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戰爭中當過護士。我還記得我處理的第一個德軍傷員。他開始生壞疽病，我們把他一條腿截了去。他就在我管的病房裏。
“有天晚上，別人對我說：
“‘卡佳，快去看看你那個德國人吧。’
“我趕緊跑到病房。我想，也許是又出血了，也許是別的什麽事吧。我進去一看，他醒著，躺在那兒，也不發燒，啥事都沒有。
“他盯著我，看啊看，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槍來：
“‘納……’
“他說的是德語，我已經學不上來了，可我聽得懂。中學裏教的那點德語也夠用了。
“‘納……’他說，‘我過去想殺你們，現在你們殺我吧。’“好象他的命還是保住了。戰爭快結束時，我們的野戰醫院已成了德國傷兵醫院，德軍傷號非常之多。我永遠忘不了，他們的輕傷員怎樣把死者從五樓上踢下來。他們拽著死人的腿拖到樓梯口，沿著階梯往下踢。要知道，這就是曾和他們朝夕相處的病友，也和他們一樣，是德國人啊。可是你看看吧，他們怎樣把同伴拖到樓梯口，又怎樣粗暴地用腳踢下去。這使我們心驚肉跳，雖然死者是我們的敵人……”
當時戰爭還在進行，我們的衛生員卻從戰場上背下這些德軍士兵和軍官，我們的軍醫給他們在醫院裏治傷。有誰記載或收集了這方麵的證明材料?還有，四五年那會兒圍著我們士兵的行軍灶吃飯的德國孩子們，他們記住了些什麽?他們會記得蘇聯士兵送給他們的糖塊嗎?他們會知道，正是他們的父兄燒毀了蘇聯士兵的家園、殺死了蘇聯士兵的孩子，淩辱了蘇聯士兵的妻子嗎?如果說，獲得者已不記得或不願記得的話，那麽付予者卻牢牢地記得——無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對方，他們都不會忘記。
在衛生指導員索菲亞·阿達莫夫娜·孔采維契的回憶錄裏寫道：
“祖國解放後，我們打出了國界。我簡直認不出我們的戰士了，他們完全成了另外一種人：個個都笑嗬嗬的，穿著幹淨的襯衫，還不知打哪兒弄來了許多花兒。我再也沒見到過那樣幸福的人。我原來想，等我們打到德國，我絕不饒恕那裏的任何人。胸中鬱積著多少仇恨！如果一個人殺了我的孩子，我幹嗎要可憐他的孩子?如果他絞死了我的母親，我幹嗎要可憐他的母親?如果他燒了我的家園，我幹嗎不能燒他的房屋？為什麽不能?我真想見見他們的妻子，和生養了他們這群兒子的母親。她們敢正視我們的眼睛嗎?
“我踏上德國土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們豎在大路旁的標語牌：‘這就是它——法西斯德國！’往事一下子湧上我心頭，我想：我會幹出什麽事呢?我們的戰士們會幹出什麽事呢?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往事……部隊開進了一個小鎮，那裏流落著很多孩子，都是些飢餓的、不幸的孩子。我呢，盡管發過誓要仇恨他們所有的人，可我還是從戰士們手裏搜走了他們所有的食物，連一塊糖都不放過，然後統統給了德國孩子。當然，我什麽都沒忘記，我還記得所有的不幸。可是要我平心靜氣地望著孩子們飢餓的眼睛，這個我做不到。
“大清早，已經有一隊隊德國孩子站在我們行軍灶旁。我們按次序發給他們食物。每個孩子的肩上都背著一個裝麵包的袋子，腰上拴著一個盛菜湯的小鐵桶一一沒有菜湯，也有豌豆粥。我們對老百姓無法仇恨。我跟您說，我們不僅給孩子們吃的，甚至還撫摸他們……”
撫摸，這女性特有的動作，此時象電流一樣強烈地刺激著我的心房。撫摸，它跟給點吃食就截然不同了：撫摸，是愛憐的表示。她們在那時還有精力去憐憫別人！
維拉·帕甫洛夫娜·鮑羅金娜（下士，報務員）回憶道：
“敵人恐嚇德國老百姓，說我們是吃人的野獸。於是德國老百姓投河的投河，割動脈的割動脈。全家全家地去尋死。我們隻好看住他們……有一次我們走進一幢房子，裏麵空空蕩蕩，我們在閣樓上發現了房主人——母親和女兒。她們已上吊自殺，因為有人告訴她們，俄國人一到，就要開始強姦、搶劫、殺人，或把她們流放到西伯利亞，關進集中營……
“突然間，他們發現一切都是沒有的事！他們都知道，史達林格勒成了什麽模樣，整個俄羅斯成了什麽模樣，他們在電影上看到過這一切。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以為這些現在要在德國土地上重演。然而，我們並沒有報復，這使他們大惑不解。
“還有一回，我們走進一幢房子，想燒點茶喝。屋內空寂冷落，主人拋下家產望風而逃了。我們隻好自己動手找杯子。我們找到了一套細瓷茶具，發現上麵有我們國家的圖案——非常親切的麥穗……我們一字一句讀著上麵印著的小字：蘇聯，奧德薩市出品。結果我們興奮得連茶也忘了喝……”
阿納斯塔西亞·瓦西裏耶夫娜·沃羅帕葉娃(上等兵，探照燈手)說：
“人人都目睹了德國人在我們土地上的罪惡行徑，所以我們很想看看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真的，他們的妻子、母親、孩子們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都想些什麽?經過了這場戰爭，我們真想看看他們……
