不是通過控製原材料供給，而是依靠占有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和人才而實現的。
美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有渴望自由和機會機遇的德國人，從19世紀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再到20世紀初期的東歐國家，除了中東、南亞和東南亞外，還有來自波多黎各、墨西哥、古巴、中美洲的移民潮。在20世紀90年代，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人口增長率最高，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每年100多萬移民的湧入。到2001年，美國已收留了300多萬來自中東和亞洲國家的穆斯林。
事實上，美國參與角逐以成為一個傳統的殖民國家，輸出自己的勞動力，這已經太晚了。19世紀，英國的人口爆炸助長了它的殖民擴張，並且使美國成為自己的疆域。進入20世紀，盡管經歷了“嬰兒爆炸”，美國人口還是同其它發達國家一樣，經歷了出生率下降的時期。而在中東、拉美、非洲和亞洲，人口增長使得傳統殖民主義的人口流動發生逆轉，由欠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
在21世紀初，美國是世界經濟的主導，在1995~2002年，占全球產出約20%，占世界經濟增長的40%。在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對美國增長動力的依賴已變得不相稱了，這是一個奇怪的結果，即美國必須消費比本國產出還要多的產品，相反，其它國家必須生產出超過本國消費的產品。顯然，這對其它國家有利，它們必須為自己的產品找尋市場，但是，這對大多數的普通美國人也是有利的。歷史上的帝國都沒有做得這麽完美，既為自身創造財富，由與其它國家分享利益。
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由傳統的帝國所維繫的，而是由國際機構與安排的連鎖網絡所形成的，這一網絡保護和促進了美國的利益，並且與其它國家分攤了成本和風險。
首先是二戰後形成的安全安排。為了延緩與遏製蘇聯的威脅，美國在海外部署了十幾萬部隊，但是大部分花銷由所在國家自身承擔，特別是在亞洲。而且，這些部隊大多數並未分散在欠發達國家，而是集中於那些二戰中“曾被毀滅”（但是現在是高度發達的國家）的美國的敵對國家。盡管美國國會一直在抱怨部隊的支出，但事實上，海外駐軍對這些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它們成為美國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通過正式聯盟將他們聯合起來，美國分擔了這些國家一部分防務負擔，形成超國家的安全體係，但這也為美國在金融、政治甚至文化方麵提供了決定性的地位。
第二，美國通過國際機構和安排發揮了槓桿作用。其中有安全條約：與歐洲國家簽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日本、韓國簽署的雙邊條約。與同盟國協同行動，美國就可以分攤其全球安全利益的財政、軍事和政治負擔。在歐洲，北約成員聲明，一旦戰爭爆發，它們將提供大部分的地麵部隊。法國獨立的核計劃為冷戰中的北約的核決策提供了支撐。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英國都在援助波斯灣。法國和比利時在非洲非常活躍。還有日本，不僅驚人地實現了現代化，而且形成了有效自衛能力；它實際上還支付了駐日美軍所有的軍事行動的費用。
還有一些安排有助於美國保持經濟領導地位，如布雷頓森林體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以及後來最重要國家定期召開的會議，它最終成為家喻戶曉的八國集團（g8）。中央銀行行長得以經常會晤，至少彼此交換看法。美國還利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為美國的貨物、產品和服務業在競爭對手中開闢新的市場，作為構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領導國，美國進一步規範和擴展了國際商業。由地區性協議來引領或配合一般性協議，如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美元已經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儲備貨幣。20世紀70年代初，當美國要解決國際收支問題時，它可以使國際金融體係從固定匯率轉向浮動匯率，保持美國消費者需求持續增長，而其它出口導向增長的國家來滿足美國市場。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衝擊已經被消化和吸收，以相互投資和債務交換為標誌，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建立了緊密的金融聯繫，而20多年後，石油實際價格低於以往的價格。美國整體市場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由於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政府購買美國債券，美國可以承受巨額聯邦預算赤字。外國投資和融資使美國經濟得以擴張----並且加強軍備----而不必全部以稅收來支付。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經濟問題：美國是安全的投資場所，而且回報非常可觀。
