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9.11事件的回應，布希政府拋棄其“更溫和的外交政策”。一夜之間，美國外交政策發生了變化，不僅僅表現為單邊主義，而且含有說教的意味，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和過分的自信，它開始製定針對伊拉克或其它中東國家的軍事行動，這都表明，新美利堅帝國在浮出水麵。對於安撫9.11衝擊下民眾的恐慌情緒，這種信息在國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即使總統也一定認識到，他是多麽成功地把美國人的注意力從其它問題上轉移的，據傳，他開玩笑說，藉助9.11他可以“獲得三連勝”，逃避失業率上升、自己減稅政策的擴大以及由此造成預算赤字飆升的責任。不管激進的單邊主義是否會妨礙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50年來建立國際體係來減少衝突的努力被完全顛倒過來，削弱了使歐洲保持半個世紀安全的聯盟，也使對於維護以美國繁榮為中心的相互依存的網絡至關重要的國際關係麵臨著風險。然而現在，我們的軍隊深陷在伊拉克，還沒有明確戰略，要麽使勝利達到挽救，要麽撤出，但是一些政府要員依然鼓吹把軍事行動範圍擴大到敘利亞甚至中東其它國家。這是早期民主政治歷史性錯誤的令人不安的反應。
9.11之後，布希政府強調了它的新的政策。它對傳統盟友的傲慢態度，決定武裝打擊伊拉克，否認聯合國在戰後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的一貫做法，都標誌著美國海外政策行為的根本轉變。
但是這種轉變，與其說促進了一個新的美利堅帝國的誕生，倒不如說將我們通過“軟力量”所獲得的一切以及實際的美利堅帝國推到了一個危險的境地。現任美國政府使得反美情緒在世界各地爆發，達到自越南戰爭以來的空前程度，這也許遠非自發而成的。許多國家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比我們時下反對的恐怖主義相比，美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更大。這些並不是關於美國的價值觀或我們如何生活的問題，而是關於美國在海外如何行動的問題。由於這些看法反映了對美國行為的判斷，通過宣傳及公關技巧並不能輕易給予反駁。它們將影響美國在海外所得到的支持。
個別一些國家政府，特別是必須傾聽投票人意見的民主政府，的確發現，順從美國的意願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例如，在伊拉克戰爭中，土耳其拒絕美國部隊從其境內通過，但也不得不接受美國的要求，協助組建一支維合部隊。由於行動沒有置於聯合國的控製之下，印度拒絕參加。德國和法國也同樣給予拒絕。
這隻是一些國家拒絕美國單邊主義“領導”，開始轉向自身國家利益的最新跡象。國家之間，既包括盟國，也有以前的對手，多少都存在非正式的利益訴求，現在的情況是，對美國政策和目標的阻撓或理解更為微妙，各國逐漸以自身利益來考慮這些政策和目標的分歧。從根本上說，這使得相互依賴的政治經濟結構麵臨拆散的危險，事實證明，這種架構是非常有利於美國的。在更狹窄的意義上講，出於對美國領導能力的信任，以及固有的理解和經濟上的聯盟，許多國家，特別是中國、中國台灣和日本的中央銀行持有美元資產，如果失去信任和理解、拋棄了聯盟，那麽這些國家會在短時間內拋售美元資產，引起美元價值的大幅貶值，對我們的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在美國預算赤字、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赤字上升，國外對美國怨恨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也可能存在一個“臨界點”，隻是現在還未被確定。這點可能會被諸多因素觸發，比如在朝鮮半島或南亞上地緣政治的失敗；在幾個石油生產國同時出現國內問題而引發嚴重的石油衝擊；或者中國、印度更富吸引力的投資機會的迅速擴大，加上對歐元更大的信心，這些足以使國外資金的不斷流入受到阻礙。或者，我們隻能忍受美國的影響力被持續不斷地侵蝕。
艾森豪提出，領導是“說服同伴想做你想要他們做的事”，按照這一定義，美國的領導無疑是失敗的。我們沒有去說服其它人與我們的利益保持一致，盡管我們正在強迫和施壓。除非我們改變我們的思路，否則，不論我們部署了多少隱形炸彈、占領了多少國家，美國的影響和重要性都會不斷下降。如果在美軍占領更多國家的意義上，這一思路能夠帶來一個美利堅帝國，那麽，不久它也會帶來一個更為貧窮、孤立和更不安全的美國。
