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裏有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他好像邊走邊思慮著什麽。他留著小分頭，雙頰緋紅，充滿青春的朝氣。看來最多不過十七八歲。他的眼神裏流露著單純、熱誠和大膽，還有一點兒難以掩飾的幼稚。正像臨近麥熟時節的杏子，黃了一半，還青著一半。從他的穿著看，家庭裏是不會寬裕的。他穿的白襯衣和西式褲子雖說都近於城市打扮，細看卻是家做的，腳下一雙家做的布鞋也比較破舊了。
盧溝橋事變過去了一個月，人們在惶惶不安中進入了八月。平津已經淪陷。聽說前幾天日軍在北平舉行了入城式。現在正沿著平漢路和津浦路繼續南犯。今天早晨的廣播又說，日軍在上海登陸，淞滬方麵也發生了戰事。這個青年的心，也像全國人一樣，處在深深的震撼裏。他想起前年冬季一個風雪瀰漫的日子，他們為了響應北平學生的一二·九運動，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戰，舉行了遊行，他不是把嗓子都喊啞了嗎！現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已經開始了，他將何以來報效瀕臨危亡的祖國呢？何況他所在的d城，距離平津前線不過二三百公裏，可說是危在旦夕了。他將怎樣來迎接即將到來的一切呢？
在塵土飛揚的路上，他時而低頭沉思，時而抬頭望望城裏的那座古塔。他的名字叫周天虹，自小就生長在這座城市裏，這裏古老的城牆，古老的鍾鼓樓，古老的街巷，以及小河、水坑等大大小小的地方都留著他童年的足跡。他尤其心愛這座古塔。d城是座遠近聞名的古城，而古塔又是這座古城的標誌。他從小就聽老人說，d城是一隻船，古塔就是它的桅杆。還說塔下麵有口深井，深井通著大海，井裏的水是不能隨便動用的。一天，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到這井裏去打水，水隨著桶底越漲越高，剛把水桶提出來，大水就把城市淹沒了。於是後來就蓋上一個鐵蓋子，上麵又修了這座高塔。周天虹從小到鄉下姥姥家去，或者春天郊遊歸來，都要親呢地看看這座住滿燕子的古塔。隻要看見古塔也就離家不遠了。
可是今天這座美麗的古塔，在周天虹的眼裏，卻顯出憂傷的樣子，那塔頂上一群群飛來飛去的燕雀，似乎也在啁啾悲鳴。仿佛這一切不久就會傾倒在炮火中了。想到這裏，他覺得巍然屹立的古塔也像要搖晃起來。
三十年代的d城，是一個油燈與電燈共存、牛車與汽車並行的城市。在靠近平漢鐵路車站附近，已經有一條近代化的街道，商旅雲集，生意繁華，鄉下人稱之為“洋街”。他們每到城裏來，總要到“洋街”逛逛，尤其要到百貨店的哈哈鏡前嘻嘻哈哈笑上半天。而城裏卻依然是幽靜嫻雅的中古世紀的風味。街道兩邊都是高門大宅，青石鋪成了高高的門台，一個個翼然而立的門樓，仍顯出幾分往日的威嚴。門樓上多半懸著金字匾額，什麽“進士第”、“大夫第”、“德高望重”、“光生晝錦”、“文魁”、“武魁”等等。想當年也許是車馬盈門，而今除了一兩戶還像個樣子，差不多全都敗落了。這些大家族的後裔，分裂成無數的小市民、小商販、城市貧民、工人、打零工者，以及愁眉不展的失業者。他們仍舊麇集在往昔繁華過的宅第裏。周天虹的父親，是個一輩子也沒有考中秀才的可憐的讀書人，當過鐵路上的巡警，縣政府的書記，小旅店的記帳人，還有一段唉聲嘆氣的長期失業，最後貧病而死。不久，他那多病的母親也隨之去世。那時周天虹正在本縣的鄉村師範讀書，還沒有畢業，幸虧堂兄收留，兩家就合在一處。他的大哥機警能幹，當過好幾年吳佩孚的士兵，可是除留下一張手拿大砍刀英姿勃勃的照片外，一無所得。最後回到家裏賣土造汽水為生。他的二哥是本城紗廠的工人，因為資本家對工人過於苛刻，引得工潮迭起，資本家一怒之下，把所有的男工全都開除了。一律換上從鄉下招來的女工。從此二哥失業在家，隻好去拉人力車，掙些零錢度日。他們就是這樣度著艱難的生活。
周天虹回到家裏，家裏人陸陸續續全回來了。回來最晚的是年邁的伯母。她今年已經六十開外，滿頭白髮，又是小腳，由二哥扶著，顫顫巍巍，走走停停，一回到家就躺下了。
“再響警報，我是說啥也不跑了！”她悲傷地說，“炸就炸死，這年頭兒早死了好。”
大嫂一邊做飯，一邊插嘴說：
“可也是，你說日本人打過來可怎麽辦？老的老，小的小，往哪兒跑？”停了一會兒，又說，“你們看，日本人能打過來嗎？”
“前麵中國隊伍不少。聽說保府以北還修了三道防線呢！”老實巴交的二哥說，“就是不知道頂得住不？”
“怎麽頂不住？二十九軍的大刀片厲害著呢！”大哥一向以見多識廣的口氣說。
天虹見哥哥們對真實情況並不了解，就說：
“下邊的軍官、士兵倒是挺堅決的，就是看上麵怎麽樣了。盧溝橋事變以後，老蔣還說‘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尚有一絲希望，決不放棄和平’。這傢夥還讓宋哲元到天津日軍司令部道歉，回來就下命令，拆除北平城的工事，打開城門，日本人不就進來了嗎！”
