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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與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 作者：沈誌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艾奇遜明確回答：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據說明台灣的戰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備忘錄的意見辦不可。18
結果，杜魯門總統支持了國務院的意見。12月30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2號文件“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中規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史達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幹涉的印象”。至於台灣，其“重要性並不足以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19
這樣，為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採取軍事行動的建議再次被美國政府否決。與此同時，國務院也做了讓步，即放寬了與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係的條件：如果美國政府接到“國民政府”遷都台北的正式通知，並且其“外交部長” 葉公超不再以部長身份滯留香港。20
隨後，為了穩定國會和輿論，杜魯門和艾奇遜分別發表了聲明和公開演講，宣布將台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禦線之外。就杜魯門個人來講，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蔣介石充滿熱情和希望，反而對國民黨抱著一種厭惡和輕視的態度。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杜魯門一直比較傾向國務院的意見。不過，對於軍方和國會的態度，杜魯門也不能不有所考慮。就在1 月5 日聲明發表的前一天，他帶著這份由國務院起草的文件去徵求詹森和布雷德利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反對發表這個聲明，詹森的意見尤其強烈。最後，盡管在艾奇遜的說服下發表了這份聲明，但杜魯門還是聽從布雷德利的意見做了兩處修改：把“無意將台灣同中國分開”這句話刪掉；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這句話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樣。21看起來，一旦情況有變，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是有基礎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筆。
（二）
盡管從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公開聲明發表到韓戰爆發之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再沒有就台灣問題進行過任何值得一提的討論，但是軍方和國會中的反對意見依然存在，軍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遜1 月12日演說後不久，參謀長聯席會議即決定將過去製定的一旦發生戰爭時不讓台灣落入蘇聯手中的“緊急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1951年底。22
以後，隨著共和黨在國會的煽動，中美關係因北京軍營事件而激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以及麥卡錫事件的發生，國務院在對台政策問題上受到越來越猛烈的攻擊，艾奇遜則首當其衝，成為攻擊的目標。
1950年4 月以後，台灣形勢愈加緊張。4 月27日海南島解放，5 月16日國民黨軍隊撤離舟山群島，台灣當局惶惶不可終日，美國對台灣的命運也更加關注。國務院按原定政策準備撤離台灣。5 月17日斯特朗從台北報告說： “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為，台灣的命運已經註定，共產黨可能在6 月15日至7 月底之間發動進攻”。斯特朗建議減少美國官方人員，警告所有美國公民迅速離開台灣，轉移精密儀器等。他告訴國務院，他將“在6 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須轉交給英國領事館的文件準備好”，並“確定出內部和外部的撤離單位”。5 月26日，國務院給斯特朗回電，同意他關於“盡早和逐步”採取有關措施以便為撤離計劃的實施奠定基礎的建議，並授權他秘密地與英國方麵 “進行完全必要的籌劃”，以防萬一。23
與此同時，美國駐台灣總領事館在5 月24日已經勸告美國公民，除非他們在那裏還有非辦不可的事情，否則還是離開該島為好。24
軍方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4 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東南亞的戰略形勢提出看法，其中對中國在美國的亞洲戰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強了，鼓吹美國應採取“果斷的”、“持續的”措施以“減少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壓力”，並且認為，“有證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有所振興並增強了效能”。25
在國防部裏，從4 月至6 月韓戰爆發前夕，不斷有人提出各種意見書，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主張推翻杜魯門1 月5 日聲明的政策，盡一切力量“保住”台灣。理由是情況有了新的變化，“蘇聯已經安全接管了共產黨中國”。建議書提出：美國的短期目標是盡量維持台灣的抵抗力量，最好超過18個月，以爭取時間加強菲律賓和印尼的防務；長期目標是“永久”不讓共產黨得到台灣，為此要採取有深遠意義的步驟，把一個“非共產黨統治的台灣”與它的“非共產黨鄰國”聯合起來，最後形成一個“非蘇維埃的中國”。建議立即採取的步驟有：向台灣增派高、中級軍官，立即用“援華法案”的餘款為台灣購置艦隻和軍火，美國海軍作戰艦艇公開訪問台灣，國務院應發表聲明，解釋美國政策轉變的原因，並增加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實現長期目標的措施包括：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組織軍事調查團調查台灣的防務需要，設法讓蔣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後繼者並給以充分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使日本、菲律賓或者加上越南與這個“台灣民主政府”締結安全條約，訓練反共遊擊隊並派入中國大陸等等。26
