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久拖不決，麵對的將是不確定的未來。對於確定的事情，人們在心理上會很坦然，可以按照預案，一步步來做，最怕的是麵對不確定的事情，由於缺乏預測未來的能力，人們在心理上往往傾向於驚慌和不安，易陷入手足無措的境地。美國是一個自信的民族，但當下的美國，已經不是二戰剛結束後的美國了，而是一個老大帝國，是一個維持霸權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有勃勃上升勢頭的爭奪霸權的國家，在美國的身上，暮氣開始籠罩，如果戰事長期繼續，肯定會扯動美國人的舊傷口，人們會想：伊朗戰爭，難道又是下一個越南戰爭嗎？毛澤東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戰爭經驗表明，一旦美軍被拴在某地，最後想全身而退都很困難，伊拉克如此，阿富汗如此，伊朗也會如此。
美國最擔心的事情，就是伊朗最應該做的事情。伊朗的第一戰略指導原則，就是把美國拴在海灣，但鑑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伊朗需要做的，不是狂熱地吹噓反擊，而是保存實力，持重待機。
戰爭初期，美國氣勢洶洶地殺來，勢不可擋，伊朗如何渡過最艱難的階段？戰爭史告訴我們，應當退避三舍持重待機。庫圖佐夫戰勝拿破崙，毛澤東在反“圍剿”作戰中重挫蔣介石，南聯盟在科索沃戰爭中堅持了78天，都是在戰爭初期努力保存自己待機破敵的結果。
《孫子兵法·軍爭篇》曰：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意思是：軍隊初戰時士氣飽滿，過一段時間，就逐漸懈怠，最後士氣就衰竭了。所以善於用兵的人，要避開敵人初來時的銳氣，等待敵人士氣懈怠衰竭時再去打他，這是掌握軍隊士氣的方法。戰爭初期，美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心理上、戰鬥意誌上，都處於巔峰狀態，而且是行動是謹慎的，如果伊軍能夠隱真示假保存實力，消滅不了美軍但也不讓美軍消滅，則一段時間之後，美軍必然會驕傲輕敵或者鬥誌消退，予伊軍以可乘之機，那時，如果能抓住戰機，時而不時地予強敵以殲滅性打擊，則必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轉戰局。此之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戰爭是實現國家政治目的的手段。然而可悲的是，在戰爭中，有人往往把某些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某些言論或者某些政治事件，來代替作為國家利益的“政治”，強迫戰爭無條件地服從和服務於這些所謂的“小政治”、“偽政治”，如果不服從和服務於這些“小政治”、“偽政治”，輕則降職，重則被扣上“政治帽子”，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喜歡“從政治上考慮問題”的極權國家。蘇德戰爭初期，德軍勢如破竹，直撲烏克蘭首都基輔，企圖抓住“俄羅斯的雙腳”。在國家危急存亡關頭，蘇聯最大的政治是一切為了戰爭勝利，一切服從戰爭勝利，朱可夫向史達林鄭重建議，放棄基輔。然而，史達林認為，如果基輔丟失，在國際上政治影響不好，會影響到蘇聯人民的士氣，從而聽信政治局委員赫魯雪夫的雄偉誓言，做出了保衛基輔的決策。戰爭的結果是，迅速丟失了基輔，僅被俘虜官兵就高達萬人，並導致此後抗戰的困難。史達林懼怕一時不良的政治影響，結果卻要以長期的戰爭被動作為代價。又比如，非洲某國在南部邊境與鄰國發生戰爭，在雙方對峙的某個地域，戰場態勢極端利於敵而不利於某國。一日，副總參謀長從首都來此視察。為向首長獻禮，報答中央關心，戰區勒令某部進攻，結果付出極其重大的傷亡，方才拿下某高地。
“小政治”、“偽政治”，其幹預戰爭之害，令人痛徹心扉、恨入骨髓，戰爭服從於大政治，“小政治”、“偽政治”必須服從於戰爭。因為，沒有戰爭的勝利，就沒有國家的一切。
當下的伊朗，統治階級缺乏智慧，封閉而且目空一切，古波斯文明的偉大光芒已經被宗教狂熱的陰影所遮蔽。伊朗戰爭，麵對美國的強勢進攻，很難想像伊朗宗教政權會保持慎重，必定會打著政治、宗教等旗號，作出幹預指揮官指揮作戰的事情，美伊雙方戰略博弈的第一回合必將以伊朗的失敗而告終。
二、兩場博弈
資訊時代的戰爭，勢均力敵的情況是很少的，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除了兩伊戰爭以外，戰爭都是在強者和弱者之間進行。兩個勢均力敵國家之間的戰爭，耗時很長，耗資巨大，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如果沒有刻骨的仇恨和矛盾，沒有國家願意打一仗，來消磨本可以用來發展經濟的大好時光。
當前，人類既處於資訊時代，也處於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時代是由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技術群迅猛推動的。在全球化時代，地球成為“地球村”，人員、信息和物質在全球範圍內高速流動，一個政治組織、群體甚至個人，都有能力破壞網絡化、信息化的城市和社區，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巨大損失，而且無需使用任何特殊手段，有時一支步槍、一台電腦甚至一把匕首就已足夠。