“你說的也是。”大哥說，“可是，不管怎麽說，咱中國是大國，小日本怎麽也成不了氣候。中國人要齊了心，一個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小日本淹死！”
盧溝橋事變過去了一個月，人們在惶惶不安中進入了八月。平津已經淪陷。聽說前幾天日軍在北平舉行了入城式。現在正沿著平漢路和津浦路繼續南犯。今天早晨的廣播又說，日軍在上海登陸，淞滬方麵也發生了戰事。這個青年的心，也像全國人一樣，處在深深的震撼裏。他想起前年冬季一個風雪瀰漫的日子，他們為了響應北平學生的一二·九運動，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戰，舉行了遊行，他不是把嗓子都喊啞了嗎！現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已經開始了，他將何以來報效瀕臨危亡的祖國呢？何況他所在的d城，距離平津前線不過二三百公裏，可說是危在旦夕了。他將怎樣來迎接即將到來的一切呢？
在塵土飛揚的路上，他時而低頭沉思，時而抬頭望望城裏的那座古塔。他的名字叫周天虹，自小就生長在這座城市裏，這裏古老的城牆，古老的鍾鼓樓，古老的街巷，以及小河、水坑等大大小小的地方都留著他童年的足跡。他尤其心愛這座古塔。d城是座遠近聞名的古城，而古塔又是這座古城的標誌。他從小就聽老人說，d城是一隻船，古塔就是它的桅杆。還說塔下麵有口深井，深井通著大海，井裏的水是不能隨便動用的。一天，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到這井裏去打水，水隨著桶底越漲越高，剛把水桶提出來，大水就把城市淹沒了。於是後來就蓋上一個鐵蓋子，上麵又修了這座高塔。周天虹從小到鄉下姥姥家去，或者春天郊遊歸來，都要親呢地看看這座住滿燕子的古塔。隻要看見古塔也就離家不遠了。
可是今天這座美麗的古塔，在周天虹的眼裏，卻顯出憂傷的樣子，那塔頂上一群群飛來飛去的燕雀，似乎也在啁啾悲鳴。仿佛這一切不久就會傾倒在炮火中了。想到這裏，他覺得巍然屹立的古塔也像要搖晃起來。
三十年代的d城，是一個油燈與電燈共存、牛車與汽車並行的城市。在靠近平漢鐵路車站附近，已經有一條近代化的街道，商旅雲集，生意繁華，鄉下人稱之為“洋街”。他們每到城裏來，總要到“洋街”逛逛，尤其要到百貨店的哈哈鏡前嘻嘻哈哈笑上半天。而城裏卻依然是幽靜嫻雅的中古世紀的風味。街道兩邊都是高門大宅，青石鋪成了高高的門台，一個個翼然而立的門樓，仍顯出幾分往日的威嚴。門樓上多半懸著金字匾額，什麽“進士第”、“大夫第”、“德高望重”、“光生晝錦”、“文魁”、“武魁”等等。想當年也許是車馬盈門，而今除了一兩戶還像個樣子，差不多全都敗落了。這些大家族的後裔，分裂成無數的小市民、小商販、城市貧民、工人、打零工者，以及愁眉不展的失業者。他們仍舊麇集在往昔繁華過的宅第裏。周天虹的父親，是個一輩子也沒有考中秀才的可憐的讀書人，當過鐵路上的巡警，縣政府的書記，小旅店的記帳人，還有一段唉聲嘆氣的長期失業，最後貧病而死。不久，他那多病的母親也隨之去世。那時周天虹正在本縣的鄉村師範讀書，還沒有畢業，幸虧堂兄收留，兩家就合在一處。他的大哥機警能幹，當過好幾年吳佩孚的士兵，可是除留下一張手拿大砍刀英姿勃勃的照片外，一無所得。最後回到家裏賣土造汽水為生。他的二哥是本城紗廠的工人，因為資本家對工人過於苛刻，引得工潮迭起，資本家一怒之下，把所有的男工全都開除了。一律換上從鄉下招來的女工。從此二哥失業在家，隻好去拉人力車，掙些零錢度日。他們就是這樣度著艱難的生活。
周天虹回到家裏，家裏人陸陸續續全回來了。回來最晚的是年邁的伯母。她今年已經六十開外，滿頭白髮，又是小腳，由二哥扶著，顫顫巍巍，走走停停，一回到家就躺下了。
“再響警報，我是說啥也不跑了！”她悲傷地說，“炸就炸死，這年頭兒早死了好。”
大嫂一邊做飯，一邊插嘴說：
“可也是，你說日本人打過來可怎麽辦？老的老，小的小，往哪兒跑？”停了一會兒，又說，“你們看，日本人能打過來嗎？”
“前麵中國隊伍不少。聽說保府以北還修了三道防線呢！”老實巴交的二哥說，“就是不知道頂得住不？”
“怎麽頂不住？二十九軍的大刀片厲害著呢！”大哥一向以見多識廣的口氣說。
天虹見哥哥們對真實情況並不了解，就說：
“下邊的軍官、士兵倒是挺堅決的，就是看上麵怎麽樣了。盧溝橋事變以後，老蔣還說‘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尚有一絲希望，決不放棄和平’。這傢夥還讓宋哲元到天津日軍司令部道歉，回來就下命令，拆除北平城的工事，打開城門，日本人不就進來了嗎！”
“你說的也是。”大哥說，“可是，不管怎麽說，咱中國是大國，小日本怎麽也成不了氣候。中國人要齊了心，一個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小日本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