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麵孔，沒有白麵孔……’“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們全是年輕小夥子，麵孔曬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從戰場上回來時已成了殘廢，而且不再是一個年輕人，變成了老頭。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兒子已經認定，父親是白麵孔，美男子，可是回來的卻是個老頭，一個病人。兒子好長時間不承認他是父親。我隻好想法讓他們父子倆彼此親近起來。
“丈夫下班回家經常很晚，我就問他：
“‘你怎麽回來這麽晚?季瑪急壞了：我的好爸爸到哪兒去了?’“他打了六年仗(還參加過對日戰爭)，是跟兒子生疏了。
“每次我給兒子買了東西，總要對他說：‘這是爸爸給你買的，他惦記著你……’“後來他們有交情了。當父親的有很多故事要講給兒子聽……”
把父親還給兒子，再把兒子還給父親——為能做到這一點，一個女人耗費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慮怎 樣安排戰後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忘記戰爭。她自己先得做到這一點，以女人的基本天性來說，她是創建和締造生活的。
“我看到了那麽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線時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個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索菲亞·伊萬諾夫娜·舍列維拉(近衛軍下士，報務員)說。
瑪利亞·亞歷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是我國第一位火車女司機，一位風靡一時的女性。她說：
“我從一九二九年起就當火車副司機。當時在蘇聯各地沒有一個女司機。機務段領導很不理解：‘一個姑娘家， 一定要幹男人的活兒，圖什麽呀?’而我就想當火車司機，一心一意想當火車司機。
“三一年，我成了咱們國家第一個女司機，那時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寫了好多文章，號召男女平等，要婦女掌握男子的職業。當我開火車時，每到一個車站，許多人就圍上來：‘姑娘家開火車了。’“……我們那輛火車頭時常放氣，就是說要檢修。後來我和丈夫輪流開車，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孩子。我們做了這樣的安排，如果他出車，我就帶孩子，要是我出車，他就得呆在家裏。這一天，正好丈夫回家來，該我去出車。早晨我醒來，聽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聲鼎沸。我打開收音機一聽：‘戰爭爆發了！’我趕忙叫醒丈夫：
“‘廖尼亞，快起來！戰爭……快起來，戰爭！’“他跑到機務段去，回來時淚流滿麵：
“‘戰爭！戰爭！你知道戰爭是怎麽回事嗎?’“怎麽辦?把孩子送到哪兒去呢?
“我和孩子撤到了後方，撤到了烏裏揚諾夫斯克。我們分到兩間一套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沒有那樣的住宅。兒子也上了幼兒園。—切安適，人們對我都非常好。還用說嗎，我是女火車司機，又是全國第一個……可是我在那兒沒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這怎麽行，人人都在保衛祖國，而我卻蹲在家裏!
“我丈夫回家來，問我：
“‘怎麽，瑪露霞，你還打算呆在後方嗎?’
“‘不，’我說，‘我們一起走吧。’
“當時，上麵組織了一支為前線服務的特別預備縱隊。我和丈夫都申請加入了這支隊伍。丈夫是司機，我也是司機。一連四年，我們都住在悶罐子車裏，兒子也和我們在一起。他在我身邊度過了整個戰爭，甚至連貓也沒見過。有一次他在基輔弄到一隻小貓，我們的機車正好遭到猛烈轟炸。五架飛機向我們襲擊，可是他卻還抱著那隻小貓：‘基薩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興，我在這裏誰都看不到。好吧，和我坐在一起吧，讓我親親你。’真是個孩子，隻有孩子才這麽天真……
“我把多少列火車開上了前線?您可以算算：火車頭一晝夜就能開個來回，每年平均出三百六十五趟車，那麽四年是多少?您算算吧——近一千五百列火車哪。斯沃博達上校（盧德維克·斯沃博達(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領導人，曾任共和國總統兼武裝力量最高統帥(1968—1975)。——譯者注）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就是我和丈夫送上前線的。我們常常遭到轟炸和機槍掃射，敵人專打機車頭，他們的首要目的，是打死司機，毀掉機車頭。飛機進行低空俯衝，向機車和悶罐子車廂掃射，而我的兒子就呆在車廂裏。每次敵機轟炸掃射，我最擔心的就是兒子。沒法子，我隻好把他從車廂轉到機車裏，放在身邊。我緊緊抱著他，貼在心口：‘讓同一塊彈片把我們娘兒倆都打死好了。’難道想死就死得了嗎?您瞧，我們偏偏活下來了……
“兒子現在是醫生，而且是主任醫生。我為他吃了好多苦。我們從前線回來時，他已十歲了，可隻能進一年級。我還擔心他精神會不正常，因為我們多次受到可怕的轟炸。他後來長成了一個漂亮的小夥子，現在我已經有了兒媳，三個孫子。