結果，杜魯門總統支持了國務院的意見。12月30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2號文件“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中規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史達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幹涉的印象”。至於台灣，其“重要性並不足以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19
這樣，為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採取軍事行動的建議再次被美國政府否決。與此同時，國務院也做了讓步，即放寬了與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係的條件：如果美國政府接到“國民政府”遷都台北的正式通知，並且其“外交部長” 葉公超不再以部長身份滯留香港。20
隨後，為了穩定國會和輿論，杜魯門和艾奇遜分別發表了聲明和公開演講，宣布將台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禦線之外。就杜魯門個人來講，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蔣介石充滿熱情和希望，反而對國民黨抱著一種厭惡和輕視的態度。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杜魯門一直比較傾向國務院的意見。不過，對於軍方和國會的態度，杜魯門也不能不有所考慮。就在1 月5 日聲明發表的前一天，他帶著這份由國務院起草的文件去徵求詹森和布雷德利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反對發表這個聲明，詹森的意見尤其強烈。最後，盡管在艾奇遜的說服下發表了這份聲明，但杜魯門還是聽從布雷德利的意見做了兩處修改：把“無意將台灣同中國分開”這句話刪掉；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這句話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樣。21看起來，一旦情況有變，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是有基礎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筆。
（二）
盡管從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公開聲明發表到韓戰爆發之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再沒有就台灣問題進行過任何值得一提的討論，但是軍方和國會中的反對意見依然存在，軍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遜1 月12日演說後不久，參謀長聯席會議即決定將過去製定的一旦發生戰爭時不讓台灣落入蘇聯手中的“緊急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1951年底。22
以後，隨著共和黨在國會的煽動，中美關係因北京軍營事件而激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以及麥卡錫事件的發生，國務院在對台政策問題上受到越來越猛烈的攻擊，艾奇遜則首當其衝，成為攻擊的目標。
1950年4 月以後，台灣形勢愈加緊張。4 月27日海南島解放，5 月16日國民黨軍隊撤離舟山群島，台灣當局惶惶不可終日，美國對台灣的命運也更加關注。國務院按原定政策準備撤離台灣。5 月17日斯特朗從台北報告說： “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為，台灣的命運已經註定，共產黨可能在6 月15日至7 月底之間發動進攻”。斯特朗建議減少美國官方人員，警告所有美國公民迅速離開台灣，轉移精密儀器等。他告訴國務院，他將“在6 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須轉交給英國領事館的文件準備好”，並“確定出內部和外部的撤離單位”。5 月26日，國務院給斯特朗回電，同意他關於“盡早和逐步”採取有關措施以便為撤離計劃的實施奠定基礎的建議，並授權他秘密地與英國方麵 “進行完全必要的籌劃”，以防萬一。23
與此同時，美國駐台灣總領事館在5 月24日已經勸告美國公民，除非他們在那裏還有非辦不可的事情，否則還是離開該島為好。24
軍方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4 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東南亞的戰略形勢提出看法，其中對中國在美國的亞洲戰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強了，鼓吹美國應採取“果斷的”、“持續的”措施以“減少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壓力”，並且認為，“有證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有所振興並增強了效能”。25
在國防部裏，從4 月至6 月韓戰爆發前夕，不斷有人提出各種意見書，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主張推翻杜魯門1 月5 日聲明的政策，盡一切力量“保住”台灣。理由是情況有了新的變化，“蘇聯已經安全接管了共產黨中國”。建議書提出：美國的短期目標是盡量維持台灣的抵抗力量，最好超過18個月，以爭取時間加強菲律賓和印尼的防務；長期目標是“永久”不讓共產黨得到台灣，為此要採取有深遠意義的步驟，把一個“非共產黨統治的台灣”與它的“非共產黨鄰國”聯合起來，最後形成一個“非蘇維埃的中國”。建議立即採取的步驟有：向台灣增派高、中級軍官，立即用“援華法案”的餘款為台灣購置艦隻和軍火，美國海軍作戰艦艇公開訪問台灣，國務院應發表聲明，解釋美國政策轉變的原因，並增加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實現長期目標的措施包括：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組織軍事調查團調查台灣的防務需要，設法讓蔣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後繼者並給以充分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使日本、菲律賓或者加上越南與這個“台灣民主政府”締結安全條約，訓練反共遊擊隊並派入中國大陸等等。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