以上兩者就引出了資訊時代戰爭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戰爭實際上是在兩個戰場同時進行的：一個是在防禦方的國土。在這個戰場裏，弱國隻能抗擊強國的攻擊；一個是在防禦方的國土之外。在這個戰場裏，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弱者開始大有作為。
美國最擔心的事情，就是伊朗最應該做的事情。伊朗的第一戰略指導原則，就是把美國拴在海灣，但鑑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伊朗需要做的，不是狂熱地吹噓反擊，而是保存實力，持重待機。
戰爭初期，美國氣勢洶洶地殺來，勢不可擋，伊朗如何渡過最艱難的階段？戰爭史告訴我們，應當退避三舍持重待機。庫圖佐夫戰勝拿破崙，毛澤東在反“圍剿”作戰中重挫蔣介石，南聯盟在科索沃戰爭中堅持了78天，都是在戰爭初期努力保存自己待機破敵的結果。
《孫子兵法·軍爭篇》曰：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意思是：軍隊初戰時士氣飽滿，過一段時間，就逐漸懈怠，最後士氣就衰竭了。所以善於用兵的人，要避開敵人初來時的銳氣，等待敵人士氣懈怠衰竭時再去打他，這是掌握軍隊士氣的方法。戰爭初期，美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心理上、戰鬥意誌上，都處於巔峰狀態，而且是行動是謹慎的，如果伊軍能夠隱真示假保存實力，消滅不了美軍但也不讓美軍消滅，則一段時間之後，美軍必然會驕傲輕敵或者鬥誌消退，予伊軍以可乘之機，那時，如果能抓住戰機，時而不時地予強敵以殲滅性打擊，則必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轉戰局。此之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戰爭是實現國家政治目的的手段。然而可悲的是，在戰爭中，有人往往把某些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某些言論或者某些政治事件，來代替作為國家利益的“政治”，強迫戰爭無條件地服從和服務於這些所謂的“小政治”、“偽政治”，如果不服從和服務於這些“小政治”、“偽政治”，輕則降職，重則被扣上“政治帽子”，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喜歡“從政治上考慮問題”的極權國家。蘇德戰爭初期，德軍勢如破竹，直撲烏克蘭首都基輔，企圖抓住“俄羅斯的雙腳”。在國家危急存亡關頭，蘇聯最大的政治是一切為了戰爭勝利，一切服從戰爭勝利，朱可夫向史達林鄭重建議，放棄基輔。然而，史達林認為，如果基輔丟失，在國際上政治影響不好，會影響到蘇聯人民的士氣，從而聽信政治局委員赫魯雪夫的雄偉誓言，做出了保衛基輔的決策。戰爭的結果是，迅速丟失了基輔，僅被俘虜官兵就高達萬人，並導致此後抗戰的困難。史達林懼怕一時不良的政治影響，結果卻要以長期的戰爭被動作為代價。又比如，非洲某國在南部邊境與鄰國發生戰爭，在雙方對峙的某個地域，戰場態勢極端利於敵而不利於某國。一日，副總參謀長從首都來此視察。為向首長獻禮，報答中央關心，戰區勒令某部進攻，結果付出極其重大的傷亡，方才拿下某高地。
“小政治”、“偽政治”，其幹預戰爭之害，令人痛徹心扉、恨入骨髓，戰爭服從於大政治，“小政治”、“偽政治”必須服從於戰爭。因為，沒有戰爭的勝利，就沒有國家的一切。
當下的伊朗，統治階級缺乏智慧，封閉而且目空一切，古波斯文明的偉大光芒已經被宗教狂熱的陰影所遮蔽。伊朗戰爭，麵對美國的強勢進攻，很難想像伊朗宗教政權會保持慎重，必定會打著政治、宗教等旗號，作出幹預指揮官指揮作戰的事情，美伊雙方戰略博弈的第一回合必將以伊朗的失敗而告終。
二、兩場博弈
資訊時代的戰爭，勢均力敵的情況是很少的，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除了兩伊戰爭以外，戰爭都是在強者和弱者之間進行。兩個勢均力敵國家之間的戰爭，耗時很長，耗資巨大，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如果沒有刻骨的仇恨和矛盾，沒有國家願意打一仗，來消磨本可以用來發展經濟的大好時光。
當前，人類既處於資訊時代，也處於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時代是由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技術群迅猛推動的。在全球化時代，地球成為“地球村”，人員、信息和物質在全球範圍內高速流動，一個政治組織、群體甚至個人，都有能力破壞網絡化、信息化的城市和社區，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巨大損失，而且無需使用任何特殊手段，有時一支步槍、一台電腦甚至一把匕首就已足夠。
以上兩者就引出了資訊時代戰爭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戰爭實際上是在兩個戰場同時進行的：一個是在防禦方的國土。在這個戰場裏，弱國隻能抗擊強國的攻擊；一個是在防禦方的國土之外。在這個戰場裏，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弱者開始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