“有天晚上，別人對我說：
“‘卡佳，快去看看你那個德國人吧。’
“我趕緊跑到病房。我想，也許是又出血了，也許是別的什麽事吧。我進去一看，他醒著，躺在那兒，也不發燒，啥事都沒有。
“他盯著我，看啊看，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槍來：
“‘納……’
“他說的是德語，我已經學不上來了，可我聽得懂。中學裏教的那點德語也夠用了。
“‘納……’他說，‘我過去想殺你們，現在你們殺我吧。’“好象他的命還是保住了。戰爭快結束時，我們的野戰醫院已成了德國傷兵醫院，德軍傷號非常之多。我永遠忘不了，他們的輕傷員怎樣把死者從五樓上踢下來。他們拽著死人的腿拖到樓梯口，沿著階梯往下踢。要知道，這就是曾和他們朝夕相處的病友，也和他們一樣，是德國人啊。可是你看看吧，他們怎樣把同伴拖到樓梯口，又怎樣粗暴地用腳踢下去。這使我們心驚肉跳，雖然死者是我們的敵人……”
當時戰爭還在進行，我們的衛生員卻從戰場上背下這些德軍士兵和軍官，我們的軍醫給他們在醫院裏治傷。有誰記載或收集了這方麵的證明材料?還有，四五年那會兒圍著我們士兵的行軍灶吃飯的德國孩子們，他們記住了些什麽?他們會記得蘇聯士兵送給他們的糖塊嗎?他們會知道，正是他們的父兄燒毀了蘇聯士兵的家園、殺死了蘇聯士兵的孩子，淩辱了蘇聯士兵的妻子嗎?如果說，獲得者已不記得或不願記得的話，那麽付予者卻牢牢地記得——無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對方，他們都不會忘記。
在衛生指導員索菲亞·阿達莫夫娜·孔采維契的回憶錄裏寫道：
“祖國解放後，我們打出了國界。我簡直認不出我們的戰士了，他們完全成了另外一種人：個個都笑嗬嗬的，穿著幹淨的襯衫，還不知打哪兒弄來了許多花兒。我再也沒見到過那樣幸福的人。我原來想，等我們打到德國，我絕不饒恕那裏的任何人。胸中鬱積著多少仇恨！如果一個人殺了我的孩子，我幹嗎要可憐他的孩子?如果他絞死了我的母親，我幹嗎要可憐他的母親?如果他燒了我的家園，我幹嗎不能燒他的房屋？為什麽不能?我真想見見他們的妻子，和生養了他們這群兒子的母親。她們敢正視我們的眼睛嗎?
“我踏上德國土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們豎在大路旁的標語牌：‘這就是它——法西斯德國！’往事一下子湧上我心頭，我想：我會幹出什麽事呢?我們的戰士們會幹出什麽事呢?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往事……部隊開進了一個小鎮，那裏流落著很多孩子，都是些飢餓的、不幸的孩子。我呢，盡管發過誓要仇恨他們所有的人，可我還是從戰士們手裏搜走了他們所有的食物，連一塊糖都不放過，然後統統給了德國孩子。當然，我什麽都沒忘記，我還記得所有的不幸。可是要我平心靜氣地望著孩子們飢餓的眼睛，這個我做不到。
“大清早，已經有一隊隊德國孩子站在我們行軍灶旁。我們按次序發給他們食物。每個孩子的肩上都背著一個裝麵包的袋子，腰上拴著一個盛菜湯的小鐵桶一一沒有菜湯，也有豌豆粥。我們對老百姓無法仇恨。我跟您說，我們不僅給孩子們吃的，甚至還撫摸他們……”
撫摸，這女性特有的動作，此時象電流一樣強烈地刺激著我的心房。撫摸，它跟給點吃食就截然不同了：撫摸，是愛憐的表示。她們在那時還有精力去憐憫別人！
維拉·帕甫洛夫娜·鮑羅金娜（下士，報務員）回憶道：
“敵人恐嚇德國老百姓，說我們是吃人的野獸。於是德國老百姓投河的投河，割動脈的割動脈。全家全家地去尋死。我們隻好看住他們……有一次我們走進一幢房子，裏麵空空蕩蕩，我們在閣樓上發現了房主人——母親和女兒。她們已上吊自殺，因為有人告訴她們，俄國人一到，就要開始強姦、搶劫、殺人，或把她們流放到西伯利亞，關進集中營……
“突然間，他們發現一切都是沒有的事！他們都知道，史達林格勒成了什麽模樣，整個俄羅斯成了什麽模樣，他們在電影上看到過這一切。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以為這些現在要在德國土地上重演。然而，我們並沒有報復，這使他們大惑不解。
“還有一回，我們走進一幢房子，想燒點茶喝。屋內空寂冷落，主人拋下家產望風而逃了。我們隻好自己動手找杯子。我們找到了一套細瓷茶具，發現上麵有我們國家的圖案——非常親切的麥穗……我們一字一句讀著上麵印著的小字：蘇聯，奧德薩市出品。結果我們興奮得連茶也忘了喝……”
阿納斯塔西亞·瓦西裏耶夫娜·沃羅帕葉娃(上等兵，探照燈手)說：
“人人都目睹了德國人在我們土地上的罪惡行徑，所以我們很想看看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真的，他們的妻子、母親、孩子們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都想些什麽?經過了這場戰爭，我們真想看看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