“火車頭，是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現在還想開火車呢，可是人們不讓我開了，我老了……(她笑起來)。
“我丈夫從戰場上回來時已成了殘廢，而且不再是一個年輕人，變成了老頭。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兒子已經認定，父親是白麵孔，美男子，可是回來的卻是個老頭，一個病人。兒子好長時間不承認他是父親。我隻好想法讓他們父子倆彼此親近起來。
“丈夫下班回家經常很晚，我就問他：
“‘你怎麽回來這麽晚?季瑪急壞了：我的好爸爸到哪兒去了?’“他打了六年仗(還參加過對日戰爭)，是跟兒子生疏了。
“每次我給兒子買了東西，總要對他說：‘這是爸爸給你買的，他惦記著你……’“後來他們有交情了。當父親的有很多故事要講給兒子聽……”
把父親還給兒子，再把兒子還給父親——為能做到這一點，一個女人耗費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慮怎 樣安排戰後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忘記戰爭。她自己先得做到這一點，以女人的基本天性來說，她是創建和締造生活的。
“我看到了那麽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線時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個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索菲亞·伊萬諾夫娜·舍列維拉(近衛軍下士，報務員)說。
瑪利亞·亞歷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是我國第一位火車女司機，一位風靡一時的女性。她說：
“我從一九二九年起就當火車副司機。當時在蘇聯各地沒有一個女司機。機務段領導很不理解：‘一個姑娘家， 一定要幹男人的活兒，圖什麽呀?’而我就想當火車司機，一心一意想當火車司機。
“三一年，我成了咱們國家第一個女司機，那時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寫了好多文章，號召男女平等，要婦女掌握男子的職業。當我開火車時，每到一個車站，許多人就圍上來：‘姑娘家開火車了。’“……我們那輛火車頭時常放氣，就是說要檢修。後來我和丈夫輪流開車，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孩子。我們做了這樣的安排，如果他出車，我就帶孩子，要是我出車，他就得呆在家裏。這一天，正好丈夫回家來，該我去出車。早晨我醒來，聽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聲鼎沸。我打開收音機一聽：‘戰爭爆發了！’我趕忙叫醒丈夫：
“‘廖尼亞，快起來！戰爭……快起來，戰爭！’“他跑到機務段去，回來時淚流滿麵：
“‘戰爭！戰爭！你知道戰爭是怎麽回事嗎?’“怎麽辦?把孩子送到哪兒去呢?
“我和孩子撤到了後方，撤到了烏裏揚諾夫斯克。我們分到兩間一套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沒有那樣的住宅。兒子也上了幼兒園。—切安適，人們對我都非常好。還用說嗎，我是女火車司機，又是全國第一個……可是我在那兒沒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這怎麽行，人人都在保衛祖國，而我卻蹲在家裏!
“我丈夫回家來，問我：
“‘怎麽，瑪露霞，你還打算呆在後方嗎?’
“‘不，’我說，‘我們一起走吧。’
“當時，上麵組織了一支為前線服務的特別預備縱隊。我和丈夫都申請加入了這支隊伍。丈夫是司機，我也是司機。一連四年，我們都住在悶罐子車裏，兒子也和我們在一起。他在我身邊度過了整個戰爭，甚至連貓也沒見過。有一次他在基輔弄到一隻小貓，我們的機車正好遭到猛烈轟炸。五架飛機向我們襲擊，可是他卻還抱著那隻小貓：‘基薩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興，我在這裏誰都看不到。好吧，和我坐在一起吧，讓我親親你。’真是個孩子，隻有孩子才這麽天真……
“我把多少列火車開上了前線?您可以算算：火車頭一晝夜就能開個來回，每年平均出三百六十五趟車，那麽四年是多少?您算算吧——近一千五百列火車哪。斯沃博達上校（盧德維克·斯沃博達(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領導人，曾任共和國總統兼武裝力量最高統帥(1968—1975)。——譯者注）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就是我和丈夫送上前線的。我們常常遭到轟炸和機槍掃射，敵人專打機車頭，他們的首要目的，是打死司機，毀掉機車頭。飛機進行低空俯衝，向機車和悶罐子車廂掃射，而我的兒子就呆在車廂裏。每次敵機轟炸掃射，我最擔心的就是兒子。沒法子，我隻好把他從車廂轉到機車裏，放在身邊。我緊緊抱著他，貼在心口：‘讓同一塊彈片把我們娘兒倆都打死好了。’難道想死就死得了嗎?您瞧，我們偏偏活下來了……
“兒子現在是醫生，而且是主任醫生。我為他吃了好多苦。我們從前線回來時，他已十歲了，可隻能進一年級。我還擔心他精神會不正常，因為我們多次受到可怕的轟炸。他後來長成了一個漂亮的小夥子，現在我已經有了兒媳，三個孫子。
“火車頭，是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現在還想開火車呢，可是人們不讓我開了，我老了……(她笑起來)。