尤其在反恐戰爭中，我們的戰略應重新定位，要更多地關注恐怖分子本身而不是支持他們的國家。這意味著，除了情報和採取行動，包括對世界各友好國家提供適當援助，提高他們以法律作為反恐首選方法的能力，我們還要建立嚴密的國內和國際法網絡。我們應該讓北約組織來分擔我們的領導責任，應利用聯合國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額外的國際權威。我們要開放而不是封閉，要同敘利亞、伊朗這樣的國家廣泛交流，使用各種方法並謀求盟國支持，以促使其改變政策和行為。在近期，我們必須加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動，增加那裏的部隊，建立更為安全的環境，利用更多的國際資源來促進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隻能把武力作為最後的選擇，要抵製讓我們有限地麵部隊力量承擔更多責任的誘惑，更加靈活地處理本地區歷史上同我們敵對的國家，逐步使用法規準則而不是戰爭來打擊恐怖主義。
9.11之後，布希政府強調了它的新的政策。它對傳統盟友的傲慢態度，決定武裝打擊伊拉克，否認聯合國在戰後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的一貫做法，都標誌著美國海外政策行為的根本轉變。
但是這種轉變，與其說促進了一個新的美利堅帝國的誕生，倒不如說將我們通過“軟力量”所獲得的一切以及實際的美利堅帝國推到了一個危險的境地。現任美國政府使得反美情緒在世界各地爆發，達到自越南戰爭以來的空前程度，這也許遠非自發而成的。許多國家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比我們時下反對的恐怖主義相比，美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更大。這些並不是關於美國的價值觀或我們如何生活的問題，而是關於美國在海外如何行動的問題。由於這些看法反映了對美國行為的判斷，通過宣傳及公關技巧並不能輕易給予反駁。它們將影響美國在海外所得到的支持。
個別一些國家政府，特別是必須傾聽投票人意見的民主政府，的確發現，順從美國的意願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例如，在伊拉克戰爭中，土耳其拒絕美國部隊從其境內通過，但也不得不接受美國的要求，協助組建一支維合部隊。由於行動沒有置於聯合國的控製之下，印度拒絕參加。德國和法國也同樣給予拒絕。
這隻是一些國家拒絕美國單邊主義“領導”，開始轉向自身國家利益的最新跡象。國家之間，既包括盟國，也有以前的對手，多少都存在非正式的利益訴求，現在的情況是，對美國政策和目標的阻撓或理解更為微妙，各國逐漸以自身利益來考慮這些政策和目標的分歧。從根本上說，這使得相互依賴的政治經濟結構麵臨拆散的危險，事實證明，這種架構是非常有利於美國的。在更狹窄的意義上講，出於對美國領導能力的信任，以及固有的理解和經濟上的聯盟，許多國家，特別是中國、中國台灣和日本的中央銀行持有美元資產，如果失去信任和理解、拋棄了聯盟，那麽這些國家會在短時間內拋售美元資產，引起美元價值的大幅貶值，對我們的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在美國預算赤字、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赤字上升，國外對美國怨恨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也可能存在一個“臨界點”，隻是現在還未被確定。這點可能會被諸多因素觸發，比如在朝鮮半島或南亞上地緣政治的失敗；在幾個石油生產國同時出現國內問題而引發嚴重的石油衝擊；或者中國、印度更富吸引力的投資機會的迅速擴大，加上對歐元更大的信心，這些足以使國外資金的不斷流入受到阻礙。或者，我們隻能忍受美國的影響力被持續不斷地侵蝕。
艾森豪提出，領導是“說服同伴想做你想要他們做的事”，按照這一定義，美國的領導無疑是失敗的。我們沒有去說服其它人與我們的利益保持一致，盡管我們正在強迫和施壓。除非我們改變我們的思路，否則，不論我們部署了多少隱形炸彈、占領了多少國家，美國的影響和重要性都會不斷下降。如果在美軍占領更多國家的意義上，這一思路能夠帶來一個美利堅帝國，那麽，不久它也會帶來一個更為貧窮、孤立和更不安全的美國。
尤其在反恐戰爭中，我們的戰略應重新定位，要更多地關注恐怖分子本身而不是支持他們的國家。這意味著，除了情報和採取行動，包括對世界各友好國家提供適當援助，提高他們以法律作為反恐首選方法的能力，我們還要建立嚴密的國內和國際法網絡。我們應該讓北約組織來分擔我們的領導責任，應利用聯合國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額外的國際權威。我們要開放而不是封閉，要同敘利亞、伊朗這樣的國家廣泛交流，使用各種方法並謀求盟國支持，以促使其改變政策和行為。在近期，我們必須加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動，增加那裏的部隊，建立更為安全的環境，利用更多的國際資源來促進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隻能把武力作為最後的選擇，要抵製讓我們有限地麵部隊力量承擔更多責任的誘惑，更加靈活地處理本地區歷史上同我們敵對的國家，逐步使用法規準則而不是戰爭來打擊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