作為最重要的工業化國家，美國在世界經濟發展的不斷演變中被趕上。像黃金、鑽石、木材等這些資源消耗型工業的相對重要性在下降，它們曾驅使一些國家進行早期的殖民活動。盡管資源消耗型工業，以及控製它們的跨國公司仍然保持著自己的市場份額，但貿易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新的財富增長點出現在旅遊業、娛樂業、醫療和製藥、通訊業以及現代製造業中。一般而言，這些部門的價值不是通過控製原材料供給，而是依靠占有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和人才而實現的。
美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有渴望自由和機會機遇的德國人，從19世紀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再到20世紀初期的東歐國家，除了中東、南亞和東南亞外，還有來自波多黎各、墨西哥、古巴、中美洲的移民潮。在20世紀90年代，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人口增長率最高，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每年100多萬移民的湧入。到2001年，美國已收留了300多萬來自中東和亞洲國家的穆斯林。
事實上，美國參與角逐以成為一個傳統的殖民國家，輸出自己的勞動力，這已經太晚了。19世紀，英國的人口爆炸助長了它的殖民擴張，並且使美國成為自己的疆域。進入20世紀，盡管經歷了“嬰兒爆炸”，美國人口還是同其它發達國家一樣，經歷了出生率下降的時期。而在中東、拉美、非洲和亞洲，人口增長使得傳統殖民主義的人口流動發生逆轉，由欠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
在21世紀初，美國是世界經濟的主導，在1995~2002年，占全球產出約20%，占世界經濟增長的40%。在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對美國增長動力的依賴已變得不相稱了，這是一個奇怪的結果，即美國必須消費比本國產出還要多的產品，相反，其它國家必須生產出超過本國消費的產品。顯然，這對其它國家有利，它們必須為自己的產品找尋市場，但是，這對大多數的普通美國人也是有利的。歷史上的帝國都沒有做得這麽完美，既為自身創造財富，由與其它國家分享利益。
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由傳統的帝國所維繫的，而是由國際機構與安排的連鎖網絡所形成的，這一網絡保護和促進了美國的利益，並且與其它國家分攤了成本和風險。
首先是二戰後形成的安全安排。為了延緩與遏製蘇聯的威脅，美國在海外部署了十幾萬部隊，但是大部分花銷由所在國家自身承擔，特別是在亞洲。而且，這些部隊大多數並未分散在欠發達國家，而是集中於那些二戰中“曾被毀滅”（但是現在是高度發達的國家）的美國的敵對國家。盡管美國國會一直在抱怨部隊的支出，但事實上，海外駐軍對這些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它們成為美國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通過正式聯盟將他們聯合起來，美國分擔了這些國家一部分防務負擔，形成超國家的安全體係，但這也為美國在金融、政治甚至文化方麵提供了決定性的地位。
第二，美國通過國際機構和安排發揮了槓桿作用。其中有安全條約：與歐洲國家簽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日本、韓國簽署的雙邊條約。與同盟國協同行動，美國就可以分攤其全球安全利益的財政、軍事和政治負擔。在歐洲，北約成員聲明，一旦戰爭爆發，它們將提供大部分的地麵部隊。法國獨立的核計劃為冷戰中的北約的核決策提供了支撐。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英國都在援助波斯灣。法國和比利時在非洲非常活躍。還有日本，不僅驚人地實現了現代化，而且形成了有效自衛能力；它實際上還支付了駐日美軍所有的軍事行動的費用。
還有一些安排有助於美國保持經濟領導地位，如布雷頓森林體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以及後來最重要國家定期召開的會議，它最終成為家喻戶曉的八國集團（g8）。中央銀行行長得以經常會晤，至少彼此交換看法。美國還利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為美國的貨物、產品和服務業在競爭對手中開闢新的市場，作為構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領導國，美國進一步規範和擴展了國際商業。由地區性協議來引領或配合一般性協議，如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美元已經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儲備貨幣。20世紀70年代初，當美國要解決國際收支問題時，它可以使國際金融體係從固定匯率轉向浮動匯率，保持美國消費者需求持續增長，而其它出口導向增長的國家來滿足美國市場。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衝擊已經被消化和吸收，以相互投資和債務交換為標誌，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建立了緊密的金融聯繫，而20多年後，石油實際價格低於以往的價格。美國整體市場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由於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政府購買美國債券，美國可以承受巨額聯邦預算赤字。外國投資和融資使美國經濟得以擴張----並且加強軍備----而不必全部以稅收來支付。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經濟問題：美國是安全的投資場所，而且回報非常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