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時代，由於人員流動性不大，弱國缺乏遠程作戰兵器，信息技術無法支撐網絡攻擊，對強者進行心理戰也很難以取得滿意的結果。因此，除了國土範圍內的抗擊之外，弱者基本上拿強者沒有辦法，但時代的發展扭轉了這一局麵。信息技術和全球化推動了戰爭發展，這種發展並非完全有利於西方國家，中小國家在全球化力量的“裹脅”之下，雖然在國土範圍之內，仍然處於絕對的劣勢，但在國土範圍之內，卻意外獲得了某種可以對付強國的力量，甚至不用高技術武器裝備，就能使強國受到難以承受的傷害。2001年9月11日，十幾名恐怖分子，隻是使用幾把匕首，劫持4架民航班機，分別撞向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國防部五角大樓和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地區，就使美國付出了比珍珠港事件更大的代價。“9·11”事件共造成約3000人死亡，僅世界貿易中心就死亡了2749人，直接經濟損失達數十億美元，成為美國有史以來遭受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9·11”事件，美國人員的死傷、物資的損失，已經超過日本偷襲珍珠港所造成的傷害，盡管恐怖分子背後肯定有某些國家的身影，但美國卻很難查明傷害他的究竟是誰，隻知道是以拉登為首的某一恐怖團體。這就是全球化給予弱者的力量。未來戰爭，誰敢肯定弱國不能在西方國家組織實施幾起類似“9·11”的事件？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恐怖活動，或者是全球化的負麵效應，弱國沒有能力正麵對抗西方國家，隻有採取這種非常規的戰法。
伊朗戰爭，是一個超級大國與一個中等國家的對抗，是一場實力嚴重傾斜的非對稱戰爭，雙方也是在兩個戰場交戰，一個主要在伊朗國內，也包括以色列和美國在一些中東國家的軍事基地，另一個是在伊朗之外的整個全球，主要是穆斯林國家或者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國家，兩個戰場區域在中東地區重疊。兩個戰場的性質是不同的，第一個戰場主要是堂堂正正的軍事對抗，主體是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和伊朗，第二個戰場主要是非戰爭行動，這是一個另類的戰場，主體是美國和同情伊朗遭遇的穆斯林。
伊朗本土，是戰爭的主戰場，美攻伊守，美軍採取軍事行動，尋殲伊朗核設施、作戰體係節點以及飛彈部隊，企圖剝奪伊朗軍事反抗的能力。同時，為加快戰爭進程，美國還針對伊朗地理、民族、宗教、經濟、政治等特點，運用宣傳、經濟援助和軍事支持等手段，分裂伊朗國家，瓦解伊朗民眾，扶持*，製造社會混亂，破壞伊朗國家內部穩定，實施顛覆破壞活動。這是美國特色的政治軍事仗，或者軍事政治仗。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從以往幾次戰爭來看，美國政治軍事仗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對其重構戰後政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科索沃戰爭，美國製造的“馬桶效應”以及對塞爾維亞*的拉攏，起到了良好效果，不僅戰後米洛塞維奇被迫下台，而且在西方的威脅利誘下，塞爾維亞新任領導人，把米洛塞維奇本人作為“禮物”送給了西方，供西方侮辱戲耍。伊拉克戰爭後，美國採取分而治之的老伎倆，使什葉派、遜尼派、庫德人相互牽製傾軋，從中漁利，隻要美國根據各方實力大小，設計好伊拉克的政治製衡製度，在可預見的未來，伊拉克就會牢牢控製在美國手中，國家就不可能出現薩達姆式的強人，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利益就多了一份保障。阿富汗的情況特殊一些，這是一個極端貧窮、落後、愚昧的國家，美國要打造一個現代的、能完全掌控國家局勢並且為其利益服務的新政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美國現在退出阿富汗，卡爾紮伊政權將難以撐過半年，塔利班一定會捲土重來。
如此分析，在伊朗國內，宗教神權統治就麵臨雙重壓力。第一重壓力，是戰爭能否打贏的問題，如果不能打贏，能否“平局”收場，或者能否使美國“慘勝”，以挽回點薄麵，這種壓力可歸結為能否“打得贏”的問題；第二重壓力，是假如戰爭失敗了，如何處理善後事宜，不使國家出現振盪，從而保持*神權統治的問題，這種壓力可歸結為能否“不變質”的問題。“打得贏”和“不變質”兩個問題，是緊密相聯繫的，如果能“打得贏”，那麽“不變質”的壓力就會小很多，但麵對超級軍事強國美國，伊朗“打得贏”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現政權更多的需要考慮，如何在“打不贏”的情況下，保證政權“不變質”的問題，這是極為嚴峻的政治問題。
“攘外必先安內”，是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處理國家大事的基本戰略思維。在戰爭中，伊朗軍方的主要精力應放在飛彈機動戰上，而政府的主要精力，則要放在伊朗民眾身上，在精神上要鼓舞民眾的鬥誌，在心理上要撫慰民眾的創傷，在生活上要關心民眾的冷暖，在感情上要貼近民眾的情感，努力把各民族、各宗教、各地域、各階層的民眾團結起來，與民眾保持血肉聯繫，隻有這樣，民眾才會理解政府、擁護政府、支持政府，即使戰敗了，還會諒解政府，並繼續擁戴政府。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必然會遭到伊朗的軍事打擊，非接觸作戰並非美軍的專利。由於美軍基地位於*國家領土，對美軍基地的軍事打擊，將給伊朗、*國家和美國三方帶來錯綜複雜的麻煩或影響。
伊朗戰爭，是一個超級大國與一個中等國家的對抗，是一場實力嚴重傾斜的非對稱戰爭，雙方也是在兩個戰場交戰，一個主要在伊朗國內，也包括以色列和美國在一些中東國家的軍事基地，另一個是在伊朗之外的整個全球，主要是穆斯林國家或者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國家，兩個戰場區域在中東地區重疊。兩個戰場的性質是不同的，第一個戰場主要是堂堂正正的軍事對抗，主體是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和伊朗，第二個戰場主要是非戰爭行動，這是一個另類的戰場，主體是美國和同情伊朗遭遇的穆斯林。
伊朗本土，是戰爭的主戰場，美攻伊守，美軍採取軍事行動，尋殲伊朗核設施、作戰體係節點以及飛彈部隊，企圖剝奪伊朗軍事反抗的能力。同時，為加快戰爭進程，美國還針對伊朗地理、民族、宗教、經濟、政治等特點，運用宣傳、經濟援助和軍事支持等手段，分裂伊朗國家，瓦解伊朗民眾，扶持*，製造社會混亂，破壞伊朗國家內部穩定，實施顛覆破壞活動。這是美國特色的政治軍事仗，或者軍事政治仗。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從以往幾次戰爭來看，美國政治軍事仗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對其重構戰後政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科索沃戰爭，美國製造的“馬桶效應”以及對塞爾維亞*的拉攏，起到了良好效果，不僅戰後米洛塞維奇被迫下台，而且在西方的威脅利誘下，塞爾維亞新任領導人，把米洛塞維奇本人作為“禮物”送給了西方，供西方侮辱戲耍。伊拉克戰爭後，美國採取分而治之的老伎倆，使什葉派、遜尼派、庫德人相互牽製傾軋，從中漁利，隻要美國根據各方實力大小，設計好伊拉克的政治製衡製度，在可預見的未來，伊拉克就會牢牢控製在美國手中，國家就不可能出現薩達姆式的強人，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利益就多了一份保障。阿富汗的情況特殊一些，這是一個極端貧窮、落後、愚昧的國家，美國要打造一個現代的、能完全掌控國家局勢並且為其利益服務的新政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美國現在退出阿富汗，卡爾紮伊政權將難以撐過半年，塔利班一定會捲土重來。
如此分析，在伊朗國內，宗教神權統治就麵臨雙重壓力。第一重壓力，是戰爭能否打贏的問題，如果不能打贏，能否“平局”收場，或者能否使美國“慘勝”，以挽回點薄麵，這種壓力可歸結為能否“打得贏”的問題；第二重壓力，是假如戰爭失敗了，如何處理善後事宜，不使國家出現振盪，從而保持*神權統治的問題，這種壓力可歸結為能否“不變質”的問題。“打得贏”和“不變質”兩個問題，是緊密相聯繫的，如果能“打得贏”，那麽“不變質”的壓力就會小很多，但麵對超級軍事強國美國，伊朗“打得贏”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現政權更多的需要考慮，如何在“打不贏”的情況下，保證政權“不變質”的問題，這是極為嚴峻的政治問題。
“攘外必先安內”，是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處理國家大事的基本戰略思維。在戰爭中，伊朗軍方的主要精力應放在飛彈機動戰上，而政府的主要精力，則要放在伊朗民眾身上，在精神上要鼓舞民眾的鬥誌，在心理上要撫慰民眾的創傷，在生活上要關心民眾的冷暖，在感情上要貼近民眾的情感，努力把各民族、各宗教、各地域、各階層的民眾團結起來，與民眾保持血肉聯繫，隻有這樣，民眾才會理解政府、擁護政府、支持政府，即使戰敗了，還會諒解政府，並繼續擁戴政府。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必然會遭到伊朗的軍事打擊，非接觸作戰並非美軍的專利。由於美軍基地位於*國家領土，對美軍基地的軍事打擊，將給伊朗、*國家和美國三方帶來錯綜複雜的麻煩或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